吉普车驶过海参崴的街道，路面上的积雪被压成了黑色，车轮碾上去发出一阵阵嘎吱声。
街边的店铺大多关着门，有些窗户上贴着红纸黑字的告示，是南洋军的安民布告。偶尔有行人从巷口探出头来张望，又缩了回去。
“看前面那个路口。”罗振声忽然说，“左转，就是原来俄国远东舰队的水兵俱乐部。现在改成我们的驻军医院了。里面收治的不光是我们的人，还有受伤的俄军俘虏。”
“俘虏有多少？”罗大岩问。
“好几千。我们设了俘虏营，每天两顿黑面包和咸鱼汤。就这，比他们以前当兵吃得还好。”
“不要虐待俘虏。这些人留着有用。以后民政建立起来，还得用他们。”
“知道。”罗振声说。
车在第三集团军司令部门口停下。这是一座带院子的石砌建筑，原本是俄国人的海军学校。现在院子里停着几辆装甲车，门口站着卫兵。
一行人进了会议室。屋里生着火炉，墙上挂满了海参崴地区的军用地图，桌上散落着几份报告和几只用过的炮弹壳改的笔筒。
罗大岩脱掉大衣，在桌子前坐下，从公文包里抽出几份文件。
“我今天来，主要讲三件事。”罗大岩说。
“第一，根据军统局和总长府外交司的消息，布尔什维克已经决定在远东开展地下活动。
他们的目标，包括布里亚特人、通古斯人、图瓦人、蒙古人，甚至还有外贝加尔的俄族旧民。
你们驻军的地方，特别是新占区，要建立民情巡查制度，每个县一级的驻军点，每月至少上报一次人口流动和粮盐交易情况。”
“第二，布尔什维克不派大使级代表，也不承认我们的占领。他们打算通过秘密渠道和我们谈西伯利亚铁路的通行权。
外交部已经在准备了，我们的态度是：可以谈，但前提是他们停止一切敌对的宣传和渗透活动。现在主动权在我们手里。”
“第三，”罗大岩的目光变得冷峻，“总长说了，春天以前，不展开大规模清剿。但各部队要加强夜间巡逻。
重点保护桥梁、仓库和铁路线。特别是铁路！西伯利亚铁路是我们现在最重要的运输线，绝对不能让它断。”
罗振声和邓铭对视一眼，点了点头。
“还有，出海的巡逻不要松。”罗大岩对邓铭说，“虽然俄国的太平洋舰队已经不存在了，但美本人和英国人还在。
别以为海参崴到手就高枕无忧了。日本人一直惦记着北边，如果他们在北海道方向有动作，你要第一时间报告。”
邓铭说：“我明白。太平洋舰队已经分出一支力量在宗谷海峡巡逻，库页岛南端也有两个鱼雷艇分队驻泊。日本人暂时还没动静。”
罗大岩站了起来：“那就好。我再待两天，去几个基层连队看看。冬装够不够，能不能吃上热饭，伤病员有没有地方住。这些，比打一仗还重要。”
一九一八年一月二十日，东西伯利亚，通古斯地区。
雅库茨克东南方向的原始森林里，积雪没过膝盖。这里的冬天冷得连树皮都会被冻裂，空气呼出去，瞬间就变成一片白雾。夜里的温度能降到零下四十五度。
几个穿着兽皮大衣的男人正围着一小堆火。火堆很小，几乎不敢发出太亮的光。他们不是猎人，虽然他们穿着猎户的衣服。他们是布尔什维克派来的地下工作者。
领头的人叫弗拉基米尔·扎伊采夫，三十岁左右，原是伊尔库茨克铁路工人苏维埃的委员。
他脸上有一道从额角到下巴的旧伤，是当年在西伯利亚铁路罢工时被哥萨克马刀砍的。
他的任务，是找到生活在通古斯地区的鄂温克猎户，了解当地部族对南洋占领军的态度，并设法建立起一支游击队。
“不能再往前走了。”一个当地向导说。这是个鄂温克老人，脸被风霜浸得漆黑，眼睛像两颗深褐色的石子。
“再往前，就是南洋人的巡逻线。他们每隔几天就会坐雪橇来一趟，路上有他们的铁丝网。”
“他们在这里设了哨卡？”扎伊采夫问。
“有。在河湾东边，有个木材站，住着几十个南洋兵和几个中国人。他们不欺负我们，有时还用盐换我们的鹿肉。但他们的枪很多。”
扎伊采夫没有说话，低头拨着火堆。他清楚，这些当地人不会因为什么“阶级解放”就跟南洋人拼命。
他们只认鹿群、猎场和盐。谁能给他们好日子，他们就听谁的。
“老人家，你愿意帮我们吗？”扎伊采夫问。
向导沉默了一会儿，说：“我不帮你们，也不帮他们。这片林子，是我们的。你们打来打去，跟我们没关系。但如果你们把火引到我们的营地，我们也会开枪。”
