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小六问：“你们都是南洋大学的学生。你们觉得，东北如果办学，该怎么学？”
陈乔年说：“先办师范。没有老师，什么学校都办不起来。南洋师范大学，是南洋最大的大学之一，每年培养几千名教师。
东北可以先派一批人来南洋学师范，回去再教学生。”
张小六点了点头，把茶杯放在桌上。他看了看天上的太阳，已经偏西了。厂区的烟囱在夕阳下投出长长的影子，烟柱被染成橘红色，像是谁在天空画了一条线。
“你们说的，我记下了。”张小六说，“但东北的事，不是我说了算。我父亲有他的考虑，有他的难处。我回去以后，会把这些话跟他说。但他听不听，我不知道。”
蔡和森说：“张公子，你不用现在就决定什么。你只要记住，南洋的工业，不是靠买军舰买来的。
是靠千千万万的工人、农民、工程师，一点一点建起来的。
武力可以守住一时土地，真正救国，终究要看千千万万普通国人。”
张小六看着蔡和森。这个戴圆框眼镜的湖南学生，说话不急不慢，但每个字都像是钉子，钉在他脑子里。
他没有点头，也没有摇头。他只是端起茶杯，把剩下的凉茶一口喝完，然后站起来，拍了拍裤腿上的灰。
“走吧。天快黑了。”他说。
考察团重新上了客轮。回程的路上，张小六没有站在船舷边看风景。他坐在舱里，靠窗的位置，望着窗外黑沉沉的海面。蔡和森坐在他对面，也没有说话。
客轮在夜色中航行，发动机的轰鸣声像是某种低沉的鼓点。张小六忽然开口：“蔡同学，你将来毕业了，打算做什么？”
蔡和森说：“回中国。”
“回中国哪里？”
“哪里需要就去哪里。”
张小六看着他，沉默了一会儿，说：“你是个做事很认真的人，如果没地方去，和我回东北吧。”
“我只是一个普通人。”蔡和森说，“在南洋读了几年书，知道了一些事情。回去以后，能做多少做多少。至于去哪里，让我考虑考虑。”
张小六没有再问。他把头靠在舷窗上，闭上了眼睛。船身轻轻地晃着，海浪拍打着船舷，发出有节奏的声响。
他在心里翻来覆去地想着一句话：武力可以守住一时土地，真正救国，终究要看千千万万普通国人。
他想起奉天城外的农民，弯着腰在田里干活，背上的衣服补丁摞着补丁。想起兵工厂的工人。
从早到晚站在机床前，领的工钱只够买半袋子高粱米。
他以前觉得这些都是理所当然的。但现在，他忽然觉得，有些东西，可能不是他以前想的那样。
客轮在黑暗中航行，向着坤甸的方向驶去。船头的灯在夜色里一闪一闪，像是一只眼睛，在看着前方模糊的海岸线。
张小六没有睡着。他的脑子里乱糟糟的，像是有一团麻，怎么也理不清。但他知道，有些东西，已经变了。
至少，他以后再看那些穿旧布衫的穷学生，不会再觉得他们只是空谈救国的书生了。
船到坤甸的时候，已经是深夜了。码头上的灯把海面照得一片通明。张小六走下船，回头看了一眼那七个南洋大学的学生。
他们正在道别。向警予和赵世炎说了几句话，然后各自离开。蔡和森走在最后面，背着一个旧帆布包，步子不快，但很稳。
张小六没有上去打招呼。他转身，朝自己的车走去。随行护卫跟在后面，小声问：“少爷，这些人没说什么出格的话吧？”
张小六摇了摇头：“没有。都是些读书人的话。”
护卫没再问。车门关上，汽车发动，驶入了坤甸的夜色中。
张小六靠在车座上，闭着眼睛。他的脑子里还在想着今天下午在树荫下的那些话。他知道，这些话不能全信，也不能不信。他得自己想想。
想了一路，也没想出个所以然。但至少，他记住了那个湖南学生的名字。
……
一九一九年十月十七日，外贝加尔地区，乌兰乌德。
天还没亮透，乌兰乌德火车站的站台上就站满了人。风从色楞格河方向刮过来，带着西伯利亚深秋的干冷。
