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些大学里，我们也可以赢动。”赵远樵说，“南洋科学院刚通过了决议，要设立几个客座教授席位，先从德国请基础科学的人。能请到几个，就是几个。”
“钱不是问题。但名额要精准，不能滥竽充数。”周民说。
“这个我来把关。”赵远樵说，“名单我看了，真正顶用的人就那几十个。大部分还是要在战后才能脱身。现在能做的是把合同签了，路铺了，情分了了。”
六月十二日，埃森，克虏伯工厂外的一处酒馆。
夜幕落下，街灯在雾气中只照出方圆几米。一辆黑色汽车悄悄停在酒馆对面的巷口。
陈汉昇和军统柏林站的两名行动员坐在车里，看着一个人从酒馆后门走出来。
那人叫汉斯·盖尔林，克虏伯装甲轧制车间的高级工程师，四十二岁，曾参与过A7V坦克装甲板的研制。
他是陈汉昇名单上的重点人物。两天前，军统柏林站的人发现，有英国特工接触过盖尔林。陈汉昇今晚要亲自见他。
“汉斯。”陈汉昇推开车门，用德语低声叫了一句。
盖尔林站住了。他朝汽车方向看了一眼，犹豫了一下，还是走了过来。他的脸色有些灰，像这些天都没睡好。
“你们的人说，能让我离开德国。”盖尔林说。
“先上车。”陈汉昇说。
盖尔林钻进后座，车门轻轻关上。车里没有开灯。陈汉昇点了一支烟，把烟盒递过去。盖尔林抽了一根，手有些抖。
“英国人给你开了什么条件？”陈汉昇问。
“他们说，可以去英国，工资翻倍，有房子。”盖尔林说，“但我不想去英国。我不想给那些炸死我兄弟的人干活。”
“你兄弟死在哪儿？”
“索姆河。”盖尔林说，“两年前。”
陈汉昇点了点头：“我们不是英国人。我们跟德国没有战争，跟你的军队也没有仇。
我们是南洋人。你到我们那儿去，没有人会追问你以前做过什么。我们只需要你做一件事：炼更好的钢。”
盖尔林猛吸了一口烟，把烟头按灭在车门的烟灰盒里。
“我家里有四口人。我老婆，两个女儿。”他说。
“都带上。”陈汉昇说，“船从汉堡走。先到荷兰，再转我们的船。你的名字，我们会从德国人能看到的地方抹掉。
到了南洋，你就是我们工厂的工程师，对德国来说，你不是逃兵，也不是国家的叛徒。”
盖尔林沉默了很久，最后说：“我还有两个助手，也懂轧制工艺。能一起走吗？”
“当然。”陈汉昇笑了，“越多越好。”
六月十八日，慕尼黑，一家老牌啤酒馆。
慕尼黑的夏天比柏林温和，但空气中的不安却在发酵。战争即将失败的流言在街头巷尾传播，人们一边喝着越来越稀的啤酒，一边咒骂皇帝和将军。
陈锦年在这里约见了一个特殊的人，弗朗茨·费舍尔，威廉皇帝煤炭研究所的研究员。
这个名字在德国工业界如雷贯耳。费舍尔和同事们正在研究一种从煤制取液体燃料的方法，虽然还没有工业化，但南洋对这项技术兴趣极大。
费舍尔四十多岁，瘦高，头发已经花白。他迟到了半小时，进酒馆时还带着两个同事。陈锦年没有在意，招呼他们坐下，一人叫了一杯啤酒。
“陈先生，您信里说的，要在南洋建一个煤炭化学研究所。这是真的？”费舍尔问。
“是真的。”陈锦年说，“我们有很多低品质的褐煤，不能直接烧，但可能适合做液化试验。我们想请您的团队过去，做工业化放大。”
费舍尔和两个同事交换了一下眼色。这个项目，他已经向德国政府申请了几年经费，但战争吃紧，几乎所有资源都给了军队。他的实验室已经快揭不开锅了。
“现在去不了。”费舍尔说，“我的合同在研究所，而且我们的设备也不能搬。”
“不需要现在。”陈锦年说，“先签一个共同研究协议。我们提供经费和场地，您在德国继续做小试，等时机成熟，再到坤甸做中试。关键是要把这件事定下来。”
“我们要带多少人？”费舍尔问。
“您和您的核心团队，十个人以内。”陈锦年说，“所有人都有安置房和安家费。孩子上学，医院，都不成问题。”
费舍尔看着杯中的啤酒泡沫，慢慢地点了点头：“好。我考虑一下。不过，你们的合同里必须有研究自主权。我不想变成工厂监工。”
