摸底测试，插班高二，比黄向东预想中顺利。
但真正的仗，还没开始打。
接下来半年，他该怎么走？
前世他没参加过高考，对大学的所有认知都是道听途说。
重生回来，他把八十年代初的升学规则翻来覆去琢磨透了，结论很明确：
这条路，和后世完全不是一回事。
第一，1981年没有一本、二本、三本之说。
全国只划四个层级：本科、专科、中专、技校。
本科和专科都上大学，区别在学制和培养方向。
本科四年、专科两年到三年。
但在这个年代，对大多数普通家庭的孩子来说，上大学就是改变命运。
1981年全国高考录取率不到百分之十，能考上任何一层，都意味着全家的命运要翻篇。
第二，中专的含金量，后世的人根本想象不到。
后世人眼里考不上高中才去读的中专，在八十年代初是另外一副面孔——全包分配、直接带体制编制。
考上一个好中专，等于捧上了铁饭碗，不比上大专差，甚至在某些赛道里，比本科还管用。
为什么？因为第三条。
第三，公安、税务、工商、司法、农行、交通等等，这些后世千军万马过独木桥的公职岗位，八十年代根本不面向社会统考。
全部依托本系统直属的中专院校定向培养、定向分配。
考上公安系统的中专，毕业直接进公安局，穿警服，拿编制。
考上税务中专，毕业直接分到税务局。
农行、工商、司法，一个道理。
没有笔试面试层层筛选，没有本科起步的硬门槛，系统内部的中专学历，就是敲门砖。
这是后世年轻人没有的阶层跃迁捷径。
黄向东把这条线整理清楚了。
他的核心优势从来不是读书。
他没有天生的学霸基因，他考得好纯粹是因为心智成熟、逻辑碾压，再加大半年的刻苦努力。
真让他跟那些天赋型选手拼清北等顶尖名校，他没有那个本钱——时间不够，精力也不够。
但他有别人没有的东西：看得懂政策，踩得准风口。
收购四合院是第一步，私房菜是第二步，这些都是钱的事。
但赚钱，他需要一个干净的底色，一张能在社会上立得住的位置。
学历就是这个位置的基础。
本科也好，专科也好，系统中专也好，他必须拿下一个，彻底弥补前世无文凭的遗憾。
这半年，别人埋头苦读只求一个出路。
他不一样——他读书是为了弥补遗憾，布局时代。
黄向东回到家属区那排老平房前时，隔着老远就听见屋里的人声。
不是说话，是吵闹。
七八个大嗓门叠在一起，高的高低的低，像一锅沸水。
邻居家的窗户开着半扇，有人探头往外看。
厂区家属区一段时间没出过这种阵仗了。
黄向东走到院门口站了站。
门虚掩着，里头的声浪一波接一波。
他听出那个最粗最响的嗓子，是他大伯黄长海的声音，几十年了没变过，理直气壮。
黄向东推开门。满屋的人。
他家的外屋统十二三平米，此刻塞满了人。
大伯黄长海、大伯娘、大堂兄黄向阳两口子、二堂兄黄向军两口子，外加老幺黄向光。
最小的孙子辈没带来，只这些人已经把屋子填得满满当当，把门口堵得严严实实。
父亲黄长河缩在靠窗的屋角，半边身子被桌沿抵着，想往外挪都挪不动。
母亲赵秀枝站在他旁边，两只手绞在身前。
母亲看见黄向东推门进来，下意识说了一句：向东，你……
考完了，后天开学上高二。黄向东声音不大，家里来客了？
他说这话的时候，目光从屋里的每个人脸上扫过去。
大伯黄长海坐在桌子正位，脸膛黑红，是常年晒日头的颜色。
大伯娘坐在他左手，手里攥着一把瓜子，壳扔得桌上地上都是。
大堂兄和二堂兄各自带着媳妇，歪在炕沿边上，老幺黄向光十六七岁，蹲在门槛边低着头。
一屋子人刚才还吵得不可开交，黄向东推门进来那一刻，安静了两三秒。
然后大伯清了清嗓子，敲了敲桌面：向东回来了正好。跟你爸一块坐下，把话说清楚。
黄向东没坐。他拉亮电灯。
正月里天黑得早，屋里人多，窗户透进来的光不够用。
他靠在柜子边上，两手抄回兜里：大伯你说，我听着。
大伯看了他一眼，重新把脸转向黄长河，嗓门又拔高了几分：
长河，我今天不是来跟你闹的，但你得把话给我说明白。当年那个顶职名额，是不是我的？
黄长河的嘴动了动，声音低得几乎听不见：哥，那年是……
是还是不是！
黄长河闭了嘴。
黄向东看得清清楚楚，父亲的肩膀往下塌了一截，一个字都说不出来。
母亲赵秀枝在旁边攥紧了衣角，想替他答，被大伯娘一嗓子堵了回去：
弟妹你别插嘴，老黄家的事，咱们外姓人别掺和。
黄向东靠在柜子上，静静地看着。
大伯那张黑红的脸膛在白炽灯下泛着油光，汗从鬓角往下淌。
此刻他满嘴都是当年名额让给弟弟黄长河的亏欠论，翻来覆去那几句话，情绪越说越激动。
可黄向东知道真相。
1961年三年自然灾害时期，钢厂招工，名额分到村里，但那年头工人粮食定量低、副食品供应全凭票，农村再穷也有自留地种菜养鸡，工人反而吃不饱。
招工名额没人愿意去，村长挨家挨户做工作，最后派到了哥哥黄长海头上。
是他自己嫌工人工资低、嫌吃不饱，死活不去，名额才顺延给了弟弟的黄长河。
不是，是。
但两年过去，城乡境遇彻底翻了个。
工人成了铁饭碗，农村还在土里刨食。
大伯上了年纪，记忆自动修剪：
只记得名额是我的，只记得我让给你了，只记得弟弟欠我的。
当年自己死活不去的记忆，被他忘得一干二净。
可这个怨念，不是今天才有的。
黄向东从前世零零碎碎的记忆里拼得出来——大伯心里那口气憋了很久了。
弟弟进城当了工人，吃商品粮，拿工资，养老有保障，而他在地里刨了一辈子，三个儿子都在家务农，日子紧巴巴的。
往年只是逢年过节来打打秋风，拿点东西走，面子上还能过得去，但今年不一样了。
这段时间出了两件事。
第一件，二舅家的表哥拿到了国营厂的名额，就等五月下文。
这件事要怨二舅妈嘴快，在村里显摆了几句。
这话传到邻村，传到黄家湾，村里人都说黄长河把老婆家的外甥塞进了钢厂，却不管自己的本家子侄。
第二件，二舅带了人进城，在什么老城四合院里干了好些天了，工钱听说挣了不少。
村里人又说：黄长河媳妇家人在城里挣钱，本家反倒靠边站。
两件事叠在一起，把大伯气得火冒三丈。
在大伯宗族旧思维里，本家宗族大于外姓亲戚。
弟弟家帮外姓不帮本家，往小了说是偏心，往大了说是忘本、是不孝、是不顾哥哥恩情。
他越琢磨越觉得自己有理，越琢磨越咽不下这口气。。
大伯娘在旁边煽风点火，三个儿子本就穷得眼红，全家一合计：
进城找黄长河讨公道、要说法、要好处。
于是就有了今天这一屋子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