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诚的行政处分决定书在一周后由经济司内务科正式下发。文件编号是经内字第四十三号，标题是《关于秘书处处长明诚违规使用核准备案章问题的处理决定》。文件正文共三页，第一页列举了明诚的三项违规事实——未经审批私自使用核准备案章、备案信息核实不严导致接收方信息失实、事后未补办审批手续。第二页是内务科对违规事实的定性和处理建议——行政记大过一次、免去秘书处处长职务、降为普通科员调至统计科工作。第三页是明楼的联署签名——作为明诚的直接上级领导，他对明诚的违规行为承担管理失察责任，并同意内务科的处分决定。明楼的签名旁边盖着经济司的红色公章。
明诚本人也在处分决定上签了字。他的签字依旧工整有力，“明诚”两个字写得方方正正，没有一丝颤抖或潦草的痕迹。许鹤鸣作为特别调查组的代表在场见证了签字过程。签完后明诚把钢笔旋好笔帽放回桌上，对许鹤鸣说：“许秘书，这段时间辛苦了。麻烦转告汪处长，如果需要我继续配合调查，我随叫随到。”
许鹤鸣点了点头，把签好字的处分决定装进档案袋里。他没有多说什么——汪曼春交代过，明诚的行政处分是内务科的权限范围，特别调查组不发表意见也不做任何评价。但这不代表汪曼春对这件事没有看法。他在离开经济司之前特意绕到档案室看了一眼——明诚调离秘书处之后，档案室的日常管理工作暂时由统计科的老科员代管，但明诚之前经手的所有档案编号和重新归类记录仍然原封不动地留在档案柜里。这些东西就像埋在经济司大楼地基下面的定时炸弹，不知道什么时候会被下一次调查挖出来。
明诚被免职的消息在当天下午就传遍了经济司和物资调配委员会。有人替他不值——一个干了六年的老秘书处处长，因为年底工作太忙走了个捷径就被一撸到底，实在是有些冤；也有人认为他只是运气不好撞在了特别调查组的枪口上，是周济民大案的池鱼之殃。物资调配委员会的代理主任——张启山被停职后从南京调来的一个姓冯的中年官僚——甚至在当天下午的物资调配例会上半开玩笑地说了一句“经济司少了个能干的秘书处长，以后单据核准备案的效率怕是要打折扣了”。明楼当时正在翻看一份调拨方案，头也没抬地回了一句：“效率打折扣不怕，怕的是手续不完整。以后所有核准备案一律走书面审批流程，没有书面授权的口头交办一律不认。”
散会后冯代理主任夹着公文包走到明楼身边，压低声音用讨好的语气说：“明顾问，您这话说得虽然没错，但秘书处处长这个位置天天要处理那么多机要文件，总要有个得力的人帮您分担。现在明诚不在了，接替的人选您得尽快定下来，不然下个月的物资调配方案怕是来不及做。说起来——我有个侄子刚从南京中央大学经济系毕业，业务能力不错，要不我让他来试试？”
明楼把风衣从衣帽架上取下来披在肩上，不紧不慢地系着扣子，对冯代理主任露出一个客气但没有任何承诺意味的微笑。“秘书处处长的人选需要经济司内部推荐、人事科审核、内务科备案，程序上至少要两周。这段时间我先让统计科的老周代理处理日常公文。冯主任推荐的人选可以按正常渠道投递简历到人事科，我会让人事科按规定考察。所有候选人一视同仁，择优录用。”
冯代理主任连声说是，鞠了半个躬退后两步走了。明楼走出会议室时走廊里光线昏暗，他把风衣领子往上拢了拢。他并不担心谁来接替明诚的位置。不管最后定下来的是谁，新秘书处处长都只会是一个处理日常行政事务的正常职员，真正需要保密的东西永远不会再放在秘书处。但他也需要一个合适的缓冲人选——一个能帮他挡住过多的公务干扰、让他有足够的时间和空间处理更重要的事情的人。
一周之后，经济司人事科在二楼小会议室组织了一场秘书处处长候选人的面试。经过初步筛选，进入面试环节的有三个人：一个是物资调配委员会冯代理主任推荐的那位南京中央大学经济系毕业生，姓冯名嘉树；一个是经济司统计科内部推荐的一位资深科员，姓王名德昌，在经济司干了十年，对各个处室的业务流程非常熟悉；还有一个是明楼自己从外面推荐来的——梁仲春。
