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0年5月31日，周三上午九点。
公司大会议室里弥漫着咖啡的苦香、打印纸的油墨味，还有一丝若有若无的焦虑。
长方形的胡桃木会议桌两侧坐了十二个人，每个人的面前都摊开着一份厚厚的文件——封面上印着醒目的黑体标题：《Genesis & 华夏 双专辑全球发行战略方案（2000年6-7月执行版）》。
文件边角已经卷起，内页用各种颜色的荧光笔标注，像一片片被标记的战场地图。
我坐在长桌尽头，看着窗外五月的北京。阳光很好，国槐的枝叶在晨风中轻轻晃动，投下细碎的光斑。
街道上车流如织，自行车铃叮当响，卖早点的三轮车在路口停下，蒸笼揭开时冒起白茫茫的蒸汽——这一切看起来都平常得令人心安。
但会议室里的空气紧绷得像拉满的弓弦。
空调开到十八度，冷风吹在皮肤上起鸡皮疙瘩，但没人去调温度。
因为接下来要讨论的，是星海文化成立以来最大的一场战役——两线作战，全球与本土同时出击。
“开始吧。”我说，声音在安静的会议室里显得格外清晰。
高军第一个站起身，走到投影幕布前。
他今天穿了深灰色的西装，打了暗红色的领带，头发梳得一丝不苟，连皮鞋都擦得锃亮——这是他参加最重要谈判时的装束。
家庭危机缓解后，他整个人像是卸下了千斤重担，虽然眼下的黑眼圈还在，但腰板挺直，眼神明亮，声音沉稳有力。
“各位，今天这个会只有一个议题。”高军按下遥控器，幕布上出现两张专辑封面并排的图片——左边是《Genesis》，深蓝色星空背景，银色字体充满科技感；右边是《华夏》，宣纸纹理，水墨山水的局部，标题用隶书字体，“华”字最后一笔拖得很长，像一条路，“夏”字收笔圆润，像一枚印章。
“《Genesis》英文专辑，和《华夏》中文专辑，将在六月中下旬先后发行。”高军的声音在会议室回荡，“我们需要制定一套完整的、能够最大化两个专辑影响力的发行战略。这不是一次常规的唱片发行，这是一场文化战役——我们要在西方市场证明中国创作者的实力，同时要在本土市场确立新一代文化表达的标杆。”
他切换幻灯片，出现第一个数据图表。
“先看《Genesis》。”激光笔的红点落在图表上，“专辑共十首歌，全部由田总创作制作。先发单曲《baby》连续三周电台点播前三，top100进入前50；主打歌《Uptown Funk》mV已于5月25日在洛杉矶完成拍摄，布兰妮·斯皮尔斯客串出演。根据Jive唱片提供的市场调研数据，这首歌在北美13-25岁青少年群体中的期待值已经达到87%——这是个惊人的数字，意味着几乎所有听过30秒试听片段的人，都在等完整版上线。”
会议室里响起轻微的吸气声。87%的期待值，在这个市场调研还不被普遍重视的年代，是行业顶尖水平。坐在右侧的市场总监李薇迅速在笔记本上记下这个数字，笔尖戳破了纸页。
“发行时间定在6月15日，星期四。”高军继续，激光点移动到时间轴上，“这是经过精心计算的——周四发行，可以利用周五到周末的三天时间积累首周销量数据，正好赶上下一周的公告牌榜单更新周期。如果一切顺利，《Uptown Funk》有可能在发行第二周冲进hot 100前五十。”
他停顿了一下，环视全场，目光在每个人脸上停留半秒：“但这里有个关键问题。《Genesis》的发行主体是谁？是我们星海文化？是Jive唱片？还是Aurora music？”
所有人的目光看向我。
“Aurora music。”我开口，声音平静但不容置疑，“这张专辑的国际发行，全部以Aurora music的名义进行。Jive唱片是战略合作伙伴，负责北美地区的渠道铺设、宣传推广和电台打歌，但版权归属、收益分成、衍生授权，全部在Aurora music。我们要建立的是一个长期国际品牌，不是一次性的代工合作。”
赵振推了推金丝眼镜，镜片后的眼睛眯起来：“这意味着我们要独立承担国际发行的法律风险和财务压力。Jive那边会不会……”
