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秀兰的化疗不能停。
SARS再严重，她也必须每周去医院。六期治疗，一期都不能少。医生说了，这种病，治就是跟时间赛跑，停一期，前面的效果就要打折扣。
林建国懂这个道理。他不识字，但他懂不能白做。
四月初，他跟厂里请了假。
厂长在电话里说：现在没法开工，你该干嘛干嘛。厂子停了——不是真的停工，是半停。有人上班，有人放假。林建国属于放假的那个。
他骑自行车去了一趟六里桥。
六里桥那边有个旧货市场，在河边，以前他去过。九七年的时候，他花十五块钱从那边买了一台二手收音机，用了三年，直到去年才坏。他对那个地方有印象。
旧货市场还开着。大部分摊子空了——SARS期间，出来摆摊的人少了，出来逛的人更少了。但有一个摊子还在，摆在门口的位置，上面放着一辆三轮车。
摊主是个老头，六十多岁，戴着口罩，坐在马扎上，面前摆着一杯茶，茶杯上搁着瓶盖当盖子。
看看？老头说，新的买不起，这是旧的。但好用。你试试。
林建国走过去，看了看那辆车。
车身是铁的，绿色的漆掉了大半，露出底下的灰色。后座是铁的，平的，可以铺棉被。轮胎看起来还行——磨损不严重，花纹还在。链条有点松，但齿轮没问题。
多少钱？
一百二。
八十。
一百。
九十。不卖我走了。
老头看了他一会儿。口罩遮住了下半张脸，但眼睛里有笑意——那种做生意的人特有的笑意，不是真笑，是谈判的表情。
九十就九十。老头说，但你戴着口罩呢？
林建国摸了摸脸。他出来的时候忘了戴口罩。厂里发的口罩他放在上衣口袋里，折好了，但出来的时候急着走，忘了戴。
忘了。
你——老头把口罩往上拉了拉，鼻梁那里的金属条压了一下，现在出门不戴口罩，不要命了？
林建国没回答。他从口袋里把钱拿出来——九十块，都是十块一张的，叠得整整齐齐。他数了两遍，确认没错，然后递过去。
老头接过钱，也数了一遍。然后站起身，把三轮车的钥匙递给他。
链条有点松，回去自己紧一下。别的没毛病。
林建国把三轮车推出来。车子不重，但也不轻。他推着走了一段路，然后跨上去，骑了一圈。
还行。链条是松，但不掉。刹车有点钝，但能停住。
他骑着三轮车往回走。四月的风迎面吹过来，有点凉，但还不算冷。路过一个路口的时候，他看见红绿灯在闪——绿灯，但他停下来了。不是因为有人，是因为习惯。
等红灯的时候，他想起老头说的话。不要命了——他不是不要命。他是要命。赵秀兰要命，他就要命。他如果不要命，赵秀兰就没命了。
这个逻辑很简单。不需要识字也能想明白。
后座铺了棉被。
赵秀兰把家里最厚的一床被子拿出来，铺在后座上，用绳子绑好。棉被是老棉花做的，重，但暖和。林建国看着她绑绳子——她的手还在抖，化疗的副作用还没完全过去，但比上个月好多了。上个月她连绳子都拿不住。
你坐好。她说。
林建国把三轮车推到院子门口。赵秀兰从屋里出来，手里拎着一个塑料袋——里面是水杯、药片、一条毛巾。她穿着厚外套，戴着帽子——不是因为冷，是因为头上没头发。化疗把头发掉光了，现在戴的是一顶深蓝色的毛线帽，苏念上次来家里的时候给她织的。
走吗？她问。
林建国骑上车。三轮车不快，但稳。他从大院出来，往北边走。
清晨六点半的北京，以前应该是最热闹的时候。送孩子的自行车、上班的公交车、路边卖早点的摊子——炸油条的香味能飘半条街。但今天什么都没有。
大街上空了。
这是林建国第一次在白天看到空荡荡的北京。以前他上班，早上七点出门，路上都是人。现在路上一个人都没有。自行车道上是空的，机动车道上是空的，人行道上也是空的。
