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月中旬，广州的消息传到北京。
一开始大家没当回事。少年班教室后面的黑板报上还写着学雷锋月的标语，蒋老师在课上提了一句广东那边有个流感，然后继续讲二次函数。马小东在底下用草稿纸画流程图，陈静在转笔，何思齐在记笔记——没有人抬头。
林智也没有。
他那时候在想另一件事：这周末回家，要把格子本上这周的数据更新一下。赵秀兰这周吐了三次，他记在格子本第三行，用铅笔写的，可以擦掉重写。体重那一栏，他上周写的是94斤，这周还没称。
林智。
蒋老师敲了敲他的桌子。
广州那个事，你爸妈医院有消息吗？
林智抬起头。我妈不去医院了。治疗快结束了。
那就好。蒋老师没再问，转身去写板书了。
那是林智第一次在课堂上有人的提问让他想起家里的事。他看着蒋老师的背影——粉笔灰落在肩头上，白了一片——然后低下头，把草稿纸上那道没做完的题继续做完了。
三月底，北京开始有动静了。
先是校医室在每栋楼门口放了一个白色塑料桶，里面是消毒水，绿色的味道，很冲。然后是学生处发了一封信，说近期不要去人多的地方，措辞很温和，像在说近期不要喝生水——就是那种你知道有事、但不知道多大事的语气。
少年班的孩子们不算人多的地方。四楼，二十三个人，教室、宿舍、食堂，三点一线。但八中不是只有少年班——初中部加高中部，上千人。上千人意味着上千个家庭，意味着上千条看不见的线，把病毒从城市的任何一个角落牵进来。
四月初，气氛变了。
林智是四月五号那天注意到变化的。他去食堂吃早饭，发现打菜的阿姨戴了口罩。不是那种很厚的——就是普通的白色医用口罩，耳朵后面两根带子，挂得很牢。
阿姨，什么情况？他问。
打菜阿姨没说话。旁边收拾盘子的另一个阿姨说了：说法不一。你赶紧吃，吃完回教室。
林智端着盘子去找程彻。程彻已经在看了——他在看一张从传达室拿来的报纸，头版不是SARS，是别的事，但第二版有一篇，标题很小，叫《非典型肺炎可防可治》。
可防可治，程彻把报纸折起来，那就说明已经有人治不好了。
林智没回答。他把包子咬了一口，韭菜鸡蛋馅的，有点凉了。
四月十四号，八中宣布停课。
通知是下午两点贴在教学楼门口的。林智是去传达室打电话的时候看到的——传达室大爷戴着口罩，坐在玻璃窗后面，像银行柜台。
林智，你妈来电话了——
电话是苏念打来的。
八中停课了？
刚贴的通知。
那你——
寄宿生可以留校。但不许出校门。
电话那头安静了两秒。然后苏念说：我跟你说一件事。我们学校也停了。今天通知的。我回家复习。
你——你在学校，注意。
林智。
戴口罩。
知道了。
挂了电话。传达室大爷在旁边听着，等林智把听筒放回去，他说了一句：你家里人？
邻居。
大爷点了点头，没再问。他把窗户关上了——玻璃上有手指印，很多层，重叠在一起。
封校。
二十三个孩子留在四楼。宿舍六人间，原本只有林智、程彻、何思齐、马小东四个人住，现在另外两张床也铺上了——走读生不来了，但学校说不能放任何人进来，所以那两张床空着，铺盖卷得整整齐齐，像两个不在场的人。
第一天还好。少年班的孩子们习惯了安静——他们平时就不怎么出门。马小东在机房，程彻在宿舍看书，陈静在打电话（她有个在外地读高中的弟弟，每天要通一次话），何思齐在复习。
林智在窗边坐着。
四楼的窗户正对着校门口的那条路。路很宽，法国梧桐刚抽出新芽，嫩绿色的，很小。以前这条路总是有车——老师的自行车、接送孩子的家长、门口卖煎饼的小推车。现在什么都没有。煎饼摊不见了，家长不见了，连老师的自行车也少了——大部分老师不来了，只有值班老师住在办公楼里。