“已经谈妥了。”我打断他，翻开面前的文件夹，里面是厚厚一叠英文合同，“Jive同意只拿渠道分成，不参与版权。代价是我们让出了北美地区实体销售收入的22%，并且承诺《Uptown Funk》在mtV和Vh1的首月播放量不低于五百次——他们用他们的媒体关系确保播放量，我们用在亚洲市场的渠道帮他们推广其他艺人。这是平等的资源置换，不是简单的买卖。”
“五百次？”技术负责人王工皱起眉，手指无意识地敲着笔记本电脑的键盘，“这得花多少钱？mtV黄金时段的广告费……”
“不是花钱买广告时段。”高军接过话头，“是资源置换。Jive用他们在维亚康姆集团的关系，确保我们的mV进入高权重播放列表。我们则承诺，在好听音乐网的首页，连续一个月给Jive旗下三位新人歌手做专题推荐——这是他们进入亚洲市场最需要的曝光。”
王工若有所思地点头，在笔记本上记下“渠道置换”四个字。
高军切换下一张幻灯片：“接下来是具体执行方案。分三个层面：数字发行、实体发行、宣传造势。”
幕布上出现一个详细的时间表，密密麻麻的节点像作战计划。
“数字发行方面，我们选择6月15日零点，全球同步上线。”高军解释，“平台包括：美国的itunes——他们还在内测期，但我们通过Jive的关系拿到了第一批商业账号；Napster——虽然版权问题严重，官司缠身，但流量巨大，日活用户超过五千万，我们不能缺席；以及我们自己的好听音乐网国际版，这是我们的自留地。”
他顿了顿，激光笔指向定价策略：“单曲下载0.99美元，整张专辑下载9.99美元，无损音质版本加价2美元。这个定价比主流唱片公司低10%——我们要用价格优势吸引早期用户，用口碑带动传播。”
“实体发行分区域进行。”地图出现在幕布上，北美、欧洲、亚洲被不同颜色标注，“北美地区由Jive负责，首批发货量五十万张cd。其中三十万张标准版，二十万张豪华版——豪华版附赠mV花絮dVd、创作手记册子，还有小田总签名的感谢卡。”
“欧洲地区通过环球音乐的分销网络，首批发货三十万张。但这里有个问题——”高军调出另一张图表，“欧洲各国的音乐消费习惯差异很大。英国和德国喜欢买实体cd，法国和意大利更倾向数字下载，北欧国家则几乎全数字化了。所以我们要做差异化铺货：英国和德国实体占比70%，法国意大利50%，北欧30%。”
李薇举手：“宣传资源也要差异化吧？英国重电台，法国重杂志，德国重电视。”
“对。”高军点头，“已经在做针对性的媒体清单。继续说亚洲地区——这是我们最复杂的部分。”
地图放大到亚洲，中国、日本、韩国、东南亚被重点标出。
“亚洲地区，《Genesis》的实体发行由我们自己负责。”高军的声音严肃起来，“但不是以Aurora music，而是以‘星海文化’和‘共荣音乐’联合发行的名义。为什么？因为亚洲市场需要不同的策略——这里的消费者不只是听歌，他们在消费文化符号。”
他调出另一组数据：“根据滚石唱片提供的调研，亚洲消费者——特别是日本、韩国、新加坡的消费者——对实体唱片有更强的收藏需求。他们愿意为精美的包装、额外的赠品、限量编号支付溢价。所以我们在亚洲的实体发行要区别对待。”
我接过话头，站起来走到白板前，拿起黑色马克笔：“亚洲版《Genesis》将推出三个版本。”
我在白板上写下：
1. 标准版 - 常规包装，附歌词本，定价15美元（约合人民币124元）
2. 豪华版 - 特殊包装（仿黑胶设计），附dVd+创作手记，定价25美元
3. 限量典藏版 - 只生产一万张，每张独立编号，附田浩彣亲笔签名、洛杉矶mV拍摄现场照片集（36页）、一首未公开demo音轨，定价75美元
会议室里一片寂静。75美元，在2000年的亚洲，这是一张专辑天价中的天价。
李薇第一个开口，声音有些发颤：“小田总，这个定价……是不是太高了？日本最贵的专辑也不过4000日元（约合37美元）……”