红绿灯还在闪。绿灯，他骑过去。没有车跟他抢绿灯。
赵秀兰坐在后面，没有说话。她看着路两边的楼——楼都在，跟以前一样。但楼下面的店都关了。卷帘门拉下来，贴着一张纸，上面写着暂停营业。有些纸上还写着防非典，保健康之类的标语。
风把她帽子的一角吹起来。她伸手按住了。
有一段路，骑了大约二十分钟，赵秀兰忽然伸手拍了拍他的背。
林建国停下来。
怎么了？
没事。就是——她顿了顿，就是想下来走两步。
不行。医生说你不能——
就两步。
林建国看了看她。口罩遮住了她的脸，但眼睛里有光——不是亮的光，是那种我想试试的光。
他把车停在路边。赵秀兰从后座下来，脚落地的时候晃了一下。林建国立刻扶住了她。
没事。
你——
真的没事。
赵秀兰站在路边。四月的阳光照在她脸上，照在口罩上，照在她帽子下面的光头皮上。她没有头发——一根都没有。化疗把头发掉光的时候，她对着镜子看了很久，然后说了一句。
林建国说：不丑。
她没信。但她也没哭。
现在她站在路边，抬头看了看天。天很蓝。北京四月的天很蓝，比任何时候都蓝——因为没人开车了，没污染了。
天好蓝。她说。
智儿现在在八中，应该能看到一样的天。
林智在八中。封校了，出不来。她上周在电话里跟他说了，他说知道了。然后就没说别的。
林建国没说话。他推着三轮车，推了两步，然后停下来，等她。
赵秀兰走了大约二十步。走得很慢，一步一步的，像在试。试自己的腿还听不听使唤，试地上的路还认不认识她。
然后她说：行了。走吧。
她上去的时候，林建国扶了一把。这一把，他觉得自己扶起来的是整个世界。
医院是北京最危险的地方。
这不是林建国说的。是医生说的。
上次去复查的时候，医生在电话里跟他说：现在医院最危险。发热门诊天天有人确诊。你媳妇——她免疫力低，能不来尽量不来。
但她必须来。
电话那头沉默了一下。然后医生说：那就从侧门进。肿瘤科在后面，不路过发热门诊。
林建国记住了。
肿瘤科在后面一栋楼。他每次都把三轮车停在侧门旁边，锁好，然后扶赵秀兰进去。
侧门有一个保安。戴着口罩和护目镜，手里拿一个测温枪。每次都问一样的话。
多少度？
三十六度八。
她呢？
她有点低。三十五度多。正常。
保安看了赵秀兰一眼。那一眼里有同情，也有害怕——怕她是不是已经感染了。但保安没说。他让开了门。
化疗室里人不多。
以前走廊里坐满了家属，现在只有三四个。大家都戴着口罩，互相不说话。偶尔有人咳嗽一声，所有人都会转头看——那种看不是看热闹，是看威胁。
赵秀兰坐在化疗椅上。椅子是蓝色的，可以调角度。她每次都调成四十五度——不太躺，也不太坐。她说这个角度最不晕。
输液管很长，从架子上面垂下来。药一滴一滴地往下走。林建国坐在旁边，看着那滴药，一滴，一滴，一滴。
有一次，他问护士：这个药，苦吗？
护士看了他一眼。二十五六岁的姑娘，戴着三层口罩，声音闷闷的：不苦。是往血管里打的，不是往嘴里喝的。
那她为什么吐？
护士没回答。她转过身去配药了。
但林建国懂了。药不苦。但药在杀细胞。杀坏细胞的时候，把好细胞也杀了。所以吐。
这个道理他懂。就像砍木头的时候，想砍直，就得把歪的地方砍掉。砍掉的地方不会长回来了。但树能活。
他坐在旁边，看着输液管里的药一滴一滴地往下走。他想：这每一滴，都在救她。也都在伤她。
有一回，输液的时候赵秀兰睡着了。不是真睡，是那种累到极点的闭眼。林建国坐在旁边，看着她的脸。口罩上面的那部分脸，眉骨突出来，眼睛凹进去，瘦得很。但嘴唇是干的——化疗的副作用，嘴干，裂口子。
他把手伸进口袋里，摸了摸。口袋里有一管润唇膏，两块钱一支，万IJ店买的。他拿出来，拧开，轻轻往她嘴唇上抹了一点。