空了。
北京在变空。
林智那天在窗边坐了很久。他看着梧桐树的新芽在风里轻轻摇晃，听着自己的呼吸声。然后他拿出格子本，翻到最新的一页，在上面写下了今天的日期：2003年4月14日。在那一栏，他写了。在妈妈情况那一栏，他写了——因为还没有打电话回去。
他把格子本合上，放进抽屉里。抽屉里还有一本《中国古代桥梁技术史》，是苏大爷送的。他翻开到中间那一页，夹着一张书签——是用练习本纸剪的，边缘不太整齐。那是苏念上次来八中给他放的。
你看书的时候别太用力翻页，这本是苏大爷的，别弄坏了。
她总是想得很细。
封校第二周。
何思齐开始失眠。
他晚上躺在床上看天花板，眼睛瞪得很大。林智在上铺，能听见他翻身的声——铁皮床架轻轻响，像有人在敲。一开始是每隔半小时一次，后来每隔十几分钟，后来几乎不停。
思齐，有一天凌晨一点，林智从上铺探出头来，你睡不着？
何思齐没回答。过了一会儿，他说：我怕。
就一个字。在黑暗里，声音很轻。
林智没说话。他不知道怎么回答。安慰的话他说不出来——不是不想，是不知道怎么说。
第三天，陈静从家里带了一罐蜂蜜。她爸爸不知道从哪儿搞到的——陈静说我爸说蜂蜜安神，然后把蜂蜜放在何思齐的桌上。冲水喝。热的。
何思齐说谢谢的时候声音很小，小到几乎听不见。
他后来真的冲了。每天晚上一杯，用保温杯装的。喝完躺下，翻身体的次数少了。但林智觉得，不是蜂蜜的作用——是有人注意到了。
有一天晚上，林智从上铺探出头，看见何思齐坐在床边，借着走廊透进来的光，在看一本书。书是《史记》，从学校图书馆借的。
司马迁也失眠吗？林智问。
何思齐愣了一下，然后笑了——是很轻的笑，像怕吵到别人。不知道。但他受过宫刑都没死，我觉得我可以看一下。
林智没说话。过了一会儿，他说：你妈是老师。
她会担心你。
我知道。何思齐把书翻了一页。所以我不能出事。我如果出事了，她会比我怕。
这句话说完，两个人都没再说话。走廊的灯熄了——定时熄灯，十点半。何思齐放下书，躺回床上。
那天晚上，林智听见他翻了两次身。然后就安静了。
马小东反而如常。
每天在机房待到熄灯。方老师给他开了后门——外面闹非典，我在写程序——两者好像没什么关系。
林智觉得这孩子的脑回路异于常人。后来他问过马小东：你不怕？
马小东抬头看了他一眼，眼神很认真：怕什么？
SARS。
SARS是病毒。病毒是程序。程序有bug。bug可以修。他想了想，但修bug的人不能先死。所以我尽量不去人多的地方。机房就我一个人。安全。
林智看着他。十一年后——不，十一年后马小东应该二十好几了——不知道他会变成什么样。
你写的什么程序？
一个编译器。
……你十一岁写编译器？
不完全是编译器。是一个——他想了想，用很慢的语速说，一个能把数学公式转成代码的程序。比如你输入一个积分，它帮你写出c语言来算。
林智在他旁边坐了下来。
给我看看。
程彻留校了。
他的父母都是医生。
四月二十号左右，程彻接到一个电话。他走到走廊尽头去接的——故意走远，这个细节林智后来才想明白。程彻平时不是故意的人，他做什么都大大方方的，只有这件事，他走远了。
回来之后，程彻坐在床上，很久没说话。
林智在他旁边做题。察觉到了，但没抬头。
林智。
我爸妈——他停顿了一下。被调去地坛医院了。
地坛医院。那时候北京人听到这四个字，跟听到发热门诊是一个反应——往后退一步。
地坛——
非典定点。程彻的声音很平，平到不像在说自己的父母。我妈说的。电话里说的。我爸在旁边，没说话。我妈说了一句——你爸也在名单上，但我们科室先走。