“不高。”我很肯定，转身面对所有人，“因为我们要卖的不仅是音乐，是身份认同。一个中国少年创作的英文专辑，在全球市场获得成功——这件事本身就有足够的象征意义。限量典藏版的目标用户不是普通乐迷，是那些愿意为‘中国创造’买单的文化消费群体，是收藏家，是行业人士，是那些需要向外界展示自己品味和视野的人。”
我在白板上画了一个金字塔：“标准版是塔基，面向大众；豪华版是塔身，面向核心乐迷；限量版是塔尖，面向文化领袖。一万张限量版，就算全部卖完，销售额也才75万美元，这不是为了赚钱，是为了定调——告诉市场，这张专辑值得被认真对待。”
高军补充道：“而且限量版会有严格的购买门槛——需要通过星海官网预登记，每人限购一张，防止黄牛炒作。我们要营造的是稀缺感和仪式感。”
李薇若有所思地点头，在笔记本上快速记录，笔尖几乎要把纸划破。
“接下来是《华夏》。”高军切换回专辑封面，水墨山水在幕布上铺开，“中文专辑，十首歌，全部由田总创作制作。主打歌《俑》已录制完成，金佚林院长评价‘会改变一些东西’。发行时间定在6月30日，星期五。”
他顿了顿：“选择这个时间点有两个考虑。第一，在《Genesis》发行半个月后，可以利用前一张专辑的余热拉动关注——如果《Genesis》在西方市场取得好成绩，媒体会反过来关注小田总的中文作品。第二，六月底是学期结束的时候，学生群体有更多的消费时间和消费意愿。”
“《华夏》的发行策略和《Genesis》完全相反。”我说，走回白板前，拿起蓝色马克笔，“这张专辑不以全球同步为目标，而是深耕亚洲市场，特别是大中华区。实体发行优先，数字发行滞后。”
“滞后？”王工抬起头，推了推眼镜，“现在不是都在推数字音乐吗？IFpI的官司刚打完，我们应该趁热打铁……”
“是，但不适合《华夏》。”我在白板上画了三个同心圆，“《华夏》这张专辑的核心价值在于它的‘根脉’属性。实体唱片——特别是精心设计的实体唱片——本身就是这种根脉的载体。想象一下：一个年轻人走进书店的音像区，拿起这张专辑，拆开仿宣纸纹理的包装，拿出cd放入播放器，翻开附赠的创作手记，阅读每一首歌背后的故事——关于西安的秦腔，关于县城的雨夜，关于父亲的手……这个过程本身，就是一次文化体验，一次身份确认。”
我在最内圈写下“中国大陆市场”：“最内层：实体首发，限量预售。我们和人民文学出版社合作，在全国三百家书店设置‘《华夏》专辑专区’——这不是音像店，是书店，我们要吸引的是那些看书的人。同时，和县城的‘星火生活馆’联动，开展‘听《华夏》，写家乡’征文活动，获奖者可以来北京参加专辑分享会。这张专辑要下沉，要触达最基层的文化消费群体。”
第二圈：“港澳台及海外华人市场。繁体字版专辑，以共荣音乐为主体与香港明报出版社、台湾滚石唱片深度合作。在台北诚品书店、香港商务印书馆举办首发仪式，邀请当地文化界人士参与。强调‘华人文化共同体的现代表达’这个概念——不管人在哪里，根是一样的。”
最外圈：“非华语市场。这一层不追求销量，追求影响力。选择《俑》《青花瓷》《光年之间》三首歌制作英文版歌词单页，配以中国当代艺术家的视觉设计——我找了中央美院的几位年轻艺术家，他们用现代手法重新诠释传统元素。通过Aurora music的渠道，在纽约、伦敦、巴黎的艺术书店和独立唱片店进行小规模投放。目标不是赚钱，是播种——让西方听众知道，中国音乐不止是‘民族风’‘功夫片配乐’，也可以很现代，很深刻，可以讨论存在、时间、距离这些普世主题。”
画完，我放下笔，回到座位。
会议室里一片寂静。所有人都看着白板上那个三层结构，眼神里有震撼，有兴奋，也有沉重的压力。
财务总监张颖第一个打破沉默，她拿着计算器按了一会儿，抬起头时脸色有些发白：“这需要……至少两百八十万人民币的营销预算。而且时间太紧，六月只剩一个月了，很多活动需要提前三个月筹备。”
