澳门。永福茶楼。后院。
三月底的澳门已经热起来了。午后的阳光白花花地砸在青砖地面上,院子角落里的三角梅开得疯,红的紫的堆在墙头上,像一团团不要命的火。
翠平坐在后院的石凳上剥花生。她的手指头粗糙得像老树皮,花生壳在指尖“咔嚓咔嚓”地碎开。面前的搪瓷碗里已经堆了半碗花生仁,她一颗也没吃。
她在等人。
吴先生昨天让人捎话:今天下午两点,永福茶楼后院,有要事相商。
翠平看了看太阳的位置。差不多了。
后院的侧门响了一下。吴先生从门缝里侧着身子挤进来。他今天没穿蓝布长衫,换了一件灰色短褂,头上戴着一顶破草帽,活像码头上搬货的苦力。
但他手里提着一个小皮箱。
翠平站了起来。
“吴先生。”
“坐。”吴先生把皮箱放在石桌上,也坐了下来。他从草帽底下抬起头来看了翠平一眼,目光跟往常不一样。
往常的吴先生眼神里总是带着一层提防。那是做了几十年地下工作的人的本能,看谁都先掂量三分。但今天,他的眼神里多了一样东西。
温度。
“陈招娣同志。”他第一次用“同志”这个词叫她。
翠平的心猛地抖了一下。
同志。这个词她有三年多没听到了。在太行山上天天听、天天说的两个字,到了澳门以后就像被人剪掉了似的,再也没人叫过她。
“吴先生,您……”
吴先生从皮箱里拿出了一样东西。
一角撕破的报纸。
翠平看了一眼。《新华日报》。1947年的旧报纸,纸已经泛黄了,边缘参差不齐,像是被人从正中间一撕两半。
她认得这张报纸。
三年前。太行山根据地。她被派往南方执行任务之前,区委书记老魏把这张报纸一撕两半,一半交给她,一半交给南方交通站的接线人。
“什么时候有人拿着另一半来找你,那个人就是你的上级。”
三年了。
翠平深吸了一口气。她的手伸进贴身棉袄的内衬夹层里,从几层油布纸的包裹中,捏出了那半张已经被体温焐热了三年的旧报纸。
两张报纸的断口对在了一起。
严丝合缝。像是一把钥匙插进了锁孔里。
翠平的嘴唇哆嗦了。
她是一个在澳门码头上拿手榴弹吓唬黑帮老大的女人。她是一个跟缉私处的人面不改色谈条件的女人。她是一个在太行山上拎着炸药包炸过鬼子炮楼的女人。
但此刻,她的眼眶红了。
“陈桃花同志。”吴先生伸出右手,握住了她的手。他的手掌干燥温热,很有力量,“我叫吴克诚,华南局对台港澳交通线站长。受组织委派,正式向你确认身份。”
翠平的手攥着他的手指头,攥得发白。
“从今天起,你是中央特科直属交通员。代号‘太行’。”
太行。
翠平捂住了脸。
眼泪从她的指缝里涌出来,滴在青砖地面上,砸出小小的深色印子。她哭得没有声音,肩膀一耸一耸的,整个人抖得像秋天的树叶。
太行山。
她想起了那些年。想起了扎两根辫子、腰上别手榴弹、在碎石滩上跑过的姑娘陈桃花。想起了老魏送她上路时说的那句话:“去吧,桃花。组织不会忘了你。”
三年了。在澳门码头上吃过的苦、受过的累、咽下去的委屈和恐惧,在这一刻全都涌了上来,堵在嗓子眼里,又酸又涩又烫。
她以为组织忘了她。
可组织没有忘。
吴先生没有催她。他静静地坐在对面,等她哭完。院子里的三角梅在风里晃着,花瓣落了两片在石桌上。
过了好一会儿,翠平抬起头来。她的眼睛红通通的,但眼神已经恢复了那股子太行山上的硬劲儿。
“吴站长。”她把眼泪往袖子上一抹,嗓子哑着说,“你说吧。要我干什么。”
吴克诚打开皮箱,从里面取出一张手绘的航线图。
“你的任务,就是守好这条从基隆到澳门的交通线。”他的手指在航线图上划了一条弧线,从台湾西海岸划到澳门,“你的渔船、你的码头关系、你跟当地帮会的合作网络,这些都是你花了两年多时间一手建起来的,比任何人工设计的掩护都要坚固十倍。”
翠平点了点头。
“这条线的那一头,”吴克诚的声音低了下来,“有一个同志。他在敌人心脏里孤军奋战了很久。你的任务就是保证他跟组织之间的联络永远不会断。”
翠平的心跳快了。
“什么同志?”
