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国用了二百年才成为世界第一海军强国。美国用了一百年才成为世界第一工业强国。南洋只用了二十五年。”
“这不是奇迹。这是有计划的、有组织的、有目的的国家建设。”
“我在坤甸的街头和工人聊过。一个修体育场的工人告诉我，他每月的工资能养活一家五口，还能供孩子上学。
一个炼油厂的工程师告诉我，他的孩子从小学到大学全部免费。一个橡胶园的农民告诉我，他种的橡胶政府按保护价收购，不用担心价格波动。”
“南洋人把国家当企业来经营。他们算投入，算产出，算成本，算利润。
他们用德国的技术，用美国的设备，用中国的劳力，用南洋的资源，生产出比欧洲更便宜、比美国更好的产品。”
“现在，这个国家站在世界面前，说：‘我是南洋共和国。我是世界前三。’”
“英国、法国、美国、日本，都必须认真对待这个声音。”
“当然，南洋共和国也有弱点。他们的工业起步晚，基础还不够厚。他们的高端技术依赖进口，一旦供应链被切断，生产就会停滞。
他们的人口还不够多，无法支撑全球规模的军事扩张。他们和苏联的关系紧张，和日本有历史恩怨，和英国有殖民地争端。”
“但这些问题，不是今天要讨论的。今天要讨论的是：南洋共和国已经来了。它不是未来的威胁，它是现在的现实。”
“英国必须重新评估它的全球战略。法国必须重新评估它的殖民地安全。美国必须重新评估它的太平洋利益。日本必须重新评估它的亚洲野心。”
“我不是说南洋共和国是敌人。我是说，南洋共和国是一个必须认真对待的国家。
无论你喜欢不喜欢，它就在那里。一百多万陆军，八十万吨海军，五百多架飞机。它的军队能打仗。它的工业能生产。它的外交能周旋。”
“在南洋的五十天里，我经常听到一个词：‘自己’。南洋人常说‘我们自己造的’‘我们自己种的’‘我们自己建的’。
这个词听起来简单，但背后是一种强烈的自主意识。他们不想依赖任何人。他们只想靠自己。”
“这种自主意识，让南洋人在二十五年里取得了别国五十年甚至一百年的成就。但也正是这种自主意识，让南洋人在国际舞台上显得格格不入。”
“他们不加入任何军事联盟，不承认任何宗主国，不接受任何不平等条约。他们和所有国家做生意，但不愿意被任何国家控制。
他们声称自己的立场是‘中立’，但他们的中立是有立场的。他们支持弱者，反对强者。他们同情被压迫者，警惕压迫者。”
“这种中立，让英国感到不安。因为南洋的中立，实际上是对现有国际秩序的一种挑战。”
“一个立国仅二十五年的亚洲国家，公然宣称‘我是世界前三’，并且用军舰和坦克来证明这一点。这在过去是不可想象的。但现在，它是事实。”
“英国怎么办？美国怎么办？法国怎么办？日本怎么办？”
“我在坤甸的最后一晚，和一位南洋外交官吃饭。我问他：‘南洋的下一个目标是什么？’
他想了想，说：‘让每一个南洋人都过上好日子。’我说：‘那对外呢？’
他说：‘我们不惹事，但也不怕事。谁对我们好，我们就对谁好。谁对我们不好，我们也不会忍着。’”
“这就是南洋的外交原则。简单，直接，不含糊。”
“英国人不习惯这种风格。法国人不习惯。日本人更不习惯。但南洋人不在乎。他们只在乎一件事：自己的国家，自己的利益，自己的未来。”
“我在坤甸的五十天里，看到了一个国家的崛起。不是靠战争，不是靠殖民，不是靠掠夺，是靠建设，靠生产，靠教育，靠组织。”
“这五十天，让我明白了一件事：世界正在改变。不是未来的改变，是现在的改变。南洋共和国就是这个改变的标志。”
“英国《泰晤士报》特派记者爱德华·米勒，一九二零年九月八日，发自坤甸。”
道森把稿子放下，摘下眼镜，揉了揉眼睛。这篇报道，他准备在明天头版全文刊发。但他不确定这样做对不对。
他拿起电话，拨通了外交部新闻司的号码。
“我是道森。米勒的稿子我看了。明天头版发。但我需要你们给我一句话：政府怎么看？”