梁仲春的名字出现在候选人名单上时，人事科科长的眉毛拧成了一团。他私下找明楼确认过一次：“明顾问，梁仲春是76号行动处处长，他的编制在特工总部不在经济司。您确定他符合秘书处处长的任职条件？”
明楼的回答平静而笃定：“梁仲春在76号期间积累了大量的行政管理和物资协调经验。秘书处处长的核心职能是跨部门协调，这一点梁仲春比其他任何候选人都更有优势。至于编制问题——梁仲春可以兼任经济司秘书处处长，保留76号行动处处长职务。跨部门兼任在汪伪政府内部是有先例的，手续上由经济司和76号双方出具联合聘任函就行。”
人事科科长没有再说什么。明楼的理由在行政程序上确实站得住脚，而且跨部门兼任这种事在汪伪政府里也不算什么稀奇事。他只是不太明白为什么明楼会选一个76号的特务头子来做秘书处处长——这两个人平时也没什么交情，在工作上也没有太多交集。但他毕竟只是一个科长，不该问的事绝不多问。
梁仲春接到明楼的推荐通知时差点被一口茶呛死。他正坐在76号自己的办公室里翘着二郎腿看童虎刚送来的一份码头盯梢报告，电话响了，是明楼亲自打来的。明楼在电话里把秘书处处长兼任的事情简单说了一遍，语气平淡得像在通知他明天有个例会要参加。梁仲春听完后愣了足足五秒钟，然后结结巴巴地说：“明——明顾问，这个秘书处处长我没干过啊，经济司的业务我也不熟——”
“不需要你熟。日常公文处理由统计科的老周代理，你只需要在需要跨部门协调的时候出面。物资调配委员会、经济司各处室、宪兵队后勤部门——这些部门的负责人你都熟，这是你的长项。至于薪酬——秘书处处长的岗位津贴按经济司标准发放，外加你76号行动处处长的原有薪资，两份薪水不冲突。”
梁仲春的眼睛在听到“两份薪水”时骤然亮了起来，但随即又黯淡下去。他不是不想干，是觉得自己干不了。他这辈子做的最接近文书的工作就是在76号的审讯记录上签字画押，让他去管经济司的机要文件流转那不是赶鸭子上架吗？但他转念又想，明楼既然主动推荐他，肯定有明楼自己的道理——至于到底是什么道理他暂时想不明白，不过明楼这个人做事一向有章法，不会无缘无故把他往火坑里推。他又想起郑耀先之前跟他说过的话——“你在76号的好处是手里有武力，坏处是只会用武力。想要在这个世道活得长久，你得有一个文职身份的壳，这个壳能帮你在风吹草动的时候提供一层合法的保护色。”秘书处处长这个职位，不就是现成的壳吗？
梁仲春把茶碗放下，对着话筒咳了一声清了清嗓子，努力让自己的声音听起来比较稳重：“明顾问，这个事我考虑一下。要是我干不好，你可别怪我没早说。”
明楼在电话那头说：“面试是明天上午九点，人事科二楼小会议室。穿正装。另外，经济司内部有人对你跨部门兼任有异议，你需要准备一份书面的兼任工作计划书，重点说明你将如何处理76号行动处处长和经济司秘书处处长两个职务之间的时间分配和利益冲突问题。这份计划书也是面试的一部分。”
梁仲春挂了电话后抓了抓头发。从当上76号行动处处长到现在，他写过的最长的文书大概就是上次交给李士群的那份关于码头工会盯梢行动的半页纸报告，里面还有三个错别字是童虎帮他改的。现在让他写兼任工作计划书——而且还涉及什么时间分配和利益冲突——这简直是赶鸭子上架中的赶鸭子上架。他想来想去，站起来推门直奔郑耀先的办公室。
郑耀先正在审阅一份陆汉卿刚送来的物资调配委员会最新调拨方案的分析报告，看到梁仲春慌慌张张地推门进来，他把报告合上放在一边，靠在椅背上等着梁仲春开口。