“代号叫‘深海’。”吴克诚说,“我不知道他的真名。但组织说,他是目前我党在台湾的最高级别情报人员。他的安全,比什么都重要。”
深海。
这两个字从吴克诚嘴里说出来的时候,翠平的胸口钝钝地疼了一下。
她不知道为什么会疼。她不认识什么“深海”。可这两个字像一根看不见的线,扯着她心口的某个地方。
“吴站长。”她把拳头攥紧了,指甲掐进了掌心,“你告诉组织。只要我陈桃花还有一口气在,这条线就死不了。谁要动我们的人,先踩过我的尸体。”
吴克诚看着她。
一个皮肤粗糙、手指头像砂纸一样的女人,穿着一件洗得发白的灰褂子,坐在一个破旧茶楼的后院里,说出了这辈子最重的一句话。
没有豪言壮语。没有振臂高呼。但每一个字都像钉子一样,钉在了空气里。
“好。”吴克诚说。
他伸手拍了拍翠平的肩膀。
“太行同志。回去以后,正常做你的生意。码头的事不要露出任何破绽。有任务的时候,我会通过赵婆杂货铺的暗格通知你。”
“明白。”
“还有一件事。”吴克诚站起来,从皮箱最底层拿出一个防水油纸包,“这是小林从基隆传回来的最新情报。台北保密局刚刚发生了一场内部清洗,行动队的廖队长被发配去了金门。这个消息对组织非常重要,你知道为什么吗?”
翠平摇了摇头。
“因为这说明‘深海’在台北又打赢了一仗。”吴克诚的嘴角浮起了一丝笑意,“一个人,在敌人心脏里,把追杀他的人赶出了台北。你说厉不厉害?”
翠平也笑了。笑的时候眼角还挂着泪珠,太阳一照,亮晶晶的。
“厉害。”
她不知道那个人是谁。但她打心底里佩服他。
……
吴克诚走了以后,翠平一个人坐在后院里,又坐了很久。
太阳西斜了,三角梅的影子拖在青砖上,长长短短。远处码头上传来轮船的汽笛声。
她从口袋里摸出那半张《新华日报》的碎片。上面有1947年11月7日的日期,和半个“团结”字样——另一半在吴站长那里。
三年了。
她到了澳门以后,最怕的不是被人抓、不是被人杀。她最怕的是没有人知道她是谁。在码头上打拼的时候,她叫陈招娣。在黑帮眼里她是个厉害的外地女人。在缉私处眼里她是个有点背景的走私贩子。
但从来没有人叫她“同志”。
同志。这个词比什么都暖。
翠平把那半张报纸重新包好,塞回棉袄内衬里,拿针线缝好了口子。
然后她站起来,拍拍裤腿上的灰。
该干活了。
“顺风十二号”明天要出一趟外海。从基隆过来的货要在凌晨三点接。刀疤张那边催着要白糖的货款。码头的抽成下个月要跟缉私处重新谈一轮。
日子还得过。但日子不一样了。
以前是一个人在黑暗里摸着走路。
现在有人给她递了一盏灯。
……
翠平走出永福茶楼的时候,天边的云烧成了一片暗红色。风从海面上吹过来,带着咸湿的腥味。
她站在巷口,看着天边。
风吹向台湾海峡的方向。
而此时此刻的台北,一场大暴雨正从海上涌来。乌云压在保密局大楼的屋顶上,闪电把天空劈成了两半。
余则成站在三楼办公室的窗前,看着窗外的暴雨。
雨幕密得像一堵墙。什么都看不见。
但他知道,墙的那一边,有人在等他。
他不知道是谁。但他知道,那个人一定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