“费舍尔先生，您在南洋，会是研究所所长。”陈锦年说，“您研究什么，怎么研究，我们只提供钱和煤。”
……
六月二十五日，坤甸，总长府。
刘志俊在书房里召见了罗大岩和赵远樵。三个人关着门，谈了一个下午。
“德国撑不了多久了。”刘志俊说，“协约国的反攻已经开始。皇帝攻势失败之后，德国国内反战情绪越来越重。革命的火星，已经溅到柏林和慕尼黑了。我们剩下的时间，不多了。”
“驻德使馆和军统柏林站已经把所有重点目标都做了标记。”罗大岩说，“第一批可以随时走的人，大约有二十个，包括工程师、医生和几个大学教授。船员已经备好，只要命令到，四十八小时内从汉堡出发。”
“容克还是没松口？”刘志俊问。
“没有。”赵远樵说，“他这个人，只要德国还站着，就不会走。但我们在他工厂和家里都安了人。战后混乱期，他不走，我们就先把他的图纸和设备保住。人，可以再等。”
“他公司的飞机图纸，尤其是J系列的全套设计资料，比他的命还值钱。”刘志俊说，“告诉前线行动组，如果出现意外，先保图纸，再保设备，最后才是别的。但如果能三样都保住，更好。”
罗大岩点头，把一条一条命令记下。
“另外，让外交部准备一份给英法美三国使馆的外交照会。”
刘志俊说，“提前申明，南洋共和国在战时和战后，享有与任何主权国家相同的技术合作和人才引进权利。
任何国家不得限制或阻挠我们与德国相关企业和个人之间的合法交流。”
“这种照会，他们不会理会。”罗大岩说。
“他们理不理，不重要。”刘志俊说，“我们发出去，就留下了法理依据。将来他们要是扣我们的船、抓我们的人，我们在谈判桌上就多一张牌。”
“总长想得远。”罗大岩说。
刘志俊站起身，走到窗前。窗外，坤甸已经进入了一年中最热的季节。阳光把院子里的椰子树照得油亮，蝉鸣如浪。
“德国会乱。那些我们想要的人，会在乱世里像无根的草一样漂。我们的手，要伸得足够远，足够快。”刘志俊说。
“我准备亲自去一趟欧洲。”罗大岩忽然说。
刘志俊转身，有些意外。
“德国的局面，现在已经到了最微妙的阶段。下面的人能做具体的事，但有些关键的人，只有我出面，他们才信。”罗大岩说。
刘志俊考虑了一下，点了点头：“去吧。把陈汉昇留在柏林，你在外围策应。替我办三件事。
第一，催容克下决心。第二，把克虏伯的人挖出来。第三，找到海因克尔和梅塞施密特。这三件事办成，你就立了大功。”
罗大岩站起来，立正敬礼：“总长放心，溪流行动，一定成功。”
……
一九一八年六月二十八日，坤甸北郊，南霍伊航空制造公司试飞场。
天刚亮透，试飞场四周的草地还挂着露水，被晨风一吹，泛着细碎的光。
刘志俊的车队从总长府出发，沿碎石路向北开了四十多分钟，拐进一条更窄的水泥路。
路两旁是新栽的凤凰木，树冠还不大，但已经开出了几簇火红的花。
南霍伊航空制造公司的大门很朴素，两根水泥柱子上横着一块铁牌，黑底金字，写着“南霍伊航空制造公司”。
门口没有卫兵，只有两个穿灰色工装的厂警。见到车队，两人连忙立正敬礼。
车开进去，是一片极开阔的场地。左边是总装车间，右边是试飞机库，中间是修得平平整整的草地跑道。
跑道很长，目测得有一千多米，尽头插着几面红白相间的风向标，风很轻，风向标只偶尔懒懒地动一下。
车刚停稳，一个三十五六岁的男子已经快步迎上来。他穿一身洗得发白的工装，袖子卷到小臂，领口别着一枚小小的公司徽章。人很精瘦，走路带着风，像有使不完的劲。
“总长，冯如。”他伸出手，又觉得手上有机油，赶紧在裤子上擦了一把，才和刘志俊握了握，“欢迎总长来公司视察。”
“冯先生，不必拘礼。”刘志俊笑着拍拍他的肩膀，“我今天就是来看看你们的新飞机。J3，对吧？”
“是。”冯如的眼睛立刻亮了，“总长，这边请。样机已经推到跑道边上了，就等您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