丁义珍一旦落到最高检手里，被侯亮平带回北京去审，他最担心的又是什么？而现在，丁义珍死了，他的这些担心全都不复存在了这不就是最直接的“受益”吗？
田国富心里那块石头终于落了地。沙瑞金的态度已经很明确了他愿意对李达康下手。这个信号，对田国富来说比什么都重要。
说起来，田国富对李达康这股怨气，可不仅仅是因为眼前这一个案子。那笔账，在他心里已经记了很多年了。
沙瑞金看了田国富一眼，忽然多说了一句。他的语气很随意，像是在提一件微不足道的陈年旧事，但说出来的内容却精准地戳中了田国富心里那道从未愈合的伤疤。
“我记得，当年在林城的时候，也发生过类似的事情吧。”
田国富微微一怔，随即嘴角浮起一丝几乎不可察觉的苦笑。他没想到沙瑞金连这段往事都知道。看来沙瑞金在来汉东之前，做过的功课远比他想象的更加深入。
林城。那个地方对田国富来说，绝不仅仅是一个曾经任职的地名那么简单。
当年的事情说起来并不复杂，但每一步都踩在了田国富仕途最脆弱的关节上。那时候，李达康正处在从林城市委书记位置上谋求晋升的关键时期。而他的竞争对手，就是在汉东大学任教多年、带着一帮学生门生异军突起的高育良。两人当时都在争夺一个省委常委的名额，竞争已经到了白热化的程度。李达康在林城只待了短短半年多的时间，连板凳都还没有坐热，赵立春就一纸调令把他从林城调到了经济基础更好、发展潜力更大的绿藤市。明面上说是因为绿藤市需要一位有改革魄力的书记，但明眼人都看得出来，这是赵立春在为自己的秘书李达康铺路林城的盘子太小，半年时间还不够李达康攒出足够亮眼的政绩，而绿藤则是一个更大的舞台。
但问题在于，李达康在林城这短短半年里，留下的并不是一片白纸。他上任之初，为了迅速掌控局面，联合了当时的林城市常务副市长，采取了一系列手段，把原来的市长给搞了下去。常务副市长立了大功，自然就成了李达康在林城最倚重的人。李达康雄心勃勃地给林城画了一大堆蓝图，提出了一揽子改革规划和发展建议，正准备大刀阔斧地干一场的时候，调令下来了。他拍拍屁股就走了，连交接工作都做得极为仓促。
李达康走后，继任林城市委书记的是后来调到省政协的钱秘书长，而接任市长位置的，恰恰就是田国富。
钱书记和田国富上任之后，面对的是一个极其棘手的局面。李达康留下的那位常务副市长，在林城经营多年，根基深得像一棵百年老树，上上下下全是他的人。钱书记和田国富两个人初来乍到，人生地不熟，手中的权力在对方那张盘根错节的关系网面前，简直就像一个筛子政令不出办公室，人事动不了关键岗位，甚至连常委会都开得磕磕绊绊。两个人名义上是林城的一把手和二把手，实际上却被彻底架空了。
在这种形势下，钱书记和田国富这对本应互相制衡、互相提防的搭档，被迫选择了联手。两个人花了大量精力，收集了那位常务副市长贪污腐败的确凿证据，最终成功地把他送进了监狱。然而他们还没来得及品尝胜利的果实，一场更大的风暴就劈头盖脸地砸了下来。那位常务副市长在落马之后，来了个鱼死网破，在看守所里疯狂攀扯，把林城市上下几十号干部全都搅了进去。一时间，整个林城官场乌烟瘴气，人人自危，干部们无心工作，投资商们更是像受惊的鸟群一样纷纷出逃。原本在李达康手上刚刚有了那么一点起色的林城市Gdp，从全省中游的位置直线下滑，一路跌到了全省倒数。