扎伊采夫点了点头，没有再多说。他从背包里取出一小袋盐和几块砖茶，放在老人面前。
老人看了一眼，什么也没说，站起来，裹紧大衣，走进了茫茫雪原。
同来的一个年轻人低声问：“我们就这么回去吗？”
“不是回去。”扎伊采夫说，“是绕路。白天我们再往东走，靠近那条公路，看看他们到底有多少兵力。回去以后，再想办法。”
那个年轻人没有作声。他的脸已经被冻得失去了知觉，手指缩在袖子里，像几根枯枝。
他们灭了火，重新背上行囊。北风掠过森林，卷起雪粒，打在他们脸上，像细小而密集的刀片。
一九一八年一月二十七日，海兰泡以北，阿穆尔河冰面。
阿穆尔河的冰层厚得能跑马车。一队南洋军的巡逻兵正沿着江面朝北岸行进。
他们穿着灰白色的冬季作战服，戴着狗皮帽，肩上挎着自动步枪，呼出的白气在面前连成一条雾带。
带队的是第三集团军第七师十九团二营三连排长贺长山。他带着十二个兵，牵着两匹驮马，往北岸的旧俄军哨所送一批物资。
北岸是一片白茫茫的荒原，被积雪和矮灌木覆盖。远处有一道已经冻结的支流，河湾处是几间废弃的俄国木屋，屋顶被雪压得塌了一半。
“排长，这地方阴得很。”一个兵说。
贺长山没回答。他眯起眼睛，朝四周看了一圈。风不大，但很冷。太阳挂在南边半空中，像一只没有温度的白盘。
“别说话，注意两岸林线。”他说。
队伍继续前进。又走了大约半个钟头，他们来到那几间木屋前。这里原是一处俄军观测站，后来废弃了。木屋旁有几堆干草和一根歪倒的木桩。
“你们两个，进左边那间。你们两个，去右边。其他人，围住，别散开。”贺长山低声下令。
士兵们分散开，一步步朝木屋靠近。门被冻住了，用枪托砸了几下才开。里面空无一人，只有几张破木床和一堆结了冰的破布。
“没人。”一个兵说。
贺长山没有进去。他蹲下身子，仔细看地上的痕迹。门口有几串脚印，被雪盖了一部分，看大小和间距，不是自己人的。
“有情况。”他站了起来，朝对岸的河湾望去。
就在这时，一阵枪声突然从北面的林子里响起来。子弹打在木屋墙上，木屑飞溅。士兵们立刻卧倒，端枪还击。
“联系连部！说我们北岸遭袭！”贺长山大喊。无线电兵滚到一堵矮墙后面，拼命呼叫。
林子里有人影在动，大约二三十个，穿得乱七八糟，有俄式军大衣，也有兽皮袄。枪声杂乱，不像是正规军。
“排长！子弹从北面和东面同时打过来！”一个兵喊道。
“别慌！缩回木屋，打！”贺长山一个翻滚冲进木屋，把自动步枪架在窗台上，朝林子里扫了一梭子。两个黑影倒下，其余的人退了回去。
打了一阵，对方开始后撤。贺长山知道，这是些零散的武装，可能是旧俄兵，也可能是游击队。他不敢追，命令全排固守待援。
半个小时后，连部派出的增援排赶到了。对方早已撤入森林，只留下几具尸体和几把老式步枪。
“什么来路？”增援排排长问。
“像游击队，又像散兵。”贺长山说，“枪法一般，但地形很熟。跑起来像兔子一样。”
“最近这边已经打了几次了。”增援排排长说，“上头说，可能是布尔什维克鼓动的。让我们以后过江，至少两个排一起走。”
贺长山点了点头，没有再说话。他看着对岸那片黑沉沉的森林，忽然觉得，这片雪原比他刚到的时候更冷了一些。
……
一九一八年二月初，坤甸，外交部。
南洋共和国外交部长唐绍仪站在办公室的大玻璃窗前，手里捏着一份刚刚从彼得格勒转来的信件。
信是苏维埃政权人民委员会发来的，用俄文和中文分别书写，措辞不算激烈，但字里行间全是试探。
“关于西伯利亚铁路之非军事运输问题，双方可指定代表，就具体安排进行磋商……”
顾唐绍仪把信放下，转身对助手说：“给总长府送一份摘要。另外，通知驻伦敦和巴黎的使馆，把这份信的内容知会英法外交部。
就说，苏维埃政权正在主动与我方接触，讨论西伯利亚铁路使用问题。请他们不要误判。”
助手领命而去。
唐绍仪重新坐下，拿起笔，开始起草给彼得格勒的复函。
“我方注意到贵方来函。关于西伯利亚铁路问题，南洋共和国政府愿在平等、互利、尊重实际控制线的基础上，与贵方展开技术性磋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