梁仲春一屁股坐到他对面，把明楼推荐他兼任经济司秘书处处长的事情一五一十全说了。说完后他用袖子抹了一把额头上的汗：“郑副主任，你说这事靠谱吗？明楼那个人我平时跟他又没什么交情，他忽然推荐我当秘书处处长——这不会是有什么坑等着我往里跳吧？再说了，让我写什么兼任工作计划书，我那手字连童虎都嫌弃，哪写得了那玩意儿？你是文化人，你帮我想想办法。”
郑耀先听完后从烟盒里抽出一支烟点上，慢慢吸了一口。明楼推荐梁仲春兼任经济司秘书处处长这件事出乎他的意料，但仔细一想，又完全在情理之中。明楼需要一个听话的人来填补明诚留下的空缺，而梁仲春是他能想到的最听话、最好控制、又最没有专业能力的人。正因为梁仲春不懂经济司的业务，他才不会主动发现明楼不想让他发现的东西。而明楼自己保留了实际上的决策权和控制权——秘书处日常公文处理由统计科老周代理，梁仲春只是一个挂名的傀儡。在76号这边，梁仲春兼任经济司秘书处处长等于在汪伪政府的行政系统里给明楼多了一个保护层——如果以后再有人想通过秘书处这个渠道追查明楼，查到的将是梁仲春，一个在明面上和特工总部行动处关系密切、在暗中和走私物资、黑市交易有着千丝万缕联系的特务头子，而不再是那个清清爽爽的明诚。
“明楼推荐你是好事。”郑耀先把烟灰弹进烟灰缸里，用缓慢而笃定的语调说，“不是坑。你听我给你分析。第一，明诚被免职之后秘书处处长的位置空着，想坐这个位置的人很多——物资调配委员会冯代理主任就推荐了自己的侄子。明楼如果拒绝冯主任的人而任命你，他不但堵住了冯主任的路，还给自己找了一个不用费心提防的部下。为什么不用提防你？因为你在经济司既没有根基也没有人脉，你的所有权力都来源于明楼的授权——他要是不授权，你在经济司就只是一个挂名的傀儡。傀儡不会对他构成任何威胁。”
“第二，你反过来看这件事。你梁仲春有了经济司秘书处处长这个身份之后，就不再只是一个特务头子了。你在汪伪政府的行政系统里有了正式的官职和身份。这个身份对你意味着什么？意味着在76号内部的权力斗争中你有了一层额外的保护——如果有人想动你，他不光要过特工总部这一关，还要过经济司这一关。你就从一个单层盾牌的战士变成了双层盾牌的骑士。明楼给你的是官场上的保护色，这份保护色的价值比你那两份薪水加起来还高。”
“第三，关于兼任工作计划书——你也不用担心。计划书的核心是说明你怎么处理两个职务之间的关系。核心逻辑很简单——你说你在76号行动处处长职务上的工作重点是执行特工总部的行动指令，这个工作需要大量的外勤时间；经济司秘书处处长的职务是跨部门协调和文书管理，这个是机关坐班工作。两者在工作时间上可能存在冲突，因此你提议——秘书处处长的日常工作由统计科老周代理，你只负责需要跨部门协调的重大事项。这样既不影响你76号的工作，又能在经济司的公务需要你出面的时候随时就位。这个逻辑在行政上没有漏洞。”
梁仲春听完后大腿一拍，脸上的愁云一扫而空，咧嘴笑着说：“我就知道跟你商量准没错。行，就按你说的办。”
郑耀先让梁仲春去拿纸笔来。梁仲春从自己办公室把自己的钢笔和一本印着76号红头的公文纸拿了过来，郑耀先接过来后没有直接帮他写，而是先在另一张白纸上写了一份提纲，然后让梁仲春自己按照提纲草拟初稿。不是郑耀先偷懒——梁仲春的字迹如果和最终稿差得太远，内行人一看就知道是代笔的，反而会留下破绽。梁仲春虽然写字不漂亮，但字迹工整程度在钢笔尖的辅助下勉强能达到公文书写的基本要求。他趴在桌上吭哧吭哧地写了大概两个小时，期间问了郑耀先无数次“这个字怎么写”、“这句话通不通”，郑耀先耐心地一一纠正。最终稿共一页半纸，梁仲春在最后签上了自己的名字。他签完名后举起纸张吹了吹墨迹，得意洋洋地看了好几遍，仿佛这是他这辈子写过的最重要的文件。
