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建国是被电风扇吵醒的。
风扇就摆在床头柜上，扇叶上积了一层灰，转起来嗡嗡嗡地抖，像随时要散架。空气里有一股淡淡的樟脑丸味儿，混着夏天特有的闷热。
他睁着眼躺了大概有半分钟，没动。视线里是一道天花板——水泥板，中间吊着一根日光灯管，灯管两头已经发黑了。不是他家的天花板。他家客厅的天花板有一块水渍，形状像一只趴着的猫，他看了二十六年。这个天花板干干净净，什么也没有。
他坐起来。
动作很快，快到他自己都愣了一下——腰不酸，膝盖不响，后背没有那种每天早上必须抻一抻才能直起来的僵硬感。他从床上弹起来的时候，整个人轻得像一片纸。
低头看自己的手。
手指细长，指关节没有变粗，手背没有老年斑，虎口没有老茧。这是一双年轻人的手，骨节分明，皮肤还有弹性。他翻来覆去看了好几遍，又握了握拳——力气不大，但灵巧。
他环顾四周。
一间很小的房间。单人床，旁边是一张旧书桌，桌上放着一个搪瓷缸，缸口掉了好几块瓷，露出底下的黑铁。书桌左边堆着几本书，《高中物理习题集》《英语高考词汇手册》，封皮都卷了边。墙上贴着一张邓丽君的年历，纸已经泛黄，边角用图钉按着，图钉生了锈。窗台上放着一面小圆镜，镜框是塑料的，裂了一道缝。
角落的衣架上挂着一件白色的确良衬衫，领口洗得发毛，旁边是一条深蓝色裤子。地上的鞋子是一双回力鞋，鞋帮刷得发白。
陈建国坐在床沿上，脚踩到地面。地面是水泥的，凉丝丝的，表面抹得不太平，有一道细细的裂缝从墙角一直延伸到门口。他踩上去的时候，脚趾头不自觉地蜷了一下——太真实了。这触感，这温度，这水泥地面上的细小砂砾硌着脚底的感觉，太真实了。
他站起来，腿软了一下，扶住书桌才站稳。
不是生理上的软，是心理上的——他好像站在一道悬崖边上，往前一步就是万丈深渊，退后一步又无路可退。他不知道自己在哪，不知道自己为什么在这，但他脑子里有一个声音越来越清晰：
这间屋子，他见过。
不是见过，是住过。1998年，高考结束之后，他爸托人在县城招待所给他弄了一间房，让他安心等分数。他在这个房间住了四天。那时候的他还不知道，这四天是他人生里最后几天还能算得上轻松的日子。
他想起来了。
腿不软了。他松开书桌，走到门口，拉开门。门外是一条走廊，走廊尽头是水房。水龙头没关紧，滴答滴答地响，声音在走廊里回荡。
他走进水房。水房不大，两个水泥砌的洗手池，池壁上结了一层黄褐色的水垢。墙上有面镜子，长方形，边框的银粉掉了大半，镜面倒是干净，看得出是刚擦过没多久。
他站在镜子前面。
镜子里是一张十八岁的脸。
他愣住了。
不是慢慢认出来的，是一瞬间撞进眼睛里的——一张年轻得让他陌生的脸。皮肤光洁，没有皱纹，没有法令纹，两颊饱满，头发浓密乌黑。眼睛还是那双眼睛，但眼白是白的，没有红血丝，没有那种熬了三十年夜之后洗不掉的浑浊。
他抬手摸自己的脸，镜子里的人也抬手摸脸。手指触到脸颊的皮肤——光滑、温热、有弹性。他摸了摸下巴，没有胡茬，又摸了摸鬓角——那里应该已经花白了，但现在全是黑的。
他把手举到眼前，翻过来，翻过去，看了又看。然后又抬头看镜子里的自己，好像在确认这个人和自己之间到底有没有什么联系。
水龙头还在滴答滴答，滴得很规律，像心跳。
他在镜子里看到了自己的右手——攥着什么东西。
他张开手指。
掌心躺着一块怀表。
银白色的外壳，表面有细密的划痕，看得出用了很多年。表盖上的花纹已经磨得快看不清了，边缘有几处磕碰的凹痕。他没打开表盖，已经知道它停走了。
这是父亲留下的那块怀表。
很久以后的一段记忆涌上来，他的胃猛地抽了一下——那块表，在他高中那年就不见了。他爸说是搬家的时候弄丢的，他找了很久没找到，后来就不找了。但现在它就在他手心里，冰凉的，沉甸甸的，像从一开始就没有丢过。
他用拇指摩挲了一下表壳。咔的一声，表盖弹开了。