“钱不是问题。”我说，“时间确实紧，所以需要所有人全力以赴。高军负责总协调，赵振负责法律和版权，王工负责技术平台支撑，李薇负责媒体和渠道，张颖你做好预算控制和现金流管理——每天向我汇报支出情况。”
高军接回话头：“接下来是具体的分工。赵振你需要在三天内完成所有法律合同的最终审核——包括与Jive的补充协议、与滚石华纳的发行合同、与各地书店的合作备忘录。王工，好听音乐网要能承受发行当天的流量冲击，我要求6月14日晚上进行压力测试，模拟同时在线二十万人。李薇，我要在六月第一周看到至少五十家媒体的报道计划——从央视《东方时空》到《当代歌坛》，从《人民日报》文化版到新浪网的娱乐频道，全覆盖。”
他顿了顿，看向我：“小田总，你的任务最重。六月你要完成《华夏》最后三首歌的录制，要参与至少五场预热活动，要接受不少于二十家媒体的专访，还要……”
“还要准备高考。”我平静地说。
会议室里所有人都愣住了，空气仿佛凝固。
“高考？”高军瞪大眼睛，手里的激光笔掉在桌上，发出清脆的撞击声，“七月七、八、九号？那不就是只有一个月？”
“对。”我点头，“所以我需要把工作压缩在六月前十天完成。之后除了必须我出席的活动——比如6月18日上海芯片厂奠基仪式——其他时间我要闭关复习。双专辑发行的具体执行，交给你们。”
赵振推了推眼镜，镜片后的眼神充满担忧：“可是专辑发行期的宣传，尤其是媒体采访……”
“能提前录的提前录，能电话采访的电话采访，实在需要现场的，安排在6月底之前。”我说得很坚决，“7月1-9号这段时间，天塌下来也别找我。”
会议室再次陷入沉默。窗外的阳光已经移到会议桌中央，在胡桃木桌面上投下一块明亮的光斑，灰尘在光柱中飞舞。
“我知道这很难。”我打破沉默，声音在安静的房间里格外清晰，“但请你们相信，我不是在逃避责任。高考对我来说，和专辑发行一样重要——不，某种意义上更重要。因为如果连最普通的中国青年该走的路都不敢走，我凭什么说自己理解这个时代？凭什么做《华夏》这样的专辑？”
我看着在座的每一个人，这些跟着我从零走到今天的人：“这三年来，我们经历过比这更大的挑战——纳斯达克崩盘前那几天，我们每天盯着期权账户，睡觉都不敢闭眼；IFpI发律师函的时候，赵振三天只睡了八个小时；……但我们都挺过来了。”
我站起身，双手撑在会议桌上，身体前倾：“这一次也一样。只是战线更长，战场更多——我们要在西方市场证明自己，要在本土市场确立标杆，要照顾好家人，甚至要参加一场少年该参加的考试。但我们的弹药也更充足——有《Genesis》这样的国际作品，有《华夏》这样的文化表达，有星海文化这个不断成长的平台，最重要的是，有在座的各位。”
我环视全场，目光与每个人对视：“所以，让我们把这两张专辑，做成2000年中国文化界最重要的事件。不仅要赚钱，更要发声——向世界发出我们这一代人的声音，向传统发出当代人的回应。”
掌声响起来。不是热烈的鼓掌，而是缓慢、有力、带着决心的掌声，像战鼓。
会议继续。接下来的三个小时，我们敲定了每一个细节：
《Genesis》在北美十二个城市的电台首发名单，重点攻克纽约、洛杉矶、芝加哥的top 40电台；
《华夏》在两岸三地书店的铺货顺序——北京上海广州深圳先发，一周后铺二线城市，再一周后到县城；
数字平台的技术应急预案——王工团队准备了五套备用服务器方案；
媒体采访的提纲准备——针对央视要谈“文化自信”，针对《南方周末》要谈“个体表达”，针对新浪网可以轻松些，谈创作趣事；
甚至包括签售会上我的着装要求——李薇建议穿中式立领衬衫配深色西装外套，“既传统又现代，既东方又国际”。
中午一点，会议进入最后环节：风险评估。
赵振翻开风险评估报告，声音一如既往的冷静：“最大的风险点有三个。第一，《Genesis》在西方市场遇冷。虽然数据看好，但音乐品味难以预测，尤其是亚洲面孔唱英文歌，可能面临种族偏见。第二，《华夏》在国内市场被批‘曲高和寡’——大众可能不接受这种深度的表达。第三，时间冲突——高考期间如果出现重大舆情或技术故障，小田总无法及时决策。”