面试在第二天上午如期举行。梁仲春穿着童虎特意替他借来的一身黑色中山装出现在经济司二楼小会议室门口，衣服稍微有点紧，他不敢做大动作，走路的姿势比平时僵了不少。面试由人事科科长、内务科孙科长和明楼三人主持。冯代理主任推荐的那位侄子冯嘉树排在梁仲春前面面试，小伙子一表人才，对答如流，专业素养确实不错。统计科的王德昌第二个上场，经验丰富，熟悉业务流程。梁仲春最后一个进去，进门时被门槛绊了一下差点摔倒，幸好撑住了门框。
面试过程中梁仲春按照郑耀先教他的逻辑把自己的兼任工作计划从头到尾讲了一遍，语速比平时慢了半拍，每个字都咬得很清楚。当被问到如何处理两个职务之间的利益冲突问题时，他郑重其事地表示自己在担任秘书处处长期间不会利用经济司的职务便利为76号的行动谋取任何不正当利益，两个职务在职能和权限上严格分离、互不干涉。孙科长听到这句话时眉毛挑了一下，大概在想能从76号行动处处长嘴里听到“严格分离互不干涉”这几个字也是活久见。
面试结束后三位面试官交换了意见。冯代理主任坚持推荐自己侄子，但人事科科长和孙科长在权衡之后均倾向于梁仲春——理由倒不是因为梁仲春多么适合当秘书处处长，而是明楼的推荐和梁仲春的背景使得这个人选具备了其他候选人不具备的政治优势：他是76号的人，在经济司内部不会形成新的派系；他的兼任计划把自己日常事务的权力主动交了出来，秘书处的实际运作不会受影响；他的跨部门人脉关系在物资调配协调等实际工作中确实有用。至于专业能力不足这个问题——可以由统计科老周代理日常工作来解决。
当天下午，经济司人事科正式下发聘任通知：任命梁仲春兼任经济司秘书处处长，保留其76号特工总部行动处处长原职。聘任通知上盖着经济司和76号双方的公章。这个消息传到灰楼时，汪曼春正在整理明诚留置期间的最后一批谈话记录。她放下手里的文件盯着通知看了好一会儿。梁仲春兼任秘书处处长，这个组合在任何人看来都极其不协调——一个是整天跟走私贩子、黑市商、码头地痞打交道、连公文格式都搞不清楚的特务头子，一个是汪伪政府首席财经顾问身边最核心的机要秘书岗位。然而这个组合却在行政程序上走得顺顺当当。
她看不透明楼这步棋的真正用意，但她能感觉到这是一种防御性布局——在秘书处处长这个位置上放一个在专业上完全无能、在政治上却非常有用的人，既能堵住别人安插亲信的企图，又能在关键时刻用这个人的跨部门身份来阻挡来自76号的调查压力。梁仲春这个人粗归粗，在江湖上混了一辈子，对人际关系有着本能式的精明。他一旦坐稳了经济司秘书处处长的位置，就会把保护明楼等同于保护自己。而他的这种保护不需要明楼开口——他会在连自己都没意识到的情况下自然而然地去维护明楼的利益。这种人身依附关系本身就是最高明的防火墙。
梁仲春走马上任的第一天，统计科老周把秘书处的日常公文处理流程跟他详细讲了一遍。梁仲春听了十分钟就开始走神，但他的态度出奇得好——他亲自给老周泡了一杯龙井茶，说以后文书上的事全靠老周多操心，需要他签字或出面的事情老周只管说，他随叫随到。老周在统计科干了十几年还是头一回有上级领导给他泡茶，感动得连声说不敢当。梁仲春的兼任生活就这样开始了——白天在76号照常处理行动处的事务，下午如果有经济司的协调事项就过来坐上两个小时，在需要他签字的文件上签字，在需要他出席的协调会上点头。他把明楼教给他的那句“效率打折扣不怕，怕的是手续不完整”当成了口头禅，每次协调会上都要说一遍，说得连冯代理主任都渐渐觉得这个人虽然不专业但至少在态度上是认真负责的。
郑耀先在梁仲春兼任后没有对这件事做太多的评价。他知道明楼在利用梁仲春，而他自己也在利用梁仲春——通过梁仲春这条线，他对经济司内部的物资调配动态保持着持续的感知。两个顶尖特工用同一个中间人，双方都知道对方在利用这个人，但都假装不知道。这种无声的默契是另一种形式的交锋——在黑暗中隔着墙互相感知对方的存在，却从不真正触碰对方。
