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后就是第四，秘密行动。”
列宁转头看向捷尔任斯基。这位契卡负责人坐在长桌最远端，面色苍白，胡子像两道刷子，眼睛像两潭冬天的死水。
“捷尔任斯基同志，你来说。”
捷尔任斯基站起来，打开一份用暗红色封皮装着的文件。
“在远东，我们的人已经开始接触当地的非俄罗斯民族。”
他的声音干而低，像砂纸磨过铁皮，“图瓦人、通古斯人、布里亚特人、蒙古人、雅库特人。他们在沙俄时代都受过压迫，对莫斯科没有好感。但对南洋人，也谈不上认同。”
他停了一下，继续道：“我们的计划是，在这些人中间建立地下组织，提供资金和武器，发展秘密党员，煽动民族自决情绪。
在合适的时候，发动起义，破坏交通线，袭击哨所。让他们知道，这片土地，不是他们想拿就拿得住的。”
“这些人的忠诚度，可靠吗？”斯大林问。
“不可靠。”捷尔任斯基直言不讳，“但他们不需要忠诚。他们只需要仇恨。只要有人肯给枪，肯给钱，肯告诉他们一个可以相信的梦，他们就会去做。至于最后是谁利用谁，那是另一回事。”
“我们没有钱。”托洛茨基说。
“所以只能提供枪。”捷尔任斯基说，“从远东军区的旧仓库里，我们还能搜出一些莫辛纳甘和左轮。
西伯利亚森林里，也有不少埋藏和丢弃的武器。把这些东西挖出来，分给那些牧人和猎户。再派几个懂当地语言的干部过去，就足够点起一堆火。”
“一堆火，能烧多大？”列宁问。
“也许烧不掉他们的坦克。”捷尔任斯基说，“但能让他们的公路断几天，让他们的电报线断几根，让他们的士兵夜里睡不好觉。然后，火会慢慢旺起来。”
列宁点了点头，重新点上一支烟。
“那就这么办。迪斯科不派，领土协议不签，公开抗议，秘密渗透。还有，把白卫军的情报透给他们一点，让他们去狗咬狗。”
他站起来，把茶杯里的咖啡一饮而尽。动作很慢，像在喝一杯苦药。
“苏维埃俄国，不会承认被夺走的每一寸土地。但今天，我们还不能为此而死。我们要活下去。只有活着，才有未来。”
会议结束的时候，彼得格勒的天已经黑透了。窗外，涅瓦河上的冰面反射着稀薄的月光，像一条死去的巨蛇躺在城市中央。
托洛茨基走出会议厅，站在走廊尽头的窗前，点了一支烟。
捷尔任斯基走到他身边，没有说话。
“你说，他们会停下来吗？”托洛茨基问。
“停？”捷尔任斯基看着窗外，“他们刚开始。春天，他们就会继续向北打。伯力，海兰泡，尼布楚。然后是伊尔库茨克，甚至更远。”
“我们拦得住吗？”
捷尔任斯基沉默了很久，然后说：“我们拦不住。但他们会陷进去。西伯利亚会吞掉他们，像当年吞掉拿破仑和瑞典人一样。”
托洛茨基吐出一口烟，烟圈在冰冷的玻璃上散开，留下一个模糊的圆。
“那就让我们看看，到底谁先陷进去。”
……
一九一八年一月十日，坤甸，总长府。
刘志俊的办公桌上放着一份刚刚从莫斯科方向截获的外交电报抄本。
电报的抬头是“彼得格勒人民委员会致各协约国及中立国政府”，措辞激烈，文风像一块烧红的铁：
“南洋共和国及其附庸奉系军阀，在未宣战的情况下，悍然入侵苏维埃俄国远东领土。
他们以武力和钢铁强占库页岛、滨海边疆区、阿穆尔河沿岸及外贝加尔地区，屠戮我士兵，掠夺我资源，侵害我各族人民之生存权利。
此等行径，与德国帝国主义瓜分俄国之企图如出一辙，是对世界被压迫民族之最大侮辱……”
刘志俊看了一半，嘴角微微勾起来。他把电报递给坐在对面的罗大岩。
“你看看，我们变成帝国主义了。”
罗大岩接过去，扫了几眼，也笑了：“列宁写的东西，骂得越响，说明他越没底气。”
“没底是一回事，麻烦是另一回事。”刘志俊走到墙上的远东地图前，用红铅笔在几个已经画了圈的地方轻轻一点。
“他骂我们，我们不痛不痒。但如果他真的派人到图瓦、通古斯和布里亚特去煽动，那就不能不管。”