寒风吹得站台上的煤油灯左右摇晃。灯光扫过铁轨，把两条锃亮的钢轨照得像两柄伸进黑暗深处的长刀。
陈德贵站在站台最东头，裹着一件厚呢军大衣，领子竖起来，只露出一双眼睛。
他今年三十一岁，南洋共和国第一集团军第三师第七团第二营第五连连长，广东台山人。
十四岁那年跟着父亲下南洋，在坤甸码头上扛过包，后来投了军，打了十几年的仗。
从吕宋到爪哇，从苏门答腊到新几内亚，他跟着南洋陆军几乎打遍了整个南太平洋。
两年前调到远东驻防，就再没回过热带。西伯利亚的冬天，他到现在还没习惯。
“连长，抽根烟。”一班长从旁边凑过来，递了一根纸烟。
陈德贵接过来，就着一班长手里的火柴点着，吸了一口。烟是南洋产的“双龙”牌，味道冲，但够劲，能顶寒潮的侵袭。
他吐出一口白烟，看着烟在冷空气里凝成一团雾。
“几点了？”他问。
“凌晨四点四十。”一班长说，“按边境观察哨发来的电报，那列火车该到了。可到现在还没动静。”
陈德贵没有再说话。他把烟夹在指间，盯着东边铁轨延伸的方向。那边是黑沉沉的一片，连一盏信号灯都没有。
但侦察兵昨天夜里就传回消息，有一列火车从苏联方向开过来，绕过贝加尔湖，没有报备，没有车次号，车上也不开灯，就那么大大咧咧地往乌兰乌德闯。
这种事，这几个月陈德贵见多了。俄国那边打内战，红军白军杀来杀去，西伯利亚大铁路成了双方抢来抢去的命脉。
白俄的残兵败将、逃亡的贵族、投机倒把的商人、还有不知道该往哪跑的平民，全挤在这条铁路上。
有人往东走，有人往西走，车厢顶上坐满了人，车厢底下吊着人，连火车头的煤水车上都趴着人。
甚至车顶上很多人都被冻死了，但是依旧挡不住络绎不绝的逃难队伍。
但今天这列火车与往常不一样。侦察兵说，车厢是全封闭的，铁门上了锁，车窗被木板钉死。
车头上架着两挺马克沁重机枪，车厢里偶尔传出金属碰撞的声音。
最蹊跷的是，这列火车没有挂白军的旗帜，也没有挂红旗，车头上只涂了一行字，但是太远了，看不清写的是什么。
“连长，你说这车上装的是什么？”一班长问。
陈德贵把烟头扔在地上，用靴底碾灭。“不管装的是什么，到了我们的地盘，就得听我们的。
通知各排，检查武器，子弹上膛，迫击炮和反坦克炮准备好。但没我的命令，谁也不准开枪。”
“是。”
一班长跑步走了。站台上又安静下来，只剩下风的声音和远处色楞格河的水声。陈德贵摸了摸腰间的枪套，里面的南洋军官手枪压满了子弹，保险关着。
他又看了一眼东边的铁轨，那里依然一片漆黑。
四点五十七分，铁轨开始震颤。
起初只是轻微的抖动，像是有只巨手在远处敲了一下地面。
然后声音越来越大，从铁轨深处传上来，从脚底板传上来，像是有一头钢铁巨兽正从黑暗中爬出来。
站台上的南洋士兵们都竖起了耳朵。陈德贵举起望远镜，朝东边看去。
黑暗中，先是出现了一个亮点，那是火车头的车灯，像一颗黄白色的独眼，在夜色里一眨一眨地逼近。
然后他听到了汽笛声。那声音压得很低，像是有人在铁罐子里吹气，闷闷的，带着一股不服气的劲头。
火车头从黑暗中冲出来，车灯刺得陈德贵眯了一下眼。
他放下望远镜，扫了一眼整列火车。车头是俄式的，宽大笨重，烟囱里喷着火星和黑烟。
车头上果然架着两挺机枪，枪口朝前，但没有人站在枪位后面。
车头上涂着一行白漆字，歪歪扭扭的，陈德贵不懂俄文，只认得出那是西里尔字母。
车头后面挂着八节车厢。全是铁皮闷罐车，车门从外面锁着，窗户的位置被木板钉死了，缝隙里透出昏暗的灯光。车厢顶部堆着一些箱子，用帆布盖着。
车厢之间的连接处站着人，手里端着步枪，穿着杂乱的军服，有俄国的灰色大衣，也有不知从哪弄来的英国军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