电话那头沉默了几秒，然后说：“道森先生，政府认为报道是客观的。但政府希望你在标题上加上一个问号。”
道森说：“标题本来就是问号。”
“那就好。发吧。”
同一天，巴黎。费加罗报总部。
总编辑安德烈·塔迪厄坐在办公桌前，面前摊着驻坤甸记者皮埃尔·勒克莱尔的稿件。
勒克莱尔是里昂纺织厂老板的弟弟，年初去坤甸参加世博会，后来留在那里报道奥运会和阅兵式。
稿件标题是《南洋共和国：法国的机会还是法国的威胁？》。
塔迪厄拿起稿件，开始阅读。
“本报特派记者皮埃尔·勒克莱尔发自坤甸——三年前，如果有人告诉我，一个亚洲国家会在法国之前举办奥运会，我会笑掉大牙。现在，我笑不出来了。”
“南洋共和国举办的这届奥运会，是奥运会历史上第一次在欧洲以外举办。也是奥运会历史上规模最大、组织最好、场馆最先进的一届。
我参加了开幕式、田径比赛、篮球比赛、足球决赛和闭幕式。每一个环节都堪称完美。”
“但真正让我震撼的，不是奥运会本身。而是奥运会背后的东西。”
“我参观了南洋的工业区。他们的炼油厂，一天处理的原油比法国全国一天的消耗量还多。
他们的钢铁厂，一年产的钢比法国最大的钢铁厂多一倍。
他们的汽车厂，一条生产线每月能造两千辆汽车。他们的机床厂，生产的精密机床比法国最好的机床还要精确。”
“我问一个南洋工程师：‘你们为什么能造得比我们好？’他说：‘因为我们用军工技术。’”
“军工技术。这个思路法国从来没有想过。法国的军工企业战后大多转产民用，但转产缓慢，效率低下。
南洋的军工企业战后也转产民用，但他们把军工的质量标准、精密工艺、管理模式直接用在民用生产上。
结果就是：南洋的电风扇比法国的好用，南洋的冰箱比法国的省电，南洋的汽车比法国的便宜。”
“这不是偶然。这是有组织、有计划的工业战略。”
“奥运会上，南洋运动员的表现同样出色。他们在田径、游泳、射击、足球等项目上拿到了二十多枚金牌。
他们的运动员大多来自普通家庭，但他们的训练条件比法国运动员好得多。
因为南洋政府把体育当作国家事业来办，建场馆、请教练、发补贴，一样不少。”
“但最让我震撼的，还是九月二日的阅兵式。”
“那天早上，我站在滨海大道旁的观礼台上。当南洋的超无畏级战列舰从雾中驶出来时，我听到旁边的法国海军武官杜邦中校低声说了一句：‘上帝。’”
“三座四联装十六英寸主炮。十二门。法国海军最先进的布列塔尼级只有十门十三点四英寸。我们的海军，连南洋的一半都不到。”
“阅兵式结束后，杜邦中校告诉我：‘法国海军现在已经不能在地中海以外单独行动了。如果南洋海军进入红海，我们的印度支那殖民地就完了。’”
“我问：‘那我们怎么办？’”
“杜邦中校说：‘和南洋合作。我们欠他们的债务，可以谈。我们的殖民地安全，需要他们的默认。我们和英国的关系，需要重新平衡。’”
“这就是法国面临的现实：南洋共和国已经成为世界前三强。法国不能对抗它，只能和它合作。”
“但合作不是投降。法国有自己的优势：我们有文化，有技术，有殖民地。南洋有资源，有市场，有工业。
我们可以和南洋做交易：法国的技术换南洋的资源，法国的文化换南洋的市场。”
“我在坤甸的五十天里，和南洋的外交官、商人、学者聊过很多次。他们不讨厌法国。
他们认为法国是欧洲最有文化的国家。他们喜欢法国的文学、艺术、哲学。他们愿意和法国合作。”
“但他们不喜欢法国的傲慢。他们不喜欢法国人用那种居高临下的态度和他们说话。他们不喜欢法国人把南洋当作‘落后的亚洲国家’。”
“所以，法国必须改变态度。平等对待南洋。尊重南洋。承认南洋是强国。这是合作的前提。”
“法国《费加罗报》特派记者皮埃尔·勒克莱尔，一九二零年九月九日，发自坤甸。”
塔迪厄把稿子放下，拿起电话。
“我是塔迪厄。勒克莱尔的稿子我看了。明天头版发。标题加一句话：‘法国必须改变态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