钱书记和田国富刚刚拿到手里的权力，还没有来得及施展任何抱负，就被这场突如其来的地震炸得粉碎。事后追责的时候，他们才发现，李达康在林城那半年里，虽然提出了一大堆令人眼花缭乱的规划和口号，但在执行层面留下的全部是烂摊子和巨大的隐患。这些隐患就像埋在地下的雷管，李达康赶在爆炸之前调走了，而田国富他们刚好踩了上去。
最终的处理结果是，钱书记被调回省里安排了一个闲职，算是退居二线，仕途就此画上了句号。田国富因为在上面还有些关系，勉强全身而退，调离汉东去了其他省份，换了一条赛道重新开始。而这场风波的始作俑者李达康，却因为赵立春的庇护，连一丁点像样的责任都没有承担。他甚至可能都不记得，因为林城的这件事，他得罪了两个原本可以成为盟友的人。
田国富和老钱，一个是曾经的一把手，一个是曾经的二把手，按照常理来说，这样的两个角色天然就应该处在彼此制衡、彼此提防的位置上。但命运就是这么吊诡，一场共同的灾难反而把两个人绑在了一起，让他们在患难之中结下了一段颇为牢固的友谊。这种友谊在官场上并不常见，但一旦形成，往往比那些基于利益交换的同盟要坚固得多。
这些陈年旧事，田国富从来没有对沙瑞金讲过。但沙瑞金却能在此时此刻，不轻不重地点出“林城”这两个字，这本身就是一个意味深长的信号我不仅知道你和李达康之间有宿怨，我也默许你借这次机会把旧账新账一起算。
田国富和沙瑞金在丁义珍死亡事件的责任归属问题上，就这样达成了一种心照不宣的默契。他们没有签署任何书面文件，没有留下任何文字记录，甚至连一个明确的“就这么办”都没有说出口。但两个人都清楚地知道，接下来的方向是什么。
当然，丁义珍毕竟不是死在李达康的地盘上。要把这口锅结结实实地扣在李达康头上，不能做得太生硬、太直接，否则不但难以服众，还会授人以柄。这件事最终的着力点，还是要回到丁义珍腐败本身的问题上去。
丁义珍是谁的人？是李达康一手提拔并重用的心腹。李达康这些年把京州市最肥的差事、最核心的项目矿产资源的整合权、老城改造的审批权、光明峰项目的总指挥权几乎毫无保留地全部交到了丁义珍的手上。如此毫无保留的信任和重用，现在丁义珍被查出了严重问题，人又死得不明不白，你李达康作为直接领导，这个用人失察、监管不力的责任，你是无论如何也推卸不掉的。
一个活着的丁义珍，有他活着的作用。在审讯室里，他能开口说话，能供出同伙，能牵出一条又一条的线索。而一个死掉的丁义珍，同样有他发挥作用的时候。他的死亡本身就是一枚重磅炸弹，炸开的缺口比任何供词都更加触目惊心。只要运用得当，这枚炸弹就能成为打开汉东政治僵局的关键钥匙。
其实在某些层面上，沙瑞金和李达康的想法是有共通之处的。沙瑞金也不希望这件事的影响面被无限扩大。他刚到汉东，脚跟还没有站稳，京州这个省会城市如果在这个节骨眼上乱成一锅粥，干部人人自危，投资商争相出逃，那对他来说绝不是一件好事。他想敲山震虎，但不想把整座山都震塌了。就算丁义珍没有死，被顺顺利利地交到了最高检侯亮平的手里，沙瑞金也最多就是拿丁义珍的问题敲打敲打李达康，让他收敛一些、配合一些，而绝不会真的让京州市陷入一场无休无止的反腐风暴。分寸，永远比力度更重要。
田国富听完沙瑞金的那番话，心里长长地舒了一口气。只要沙瑞金愿意对李达康下手，他的目的就达到了。至于以什么名义、用什么力度、在什么时机动手，这些都可以从长计议。他等这个机会，已经等了太久太久。