赵秀兰没醒。但她的眉毛动了一下。
林建国把润唇膏收好。然后继续坐着装药滴。
有一次，回来的时候，口罩上沾了血。
不是吐血。是林建国的鼻子破了。
他不知道为什么。以前也流过鼻血，但不多，也没在这时候流过。就是忽然流了——戴着口罩流鼻血，血往上涌，堵不住，从口罩的边缘渗出来，染红了一小块白色。
赵秀兰坐在后面，没看见。
到了家，林建国把口罩摘下来，叠好，放进上衣口袋里。然后去厨房洗手——洗了很久，洗到手发白。
赵秀兰在里间休息。妹妹在摇篮里睡觉——六个月的林知，会坐了，但坐不稳。睡着的时候很安静，呼吸轻轻的，像小猫。
林建国站在厨房门口，看着赵秀兰的侧脸。她在闭眼，但没睡着。他知道，因为她呼吸的节奏不对。睡着了的呼吸是均匀的，现在的不均匀。
她在想事。
林建国没问她在想什么。他去劈柴。
斧头落在木头上，碎屑飞起来。四月的木头还不够干，劈起来费劲。但林建国劈了很多——不是因为需要那么多柴，是因为劈柴的时候，他可以不想事。
不想赵秀兰化疗的时候吐了多少次。不想医院里的消毒水味道。不想保安看赵秀兰的那一眼。
就想木头。木头是实的，劈开就是劈开，不会骗你。
劈完柴，他站在院子里。四月的傍晚，天还亮着。大院里很安静——苏念在家复习，王婶大概在屋里看电视，郑师傅的屋里亮着灯，不知道在修什么。
他忽然想起一件事：今天该给赵秀兰量体温了。每天晚上七点量一次，记在一个本子上。本子是赵秀兰以前用来记菜谱的，现在被用来记体温、体重、吃药时间。
他进屋，把体温计拿出来。赵秀兰在里间，已经起来了，坐在床边哄妹妹。
量体温。他说。
赵秀兰张开嘴，把体温计含进去。等了一分钟，拿出来。三十六度九。
正常。他说。然后把数字记在本子上。
这个本子，后来林智回家的时候看到了。上面整整齐齐地写着每一天的数据，从三月初到五月底，一天没落。字不好看——林建国的字，歪歪扭扭的，像小学生写的。但每一个数字都写得很认真，很用力，铅笔尖把纸都戳出了一个凹洞。
林智在八中不知道这些。
他只知道妈妈还在治疗，爸爸还在医院来回跑。电话里林建国的声音永远只有两个字：还好。
是什么意思？林智分析过。可能是真的还好。也可能是不好，但林建国不想让他担心。
他倾向于后者。
但没办法。他在八中，出不去。北京空了，八中封了，他被困在四楼。
少年班的教室在四楼最东头。窗口正对着校门口的那条路。路很宽，法国梧桐的叶子在四月里刚刚长出来，嫩绿色的，很小。以前这条路总是有车，现在什么都没有。
有一天晚上，他拿出格子本，翻到最新的一页。上面写着：
4月20日：妈第六期第三次。吐了两次。体重92斤。
他把92斤那三个字看了一遍。然后合上本子。
窗外的北京黑了。但他知道，爸爸还在某个地方，骑着三轮车，带着妈妈，穿过空荡荡的街道。
这个画面他没见过。但他知道它在发生。
就像他知道，有些事必须发生，不管你见没见过。
五月中旬。
赵秀兰的六期治疗全部完成。
最后一次化疗做完的那天，林建国推着三轮车，慢慢骑。赵秀兰坐在后面，没有说话。但她的手放在林建国的后背上——隔着衣服，隔着口罩，隔着四月还带着凉意的风。
建国。
完了。
都做完了。
赵秀兰没再说。她把手收回来，放在膝盖上。手指在膝盖上轻轻敲了两下——是习惯动作，紧张的时候敲，高兴的时候也敲。
林建国骑得很慢。不是为了省油——三轮车不烧油。是为了多跟她说一会儿话。虽然他们没说话。
路还是空的。但天很蓝。
主治医生的电话是下午打来的。
林建国在厨房。赵秀兰在里间喂妹妹吃米糊。妹妹现在六个月了，会坐了，坐不稳，但会坐。
