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璐把通知单递给江临渊。
盯着纸上的题目看了两遍，手还捏着纸角。
这种评议会专门审议系里的重点文章，一年也开不了几次。
江临渊接过通知单，扫完题目。
把纸折好，塞进衬衫口袋，转头看她。
“梁老师下午来旁听，顺便给我壮壮胆？”
“高主任亲自主持，你还需要我壮胆？”
江临渊拍了拍口袋，朝走廊另一头走去，脚步没有停顿。
梁璐站在原地，嘴唇抿紧。
论文写的是地方财政和产业转型中的问题。
许多判断又牵涉招商、土地和权力运行。
一个年轻讲师把这些问题写进文章，评议会上少不了质疑。
她把通知单上的题目重新看了一遍，转身回了办公室。
下午两点，政法系二楼会议室里坐满了人。
高育良坐在长桌主位，手边放着青瓷茶杯。
梁璐坐在靠墙的旁听席上，记录本压在膝上。
长桌两侧坐着系里的资深教授。
侯亮平作为学生会代表负责记录。
他拔开钢笔帽，翻开笔记本，朝江临渊看了一眼。
高育良放下茶杯，用指关节敲了敲桌面。
“今天请大家过来，主要讨论江老师这篇关于财政包干体制的文章。有什么意见都可以提。”
经济法老教授孙建国率先放下文章，摘下老花镜，搁在桌边。
“江老师，这篇文章的论证很清楚。
可你把地方发展中的问题推得太远了。
地方招商和权力寻租之间，不能直接认定存在必然关系。
文章传出去，影响不好。”
他用手指点了点打印纸。
教行政法的张教授跟着开口：“老孙说得对。
江老师一直在学校任教，接触基层有限。
文章里的推演缺少实地材料。
你写地方为了招商会透支未来十年的收益，这个判断依据是什么？”
梁璐把笔横在记录本上，前面几句话一条也没有记。
孙建国和张教授在系里资历深。
两人开口就提出基层经验和材料来源。
讨论很快从文章内容落到了作者资格上。
侯亮平低头记录，笔尖在纸上写个不停。
上午在阶梯教室吃了亏，他一直没有找到反驳江临渊的办法。
如今看着江临渊被两位教授当面质问，心里的郁气松了些。
高育良没有接话，只看着江临渊，等他回应。
江临渊坐在椅子上，把圆珠笔放到桌面。
“两位教授认为文章推得太远，也认为我缺少基层材料。
我们先看数据和推演。”
他说完起身，走到黑板前，从粉笔盒里取出一支白粉笔。
江临渊在黑板上写下“财政包干”。
“八十年代实行财政包干。
地方完成上缴任务后，增收部分归地方支配。
地方有了增加收入的动力。”
他在后面画了一支向下的箭头，写下“财权下移”。
“这项安排调动了地方积极性，也带来了另一个结果。
中央财政收入占比持续下降，去年已经出现中央向地方借款的情况。”
孙建国重新拿起文章，翻到相关页，眉头压了下来。
江临渊在箭头两侧画出两条分线。
左边写“国企冗员”，右边写“事权留存”。
“分税制改革实施后，财权会上收，地方承担的支出责任仍在。
国企人员要安置，基础设施要建设。
地方收入减少，支出没有跟着减少。
请问基层财政怎么解决这笔钱？”
张教授张了张嘴，没有回答。
江临渊把右侧的线接到“土地收益”四个字下面。
“地方能够迅速取得的收入，主要来自土地出让。
工业用地要压低价格，才能把企业引进来。
商业和住宅用地出让后，再用收入补足支出缺口。”
他继续在黑板上补线，将土地收益、招商和债务风险逐项连起来。
“企业需要土地，地方需要收入。
供地、审批、招商都掌握在具体部门手里。
寻租行为便有了发生条件。”
粉笔停在“债务风险”四个字旁边。
“这套结果来自财权和事权的错位，属于制度风险。
不能把它归结为某个干部的个人品德。”
会议室里没人翻页。
孙建国端起茶杯喝了一口，放下后没有接话。
张教授转着手里的笔，把文章翻到下一页，又停了下来。
他找不到可以直接反驳的地方。
江临渊把黑板上的几处箭头重新指了一遍。
“地方要承担支出，收入来源却受到限制。
招商、土地和借债便会被反复使用。
文章讨论的是这套财政安排会造成什么结果。
讨论的对象是制度运行，不是给所有干部定性。”
梁璐坐在墙边，笔停在纸上。
上午还在办公室里逗她的江临渊，站在黑板前时。
每一步推演都有数据和支出项目支撑。
孙建国和张教授先后提出的问题，被他逐项回答。
她原本替他担心，记录本上的空白却一直没有填上。
高育良重新翻到文章末页，拿起茶杯喝了一口，随后把文章合上。
他看向两侧。
“大家还有什么补充意见吗？”
孙建国和张教授交换了一下眼色，两人都摇了摇头。
高育良点了点头，准备总结。
侯亮平从桌尾站了起来。
他把钢笔拍在笔记本上，会议室里的人都转头看他。
那些宏观经济推演超出了他的理解范围。
他只抓住了黑板上的“权力寻租”四个字。
看到高育良准备结束讨论。
侯亮平仍不愿让江临渊得到所有人的认可。
“江老师，我有个问题。”
侯亮平站直身体，声音传遍会议室。
“您刚才讲了这么多制度问题。
把地方干部说得都在为了利益算计，这对他们不公平。”
他抬手指向黑板上的“权力寻租”。
“难道干部的理想信念不重要吗？
只要干部思想觉悟够高，您说的这些风险就不会发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