他把也在名单上这几个字说得很轻，像怕被谁听见。
林智把笔放下了。
你——
我住校。我爸说学校安全。人少。程彻躺在床上，看着天花板。天花板上有一道裂缝，从灯座延伸到墙角，很细。我妈说，SARS死的大部分是老人和——
他没说完。
林智替他说了：和免疫力差的人。
程彻没回答。过了很久，他说了一句：我妈是呼吸科的。我爸是急诊。
这句话说完，宿舍里安静了。马小东在机房，何思齐在上自习，陈静在打电话。四楼很安静，安静到能听见窗外梧桐树的新芽在风里轻轻摩擦的声音。
林智给家里打电话。
电话在传达室。传达室大爷现在全天戴口罩，玻璃窗上多了一层塑料布，像冬天的蔬菜大棚。
妈怎么样？
治疗还在做。
医院——
我戴口罩。你别管。好好学习。
爸——
你也要注意。
电话那头沉默了两秒。然后林智听见了一声很轻的笑——不是笑，是鼻子里出来的气，很短。
知道了。
挂了电话。林智在传达室站了很久。传达室里有一股消毒水的味道，很浓，冲得鼻子发酸——不是感动，是化学作用。
他走出去。院子里空荡荡的。法国梧桐的新芽现在已经长大了，叶子是嫩绿色的，在四月的阳光里很亮。但没有人在树下走。
他想起小时候——九八年刚到大院的时候，院子里的槐树下面总是有人坐着的。王婶在择菜，孙阿姨在缝衣服，老周在看报纸。现在八中的梧桐树下什么都没有。空的。
四月底，北京每天新增一百多例。
这个数字林智是从传达室的报纸上看到的。报纸是三天前的——传达室大爷说新报纸送不过来，送报纸的人不敢来。
大院里，于主任挨家挨户发消毒液。
于主任这件事，林智是后来听苏念说的。苏念的信——她每天写一封，但信寄不出去。八中封锁了收发室，邮递员不进来，里面的信也不出去。苏念的信积在抽屉里，后来换了一个更大的信封，把前面几封一起装进去。
等解封了一起寄。她在最新一封的末尾写了这句话。
但林智看不到。他不知道苏念写了什么，不知道她每天在信里说今天模拟考了第二名赵老师今天吃了整碗饭我在院子里看到你爸骑车出去了，戴口罩，骑得很慢。
他在四楼的窗口。
每天下午四点钟，阳光会照进教室，照在最后一排的课桌上。林智坐在那个位子上——不是因为成绩差，是因为那个位子靠窗，能看到校门口的路。
路还是空的。
有时候他会想：苏念现在在干什么。然后他会把这个念头压下去。不是不想，是不能想——想了就会分心，分心了就做不好题，做不好题就考不上清华，考不上清华就——
这个逻辑链条他很清楚。每一步都算过。
封校第三周。
程彻开始给父母写信。
不是电子邮件——他说我妈不用电脑。每封信都很短，一页纸，折成三折，装在信封里，放在桌上。但信寄不出去，跟苏念的信一样。
程彻的桌上堆了五六封信的时候，林智说了一句：等解封了我帮你寄。
程彻看了他一眼。你帮我寄？
你不怕看到我写的什么？
我又不拆。
程彻没说话。然后他把桌上的信整理了一下，用橡皮筋扎起来，放进抽屉里。
谢了。
这两个字程彻说得很快，快到像不小心说出来的。
有一天晚上，林智在窗边站着。
天已经黑了。四月的北京天黑得晚，但七点半也黑透了。校门口的路灯还亮着——白炽灯，黄黄的光，照着空空的路面。
他忽然看到一个人影从校门那边走过来。
隔着铁栅栏，那个人站了一会儿。然后举起手，晃了晃。
是苏念。
她站在铁栅栏外面，手里拎着一个塑料袋。口罩遮住了半张脸，但眼睛是认得出的。
林智跑下楼。
传达室大爷说：有人找你。在校门口。不让进——规定。
林智跑到校门口。铁栅栏之间大约有十公分的空隙。苏念从空隙里把塑料袋塞进来。
给你买的。面包。还有——她从口袋里掏出一个东西，也塞进来。这个。