表盘是白色的，罗马数字，两根细长的指针交叉成一个钝角。秒针停在靠左的位置，不走了。他凑近看——11点47分。
11点47分。
他不知道这个时间意味着什么。但盯着那两根静止的指针的时候，他忽然觉得胸口闷了一下，像有什么东西压在上面，又像有什么东西要从里面冲出来。那种感觉来得快去得也快，一秒都不到就消失了，快到他几乎以为是错觉。
他合上表盖，把怀表攥紧，塞进裤子口袋里。口袋很深，表贴着大腿外侧，凉凉的。
他回到房间，换上了那件的确良衬衫。扣子一颗一颗扣到最上面，领口有点紧，箍着脖子。他弯腰穿鞋的时候，看见书桌抽屉拉开了一条缝，里面露出一封信的边角。他拉出来看了一眼——信封上写着他的名字，字迹是他妈的字。他拆开没看内容，又塞回去了。
他走出房间，锁上门，穿过走廊，下了楼梯。
招待所一楼有个小门厅，一个老头坐在柜台后面打瞌睡，收音机开着，里面放着天气预报。老头听见脚步声，抬了一下眼皮，说了一句出去啊，又垂下眼皮，没等他回答就接着睡了。
陈建国推开玻璃门，走了出去。
七月的清晨，天已经亮了。
街上的人不多，早点摊倒是一个接一个地支起来了。一个包子铺的老板娘正掀开蒸笼，白茫茫的蒸汽腾起来，热乎乎的面香扑面而来。旁边一个炸油条的摊子，油锅滋滋响，一根根油条在油锅里翻滚，炸得金黄酥脆。老板娘抬头看他一眼，笑了一下：小陈啊，考完了？吃早饭没？
陈建国看了她一眼，认出了这张脸——包子铺的张婶，他初中同学张建军的妈。他最后一次见到她是在张建军的葬礼上，那时候她已经老得快走不动路了。但现在她站在蒸笼后面，围裙干干净净，脸上的皱纹还没那么深。
没呢婶，一会儿来。他说。声音从嗓子里出来的时候，他又愣了一下——这声音太年轻了，不像他的。
他顺着街往前走。
街道是那种老县城常见的样子——两边的房子大多是两三层，楼顶上架着各种天线，墙上刷着褪色的标语。电线杆上贴满了小广告：办证、疏通下水道、祖传老中医。路边有一家录像厅，门口的黑板上用粉笔写着今天的片子——《古惑仔》和《泰坦尼克号》。
他走到十字路口，街对面是一面砖墙，墙上贴着一张大红纸。红纸被风吹日晒褪了色，变成一种旧旧的粉色，边角翘起来，用浆糊粘着的地方裂了好几道口子。上面密密麻麻写着字，标题用毛笔写了四个大字——
高考红榜。
他穿过马路，走到红榜前面。
榜上的人名是按照分数排的。他从第一行开始往下看，一个一个名字扫过去。看到中间的时候，他停下了。
陈建国。总分，589。
他盯着那两个字看了很久。
589分。
那一年，他也是这个分数。够省城综合大学的线，也够他走出县城。可后来父亲待岗，学费压顶，林德福又端着烟酒上门，说县师范离家近、花钱少，秀珍也不用跟着受苦。所有人都说这是稳妥的路，他也就把省城综合大学划掉，填了县师范。
一张志愿表，改了他半辈子。
但现在不一样了。现在他知道后面会发生什么。每一件事，每一个人，每一个坑，每一个谎，他都知道。
他站在红榜前面，双手插在裤兜里，右手握住了那块怀表。表壳被他的体温焐热了，不再是凉的。
街对面的收音机忽然响了——是一个广播站，每天早晨七点准时播新闻。广播员的声音从大喇叭里传出来，带着一点电流的沙沙声：……省城综合大学录取分数线今日公布，理工类……
他没再听下去。
他把怀表从兜里掏出来，低头看了最后一眼。指针还是停在11点47分。
然后他攥紧，重新塞回口袋，转过身，往招待所的方向走。
步子不大，但每一步都踩得很稳。
他得先吃早饭。吃饱了，才有力气活这一辈子。
这一回，他先记住三件事。
婚事不能认，父亲不能再去赵家低头，学费和路费也不能再压到家里。
具体怎么做，得回去一条一条写清楚。
不能再让一桩婚事、一张人情网、一句长辈的话，把他推回那条旧路。可光会拒绝还不够，人要站得稳，命要攥在自己手里，口袋里也得先有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