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上来说，这件事现在还来得及。”刘志俊走回桌边，拿起铅笔在报告封面上重重画了一个圈，“战争还没结束，德国人还有一口气吊着。
我们要趁这口气还在，把最顶尖的那批人弄到手。钱、设备、实验室、家属，他们要什么给什么。”
罗大岩点了点头。他明白这件事的分量。
“我准备动用两路人马。”刘志俊说，“一路，是外交部驻柏林使馆和商务代表团，走官方渠道。
以技术合作、战后重建、购买专利和设备的名义，先把愿意走的人谈下来。
另一路，是你的军统局。走暗中渠道，接触那些被官方渠道谈不拢的人。明暗两条线，一起动。”
“我明白。”罗大岩说，“总长心里有人选了吗？”
刘志俊从抽屉里取出一张纸，递给罗大岩。纸上列着一长串德文名字，每个名字后面用红蓝铅笔标注着专业领域和单位。
“这是我从各种情报渠道汇总的名单。”刘志俊说，“航空工业，主要是雨果·容克、罗伯特·福克、阿道夫·罗尔巴赫。
船舶制造，弗里茨·鲁格、赫尔曼·布彻、布罗姆·福斯。化工和机械，弗朗茨·费舍尔。光学和仪表，卡尔·蔡司。”
“这上面很多人，并不在政府情报体系里。”罗大岩说。
“所以要用商会和科技界的关系。”刘志俊说，“我们在柏林有商务代表处，在汉堡、慕尼黑、亚琛都有商会网络。
这些人平时跟德国工业界有往来，比军统更熟悉门路。你负责把两条线拧成一股绳。我要人，也要他们的团队。”
罗大岩把名单收好，问：“如果有人不愿意走呢？”
刘志俊沉默了一下，说：“可以先接触，慢慢渗透。有些人是看着钱，有些人是看着事业，有些人是看着国家感情。
每个人不一样。我们要的是能用的人，不是绑来的囚徒。
尤其是那些真正的天才，强扭的瓜不甜。现在不肯走，可以等。等德国真的塌了，再请一次，就请得动了。”
“那就是说，现在要把路铺好。”罗大岩说。
“对。”刘志俊重新坐下，给自己倒了杯茶，“把路铺好，把灯点亮。等他们家里着火了，自然知道往哪儿跑。我们南洋，就是那扇开着的门。”
一九一八年四月十五日，柏林，南洋共和国驻德国大使馆。
柏林四月的天气反复无常。白天的太阳刚让人感觉到一点春意，傍晚的冷风就把人重新赶回大衣里。
使馆是一栋威廉大街附近的旧式建筑，前身是一个普鲁士贵族的私宅，如今门口换上了南洋共和国的双龙旗，红底金线，在风里轻轻飘动。
大使周民坐在二楼的办公室里，手里拿着一份刚从坤甸发来的密电。电文不长，只有几行，但每一行都重得像石头。
“驻德使馆与军统柏林站联合行动。目标名单如下。务于六月底前完成首轮全面接触。所需经费由总长府特拨，不计成本。周泽民、陈锦年、罗复负责具体执行。”
周民把电报反复看了三遍，然后按了按桌上的叫人铃。秘书推门进来。
“请陈锦年先生和陈汉昇站长过来。还有，今天起，所有与德国工业界的会面安排，直接报到我这里，不再经参赞转。”周泽民说。
半个小时后，陈锦年和陈汉昇先后进了办公室。陈锦年是商务代表处主任，四十出头，江浙人，在德国留学十二年，从哥廷根到柏林，一口德语说得比德国人还标准。
陈汉昇则是军统柏林站站长，名义上是使馆的文化参赞，实际控制着整个德国东部和波罗的海沿岸的情报网络。
“总长的电报，两位都看了吧。”周民把电报递过去。
陈锦年接过来，扫了一遍，点头说：“名单上的人，我认识几个。容克在德绍，福克在什未林，罗尔巴赫去年刚离开齐柏林，自己开了一家设计公司，在柏林西南面。”
“蔡司公司在耶拿，这个更熟。他们和我们早有贸易往来，实验室级的光学镜头，我们一直在买。”陈锦年说，“现在主要是看怎么开口。是要人，还是要技术？”
“都要。”周民说，“总长要人，也要团队。一个人走，能带走多少东西？但一个团队走，就是一个小工厂。所以，必须把领头的人拿下来，再让他去拉他的人。”
陈汉昇插话道：“最难的是那些有普鲁士军方背景的人。他们跟德国国防部关系深，现在还在给军队干活。