“李达康书记在这件事上表现得如此着急，其实也是可以理解的。”田国富用一种看似公允、实则给李达康盖棺定论的语调说道，仿佛他正在写的不是一份案件分析报告，而是一段早已注定的历史评语，“当年他在绿藤市的时候，就经历过一次因为一个关键人物倒下而引发的连锁反应。那个叫武双岭的商人一倒，整个绿藤市的投资商群体都受到了巨大震动，成批成批地往外撤资，硬生生打乱了李达康当时在绿藤的一系列部署和规划。那一次的教训，对他来说恐怕是刻骨铭心的。所以这一次丁义珍刚出事，他的第一反应就是要把办案权攥在汉东手里，不想让这件事脱离他的掌控范围。这种心态，从逻辑上是说得通的。”
他这番话听起来像是在为李达康的行为寻找合理性，但实际上却是在不动声色地完成最后的推论闭环李达康有动机、有先例、有能力，他既害怕丁义珍开口，又从丁义珍的死中直接获益。所有的箭头，都齐刷刷地指向同一个人。
沙瑞金没有再多说什么。两个人之间的默契已经建立，接下来的事情就是分头行动了。田国富将不再继续陪同沙瑞金进行接下来的视察工作，而是即刻启程返回京州，亲自坐镇调查丁义珍的死亡事件。沙瑞金则按照原定计划，带着调研组继续往下走，行程不受影响。毕竟，丁义珍不过是一个落马的副市长，他的死虽然蹊跷，但还远远没到需要省委书记中断既定行程、亲自赶回去坐镇的程度。田国富这个省纪委书记回去全权处理，规格已经绰绰有余了。
而此刻，远在京州的李达康，对田国富和沙瑞金之间刚刚达成的这份默契还一无所知。他正坐在自己宽敞的办公室里，对着面前一个刚刚被他委以重任的中年男人，部署着他心目中当前最紧迫的任务。
站在李达康面前的，是光明区区长梁项。也就是丁义珍倒台之后，光明区名义上的二把手。
“梁项，你是光明区的区长，也是光明峰项目的副总指挥。”李达康坐在办公桌后面，十指交叉放在桌上，目光直直地打量着面前这个人，语气里带着一种不由分说的信任和托付，“现在丁义珍出了问题，这个摊子你必须给我扛起来。最重要的是投资商，你一定要把他们的情绪安抚下来，让他们安心。光明峰项目是京州市的重点工程，关系到全市的Gdp增长，绝不能因为丁义珍一个人的问题就停滞不前。这一点，我希望你心里有数。”
梁项站在办公桌前，腰杆挺得笔直，脸上的表情是那种被领导委以重任之后恰如其分的激动和郑重。但他的心里，正在演奏一首和表面表情截然不同的狂想曲。
梁项等这一天，已经等了太久了。丁义珍把持光明区这些年，嘴上说得好听，什么“团结一致”、“共同进步”，实际上根本就是一个吃独食的主。矿产资源整合、老城改造、土地划批、光明峰项目哪一个不是油水肥得流油的差事？可丁义珍倒好，所有的好处全部揣进自己的口袋，连一点汤都不给别人喝。梁项这个区长，名义上是光明区的二把手，实际上被丁义珍架空得比一个普通科员还不如。所有的实权都被收走了，所有的核心决策都被排挤在外，他甚至连一些重要会议的会议室门都进不去。
现在好了。丁义珍倒了。李达康手底下那些能扛事的人，要么跟丁义珍走得太近不敢用，要么资历太浅扛不起来。选来选去，可不就轮到他梁项了吗？这就是命，这就是时运。
梁项把早就烂熟于心的那套话术端了出来，声音里带着一股子撸起袖子就要干的劲头：“放心吧，达康书记。我回去之后，第一件事就是把光明峰项目所有的投资商召集起来，挨个跟他们谈，挨个做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