高军接话：“应对方案：第一，我们准备了b计划——如果《Genesis》榜单成绩不佳，就转向长尾营销，主打‘收藏价值’和‘文化意义’。第二，《华夏》的推广要分层，大众层面主推《盛夏的雨》《江南》这些相对易懂的歌，专业层面再推《俑》《活埋》。第三，建立危机决策小组——我、赵振、王工三人，在高考期间拥有临机决断权，重大事项投票决定。”
“同意。”我说，“另外再加一条：所有宣传物料，避免使用‘天才’‘神童’这样的字眼。我要的是‘创作者’，不是‘奇观’。”
会议记录员——新来的实习生小周，手速飞快地在笔记本电脑上记录，键盘发出密集的哒哒声。
下午两点，会议结束。人们陆续离开会议室，抱着厚厚的文件和满满的任务。最后只剩下我和高军。
“小田总，”高军关上门，压低声音，“你真的要参加高考？”
“真的。”
“为什么？”他不解，“以你现在的成就，大学文凭已经不重要了。清华北大都会抢着要你，何必去受那个罪？你知道现在公司有多少事吗？”
“我知道。”我说，走到窗边，看着楼下街道上走过的几个中学生。
他们穿着蓝白校服，背着沉重的书包，有人边走边背英语单词，有人讨论昨天的数学题，“高哥，你知道人生最大的危险是什么吗？”
“是什么？”
“是失去对真实人生的体验。”我看着那些远去的背影，“当你拥有许多的资源，有超越年龄的成就，你会很容易飘起来，脱离地面。你会忘记普通人是怎么生活的，怎么挣扎的，怎么在有限的选项里做出选择的——就像那些孩子，他们的未来被一场考试决定，这是不公平的，但这就是现实。”
我转过身，看着他：“高考就是最普通、也最残酷的中国式体验。千军万马过独木桥，一张试卷定终身。我想去经历这个，不是因为它重要，恰恰因为它对现在的我‘不重要’——我可以不在乎结果，但我需要这个过程。需要知道我的同龄人正在经历什么，需要保持和这个时代最广大群体的连接。否则，我做出来的音乐，就会变成空中楼阁。”
高军沉默了很久。然后他说：“我明白了。但复习时间……”
“挤呗。”我说，“每天三个小时，雷打不动。其他时间，工作。”
“你会累垮的。”
“那就垮吧。”我笑笑，“反正我才十六岁，垮了还能爬起来。而且……”我顿了顿，“我姐也在备考。我想陪她一起走这段路。”
高军摇摇头，但没再劝。他知道，一旦我决定了什么，十头牛也拉不回来。
下午，我开始处理会议中提出的具体问题。
第一件事是给滚石唱片和华纳音乐写邮件，确认《华夏》在港澳台地区的发行细节。我在邮件里特别强调：
“请确保实体唱片的包装设计体现‘中国当代美学’，不要用龙、凤、长城那些刻板符号。建议用抽象的水墨——比如徐冰的《天书》那种感觉，用秦俑的局部特写——不是完整的兵马俑，是眼睛、手指、铠甲的纹理，用电子线路板和中国书法的结合——王羲之的《兰亭序》线条与电路板的走向并置。”
第二件事是审阅王工提交的数字平台技术方案。好听音乐网要为双专辑发行做全面升级：服务器从十二台扩容到三十台，增加上海、广州、成都三个cdN节点，优化在线播放的缓冲算法——目标是在56K拨号上网条件下也能流畅播放128kbps音质的歌曲。
第三件事是和李薇讨论媒体名单。我们列出了一百二十七家媒体，从央视、人民日报这样的国家级媒体，到《当代歌坛》《音乐周刊》这样的行业媒体，再到新浪、搜狐这样的新兴网络媒体。针对不同类型的媒体，我们要准备不同的新闻通稿：
给央视的稿子强调“文化输出”和“青年榜样”；
给行业媒体的稿子侧重“制作工艺”和“创新探索”；
给网络媒体的稿子可以更轻松，避谈芯片，“十六岁音乐人的双重生活”“一边写书一边写歌”。
工作到下午五点，手机震动。是姐姐田雪雪发来的短信。