四月中旬，汪曼春把明诚的留置正式解除了。明诚走出灰楼时没有回头，许鹤鸣把他的私人物品——一支钢笔、一个钱包、一串钥匙、一盒未抽完的香烟——装在一个牛皮纸袋里交给他。明诚清点后签字确认，然后步行到汉口路搭了一辆黄包车回明家老宅。明镜在门口等他，没有多说什么，只是帮他掸了掸衣服上的灰尘，让佣人准备了热水和换洗衣服。
明诚在家中休息的这几天里明楼一次都没有来看过他——不是不想来，是来了反而会给汪曼春留下把柄。他在经济司照常上班，照常开会，照常批阅公文。偶尔有同事在他面前提起明诚，他会用一种恰到好处的惋惜语气说“明诚是个好秘书，这次的事主要还是我的管理责任”，然后自然地转向下一个话题。但在夜深人静时，他会独自坐在书桌前，把明诚之前经手的所有档案编号目录拿出来逐页翻阅，确认每一处被重新编号过的痕迹都已经被正常的工作流程覆盖。明诚用降职换来这座大楼里所有不可告人的秘密得以继续隐藏，能做的就是保证这份代价不被浪费。
汪曼春的特别调查组在周济民案移送后进入了一个相对平静的阶段。她派人继续在苏北搜寻范金宝的下落，但山崎的搜索行动在根据地外围被中共地下组织的反侦察手段干扰了多次，始终没有任何实质进展。她把明诚案的独立报告提交给了山本，山本批复了六个字——“证据不足，暂缓。”暂缓不是撤销，只是暂时搁置。她没有把明楼办公室搜出的那三件间接证物交出去——通讯录上的南通段姓联系人记录、《经济周刊》上的铅笔日期、赵福生被抽出档案的照片——她把这些证物锁在自己的保险柜里，和其他悬而未决的线索放在一起。这些线索像埋在经济司大楼地基下面的定时炸弹，暂时不会引爆，但也不会腐烂。它们会在档案柜里静静地等待下一个时机。也许是范金宝某一天在苏北被抓后供出的新口供，也许是南通段会计那边出了什么新的纰漏，也许是明楼自己在某一次行动中犯下的一个新错误。
苏州河的水位在四月春雨中涨了一截，河对岸棚户区的孩子们赤着脚在泥水里玩耍嬉闹，浑然不觉头顶乌云的变化。上海这座暗影之城依旧在运转——76号照常抓人、特高课照常监控电台、经济司照常调配物资。一切照常，一如往昔。只有极少数人知道，在照常运转的表象之下，几股暗流正在水面下加速涌动——新运输网络的情报泄露源头仍未查明，日军后勤部门对内部进行了多轮排查，已经在某些低层级岗位上撤换了几名可疑人员；军统苏南游击队在不久前成功伏击太湖南岸中转站后士气高昂，正在筹备针对太仓复运线的第二轮打击；中共苏北根据地拿到了新码头的完整防御部署后没有急于发动第二次袭击，而是利用这段时间在码头周边建立了长期潜伏的观察哨。三股力量——日军、军统、中共——都在为下一阶段的行动积蓄力量。而在这三股力量之间，两个互相不知道对方真实底色的顶尖特工仍在各自的轨道上运行着，时而擦肩而过，时而互相试探，时而在不经意间联手协作，却始终不曾真正看清对方。
郑耀先把那支黑色钢笔从抽屉里拿了出来。笔帽里藏着军统方向的最后一份情报，内容是关于太仓复运线的日军护卫兵力部署——这份情报是他从梁仲春手里拿到的。梁仲春兼任经济司秘书处处长之后，日军后勤部发来的护卫兵力调配通知都会抄送秘书处备案，老周看不懂这些军事部署通知的意义，把它们当成普通公文归档了。梁仲春有一次无意中跟郑耀先提了一句“太仓那边又要加兵了”，郑耀先从他的只言片语中拼凑出了整条护卫兵力的部署图。他决定在今天晚上通过备用渠道把这份情报发给戴笠，然后军统方向的发报将进入新一轮静默。日军内部的排查正在收紧，特高课电讯监测车已经连续一周不间断地在上海市区巡逻，再继续发报无异于自投罗网。
他把钢笔旋开笔帽，抽出藏在笔帽夹层里的桑皮纸条，在台灯下展开逐字核对了一遍。然后划燃一根火柴，把纸条烧成灰烬，灰烬落进烟灰缸里被手指搅碎。所有军统方向的情报传递都将在今晚之后暂告一段落。从明天起直到日军排查结束，风筝暂时收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