电话响了。林建国去接。
林秀兰家属吗？
我是。
这里是肿瘤科。片子的结果出来了。
林建国握着话筒的手紧了一下。
病灶明显缩小了。缩小了——医生在电话那头翻纸的声音，大约百分之六十。
百分之六十。
林建国没说话。他看着厨房的窗户——窗户上有一层油烟，不太透明。外面的天很亮，但厨房里不太亮。
大夫——
是真的吗？
片子在这儿。你看不看？
我——我看不懂。
电话那头笑了一下。那就信我的。缩小了。很明显。
林建国挂了电话。
他把话筒放回去的时候，手在抖。
他走进里间。赵秀兰坐在床边，对着妹妹，用勺子舀米糊，往妹妹嘴里送。
秀兰。
大夫来电话了。
赵秀兰的手停了一下。然后继续送米糊。
说什么了？
说——林建国走进去，站在她身后。说片子出来了。缩小了。
赵秀兰没回头。
但她的手在抖。勺子拿不稳，米糊洒在妹妹的围兜上。
林建国走过去，把她的手握住。就不抖了。
百分之六十。他说。
赵秀兰点了点头。然后低头继续喂米糊。但林建国看见，她的眼泪掉在米糊碗里，很小的一滴。
林智知道这个消息的时候，是在八中的卫生间里。
林建国打电话过来，传达室大爷喊他。他跑下楼，跑到传达室，拿起话筒。
嗯。你妈——片子出来了。
怎么样？
缩小了。
林智握着话筒。传达室里有一股消毒水的味道。大爷在旁边擦玻璃，故意擦得很慢，给他在那边说私话的时间。
缩小了——多少？
大夫说百分之六十。
林智把话筒换到另一只手。左手换右手，右手换左手。然后他说：知道了。
你好好学习。没事了。
爸——
辛苦了。
电话那头沉默了三秒。然后林建国说：不辛苦。
挂了电话。
林智站在传达室里，站了很久。然后他走进卫生间——不是因为要上厕所，是因为卫生间里有水龙头，有水声，有水声的话，你做什么声音都听不见。
他把水龙头开到最大。
在水声里，他低下了头。
没哭。他不会哭。十三岁的时候，妈告诉他你有妹妹了的时候，他没哭。十四岁的时候，妈确诊的时候，他没哭。但现在他低着头，在水声里，站了很久。
传达室大爷在门外等了一会儿。然后走开了。
那天晚上，林智在笔记本上写了一行字：
五月十八日。妈的病，好了百分之六十。
他把笔记本合上，放进抽屉里。然后他躺到床上，面对着墙。
墙是白色的，有一点发黄。他看着那面墙，看了很久。
然后他翻了一个身。闭上了眼睛。
窗外，四月的风轻轻吹过。八中的法国梧桐在黑暗里轻轻摇晃，发出很轻很轻的声响。
北京睡着了。但有些人还没睡。
在大院的里间，赵秀兰抱着妹妹，轻轻拍着。妹妹睡着了，呼吸很均匀。林建国在厨房里，把明天的被子拿出来晒——虽然已经是晚上了，但他就是想晒一晒。
有些事，不需要理由。
那天下了小雨。北京五月的雨，不大，但很密。林建国站在院子里，让雨淋了一会儿。然后他走进屋，把湿了的衣服换下来，挂在椅背上。
赵秀兰在里间，已经睡着了。妹妹也睡着了。两个人并排躺在床上，呼吸很轻，很均匀。
林建国站在门口，看了很久。
然后他把灯关了。
屋子里暗了。但窗外的月光还亮着，照进来，打在地面上，一片一片的，像水。
林建国在黑暗里站了一会儿。然后他走到床边，在赵秀兰旁边躺下来。
没有被子隔开。他伸手，把她揽过来。
赵秀兰没动。但她的手伸过来，握住了他的手。
两个人就这样，在五月的夜里，什么都不说，握着。
窗外的月光慢慢地移动着，从地面移到床沿，从床沿移到墙上。
夜很深了。但有些事，正在变好。
比如五月。比如医院里的片子。比如林建国握着赵秀兰的手，握得很紧，一直没有松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