是话梅。
你上次说学校的面包不好吃。我买了全麦的。还有话梅，你上课犯困的时候吃。
林智蹲下来，从栅栏底下把东西拿进来。塑料袋是温的——她一路握在手里，捂着的。
你——你怎么来的？
骑车。
多远？
一个小时。来回两个小时。
林智攥着塑料袋。塑料袋上有她手的温度。
下次别来了。
为什么？
太远了。
我不怕远。
隔着铁栅栏，隔着口罩，隔着十公分的距离，两个人都没有说话。路灯的黄光照在苏念的眼睛上，眼睛里有光——不是反射，是真的有光。
那就信你的。她说。
然后她转身走了。自行车的尾灯在黑暗里一闪一闪，往北边去了。
林智蹲在栅栏旁边，把话梅的袋子打开，拿了一颗放进嘴里。
很酸。然后很甜。
他把剩下的话梅放进抽屉里。然后回到教室，继续做题。
但那天晚上他没做进去多少。不是因为题难——题不难，是函数题，他会做。是因为他一直在想一件事：苏念骑车来回两个小时，路上没有人，空荡荡的北京，一个女孩骑自行车，戴着口罩。
他不知道她怕不怕。
但他知道，如果换成他自己，他不会怕。不是勇敢，是真的不怕——或者说，他怕的东西跟别人不一样。他怕的是妈妈治不好，怕的是考不上清华，怕的是苏念等太久。
这些怕，比病毒更真实。
四月的最后一个星期。
北京的数字还在涨。但八中里面没有事——二十三个孩子，五个老师，零感染。
林智在笔记本上画了一张表格。横轴是日期，纵轴是——他想了想，写了一个词：。
距离高考还有四百天。
距离苏念入学清华还有一百三十天。
距离妈妈说不用再来了——还不知道。
他把笔记本合上。然后翻开数学课本，开始做题。
窗外的梧桐树在夜风里轻轻响。北京空了，但树还在。树不管有没有人走在下面，都按时发芽，按时长叶子。
林智觉得，有些事也是这样。不管有没有人看，都在那里，按时发生。
比如成长。比如等待。比如——
他把那个念头写在了题的旁边。写了一行很小的字。然后看了看，擦掉了。
橡皮擦的碎屑落在桌面上。他很轻很轻地吹了一口气，碎屑飞起来，落下去，不见了。
就像这个四月。很多事在发生，但你看不见。
四月三十号晚上，林智在传达室看了一会儿电视。新闻里在播SARS的最新情况，数字在涨，画面是空荡荡的长安街。传达室大爷坐在旁边，手里攥着遥控器，指节发白。
大爷，林智说，您家里人——
都好。大爷打断了他，声音很硬，都好。
林智没再问。他回到四楼，走到窗边，看着下面的路。路灯还亮着，路还是空的。但他在想：苏念现在在干什么。在她家，在复习，在写信——还是已经睡了。
他不知道。他什么都不知道。电话打不通——苏念家的话机这两个星期一直是忙音。
这就是SARS。不是死了多少人，是你想找一个人，找不到。
林智站在窗边，站了很久。然后他回到桌前，把数学课本翻开，翻到函数那一章，拿起笔，开始做题。
题很难。但他一题一题地做，做完了这一页，又翻到下一页。
北京空了。但题还在。题不管有没有病毒，都按时出现在练习册上。
有些事，你必须一个人做。
窗外，法国梧桐的叶子在夜风里轻轻响了一下。四月的最后一天，北京的天很晴，星星很少——城市的灯光太亮了，遮住了大部分星星。但林智知道星星还在。只是看不见。
就像妈妈的治疗。就像苏念的信。就像这个城市的很多人，在四月里，都在看不见的地方，坚持着。
他低头继续做题。笔尖在纸上发出细微的沙沙声。窗外，四月的风轻轻吹过，法国梧桐的叶子在黑暗里轻轻摇晃，像在说着什么。
有些话，你现在说不了。但你可以等。等到能说的时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