“军统这边已经有反应了。”罗大岩说，“海兰泡站报回来的消息，布尔什维克在赤塔失守后，西伯利亚的地下党正在重新集结。
他们带着一些印刷品和旧武器，试图翻越雅布洛诺夫山脉，进入外贝加尔。我们有几支边境巡逻队遭遇了小股武装的骚扰。”
“小股？”刘志俊问。
“现在还小。但根据线报，契卡正派人去联络外贝加尔的布里亚特部族和通古斯猎户。
这些人熟悉地形，擅长在森林和雪原上活动。如果让他们成了气候，我们的补给线会很难受。”
刘志俊沉默了一会儿，说：“先不要急于清剿。天寒地冻，大部队动起来损耗太大。
把情报工作做细，搞清楚他们到底有多少人，从哪里获得武器和资金。等春天，一次性解决。”
罗大岩点头。
“另外，”刘志俊又说，“要特别注意他们挑拨我们和北洋政府的关系。奉军在蒙古和外兴安岭有大量驻军。
如果苏维埃政权派人去策反蒙古的王公和喇嘛，或者利用奉军军纪不严的问题制造矛盾，我们就要提前把火苗踩灭。”
“我已经安排军统在库伦和海拉尔的人密切注意。”
罗大岩说，“奉军虽然听我们调度，但张作霖不是省油的灯。如果我们把他在蒙古的利益压得太狠，他也会暗中做小动作。”
“张作霖不会。”刘志俊说，“他现在所有的东西，都是靠我们撑着的。
没有我们的枪，没有我们的钱，他什么都不是。他最多偷偷多占一些，但不会真的反水。至少现在不会。”
刘志俊走到窗前，外面是坤甸的黄昏。热带的晚霞像燃烧的橘子汁，把天边染得通红。这颜色和西伯利亚的惨白完全不同。
“过几天，你亲自去一趟符拉迪沃斯托克。”
刘志俊转过身来，“不，现在应该叫回海参崴了。你去看一看，第三集团军和第四集团军的冬季驻防有没有漏洞。顺便见一见远东前线的将领，把契卡渗透的事当面说清楚。”
“好。”罗大岩说。
“还有，通知刘明云，让他和北洋政府商量，在恰克图和海参崴设立民政机构，把当地的俄罗斯人先安抚住。不要搞得天怒人怨。我们要的是地，不是仇恨。”
罗大岩笑了笑：“这话，您得让那些奉军当兵的也记住。我们的人，不会胡来的。”
“他们比我们更懂。”刘志俊说，“他们比我们更想在这块土地上活下去。所以，他们不会乱来。”
他顿了一下，重新看回地图。那上面，贝加尔湖、外兴安岭、库页岛，已经被红线圈成了一个巨大的弧形，像一只慢慢合拢的手掌。
“等着吧。等春天一到，我们还要继续往北。”他说。
一九一八年一月十五日，海参崴。
罗大岩的飞机降落在海参崴北郊的一处临时军用机场。这条跑道是工兵们在冻土上抢修出来的，地面铺着碎石和煤渣，两侧堆着半人高的雪墙。
飞机从云层里钻出来时，他看见海参崴的港口像一只巨大的灰色盘子，嵌在冰封的海岸线上，几艘南洋军舰静卧在锚地，炮塔被雪覆盖了一半，像沉睡的铁兽。
第三集团军司令罗振声和太平洋舰队副司令邓铭在机场迎接。罗大岩只带了两名随从和一只公文包，下了飞机，和两人握了手，一起坐进一辆灰色吉普车。
“海参崴的气温，比我想象的还要低。”罗大岩说。
“零下二十八度。”罗振声说，“比恰克图暖和多了。”
“部队伤亡怎么样？”
“攻城的时候，阵亡了一千一百多人，伤了三千。主要是海参崴的巷战，俄军有些地方打得确实不要命。现在好多了，部队都住进了城里的营房。”
“粮食和燃料呢？”罗大岩问。
“粮食够吃。港口里缴获了几船煤，城里还有一座旧电厂，我们派工兵修了修，能供半个城区。城外有几个屯落，我们派了工作组，用盐和糖跟当地老百姓换土豆和冻鱼。秩序还行。”
“老百姓怎么看我们？”罗大岩问。
罗振声沉默了一下，说：“怕。但也不闹事。俄国人在这里过了几十年苦日子，换谁来了，只要能给他们口饭吃，他们就能凑合着过。现在最担心的，是苏联所谓的游击队。”
罗大岩点了点头。这正是他此行来的目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