这个时候去谈，容易引起德国官方警觉。特别是容克，他的飞机厂是给军队供货的，德国人未必肯放人。”
“所以要等。”周民说，“德国人现在还有力气打，不会让我们把他们的宝贝运走。但我们先把该铺的关系铺好。
钱、房子、家人安置、专利权益，这些都提前谈。等他们不行了，我们立刻接人，不等别人反应过来。”
陈锦年点头：“我明天去耶拿，先见蔡司的人。他们跟我们有生意往来，谈起来最自然。然后往北去什未林，找福克。
容克那里，最好通过商会的关系，迂回接近，不要直接登门。”
“军统这边能做什么？”陈汉昇问。
周民看着他：“你这边要做两件事。第一，盯住英法美的人。他们也在接触这些人。
我们要知道他们开了什么条件，什么时候去的人，谈到了什么程度。
第二，给所有目标人物建立档案。家庭情况、债务、政治倾向、和军方的关系、有没有把柄、有没有困难。越细越好。”
“有些人，现在不会因为钱跟我们走。”陈汉昇说，“但如果他们害怕战后被协约国清算，或者被国内革命波及，那就另说了。我们要让他们知道，南洋是他们最好的退路。”
周民点头。他走到窗边，看着外面的暮色，慢慢说：“总长说了，我们不是去抢人，是去开门。门开了，他们自然会来。
但门要开得早，开得准。等德国真打输了，全欧洲的人都会涌上来。那时候再开门，就晚了。”
他转过身：“行动代号，就叫‘溪流’。各位，散会。”
四月十七日，耶拿。
耶拿是个小城，但名气不小。蔡司公司的工厂像一座深灰色的堡垒，嵌在萨尔河谷的绿荫里。
战争让这里变得冷清，许多工人在前线，车间里运转的机器只有战前的六成。但光学车间的灯，每天还是亮到很晚。
陈锦年带着一个随员，走进了蔡司公司的会客室。接待他的是卡尔·蔡司基金会的高级经理赫尔曼·科勒。
科勒五十多岁，头发灰白，西装旧但干净，领结打得一丝不苟。战争让他的脸瘦削了不少，但眼神仍然沉稳。
“陈先生，我们上次那批显微镜镜头，贵方应该已经收到了。”科勒开门见山。
“收到了。质量很好，我们的实验室很满意。”陈锦年微笑，“正因为满意，所以想和贵公司谈一些更长远的事情。”
科勒挑了挑眉，没有接话。
“我们计划在南洋建立一座光学研究中心，专门研究高精度镜片和光学仪器的制造。”
陈锦年说，“贵公司在光学技术上是世界第一。我们想请贵公司派一批技术人员到坤甸去，帮我们把这个中心建起来。当然，一切费用由我们承担，另有优厚报酬。”
科勒沉默了一会儿，说：“陈先生，现在是战争时期。我们的技术人员，很多在军队服役。
就算我们愿意，政府也不会允许他们离开。而且，耶拿是蔡司的根，我们从来没有在国外设立过这么大规模的机构。”
“科勒先生，您说得对。现在不行，但您应该比我看得清楚，这场战争不会永远打下去。”
陈锦年的声音不高，但每句话都像放在棋盘上的子，“德国打得很好，但协约国有美国，有一百五十万人已经站在法国。
再打下去，对贵公司来说，最危险的恐怕不是我们，而是战后那些胜利者。”
科勒的脸色微微变了一下。他没有反驳。
“英国人、法国人，还有美国人，他们早就盯上了蔡司的光学技术。一旦德国战败，贵公司的专利、设备、人员，都可能被他们拿走。
这是可以预见的。而我们南洋共和国是中立国，与贵国没有战争状态，也不要求你们违反任何现行法律。
我们只是想先签一个合作意向，等时机合适，再执行。”
“你们想让我把最核心的光学技师送到亚洲去。”科勒说。
“是请。”陈锦年说，“请他们去，带着家人，带着手艺。我们给双倍工资，给住房，给实验室，给研究经费。
他们的发明，由他们自己署名，专利权归个人和公司共同享有。南洋不没收，不强迫转让，不限制回国探亲。”
科勒看着他，像在判断这些话里有多少真实的成分。过了好一会儿，他慢慢地说：
“这事太大，我需要和基金会的其他理事商量。你们……不妨先拟一份书面意向书，我看看条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