“浩彣，今天数学老师又讲了一遍立体几何的球内切问题，就是你上周教我的那个模型。我用了你的方法，全班就我一个人做出来了。老师说我的思路很‘特别’。你什么时候回家？妈说你这周末回来？”
我打字回复，手指在按键上快速移动：
“周六晚上到。立体几何记住那三个关键辅助线，今年很可能考。语文多注意上次我划的重点诗词，英语完形填空注意时态一致性。我回去帮你系统过一遍。”
发送。
然后我继续工作，但嘴角不自觉地扬起。姐姐的进步，比任何商业成功都让我高兴。
傍晚七点，我离开公司，去录音棚。林浩已经在等我了，今天要录《光年之间》——专辑里最后完成的一首歌，也是技术难度最大的一首。
这首歌很特别。它既不是《俑》那样的文化寻根，也不是《盛夏的雨》那样的青春叙事，原本是首写距离的歌曲，现在还要加上科幻色彩。
歌词重新修饰，讲述两个相隔光年的恋人，在过去与未来之间寻找彼此、传递思念。
编曲上用了大量的合成器音效和太空感的混响，但旋律异常柔美，像星空下的告白。
录音间里，我戴上耳机。
前奏响起，是模拟宇宙背景辐射的“嘶嘶”声，然后钢琴声像流星一样划破寂静，几个音符孤悬在空中，久久不落。
我闭上眼睛，想象那个画面：无垠的太空，孤独的飞船，两个隔着亿万公里的人，在各自的屏幕上看见对方的脸。
我现在看到的，是你的过去；你收到的现在，而我却在未来；但依然要说，因为除了彼此，他们什么都没有。
唱到副歌时，我的声音不自觉地带上了颤音，不是技巧，是情感：
“我们在光年之间对望
隔着时间，隔着幻想
你的笑容像远古的星光
抵达时，已变了模样
我们在光年之间
种下一颗思念
它穿过黑洞，残留的片段
如果你能听见
……”
录完，林浩在控制室里鼓掌，但掌声很轻，像怕惊扰什么。“这首，”他说，声音有些哑，“可能会成为很多人的婚礼歌曲——如果他们能听懂歌词在说什么。”
“我希望不要。”我走出录音间，接过他递来的温水，“太俗。”
“俗是因为被喜欢的人多了。”林浩笑了，“田总，你得接受一个事实——你的歌注定会被很多人喜欢，哪怕你自己觉得它们不够‘高级’。因为真诚的东西，永远有市场。”
我沉默地喝水。这个问题我想过很多次：作为重生者，我搬运来的这些歌，在前世都经过市场检验，是大众喜欢的。但今生的我，有了更深的艺术追求后，反而会对它们的“流行性”产生怀疑。
这是一种矛盾：既希望作品被听见，又希望被严肃对待；既想要市场成功，又想要艺术纯粹。
“也许吧。”最终我说，“但至少这张专辑里，《俑》和《活埋》不会成为婚礼歌曲。”
“那倒是。”林浩点点头，“那两首歌，是用来思考的，不是用来庆祝的。”
深夜十一点，我回到中戏招待所。桌上放着母亲新寄来的包裹，这次不是食物，是一套全新的高考复习资料——五年高考三年模拟，厚厚的六本，塑封还没拆。纸条上写着：
“浩彣，你姐说这套书很好，妈也给你买了一套。别太累，注意身体。爸的腰好多了，天天念叨他的‘星火生活馆’。我们都好，你放心。”
我把资料放进书包，然后打开笔记本电脑，查看今天最后一封邮件。
是张汝京发来的。这次有文字：
“浩彣，光刻机采购方案的技术最终评估已完成。三种方案利弊汇总如下：
荷兰ASmL最新型号，3500万美元，技术领先一代，可支持未来5年制程演进，但需通过美国政府出口审查，周期不定。
日本尼康成熟型号，2500万美元，技术稳定，供货有保障，但升级空间有限。
美国二手设备，1800万美元，价格最优，但技术落后，维护成本高。
我的建议：选方案2，在现实与理想间取平衡。
但我现在无法坚定想法。
另，奠基仪式一切就绪，等你来。
张汝京”
我盯着这封邮件看了很久。三千五百万美元，这几乎是中芯国际首期融资的三分之一。
选最贵的，意味着赌上未来；选最便宜的，意味着从一开始就选择落后。
成年人的世界，没有完美答案，只有权衡。
我回复，打字很慢：
“张博士，同意您的建议，选方案2。
但我们同时启动方案1的申请流程，即使只有10%的成功率，也要尝试。
钱的问题，我们共同来解决。
6月18日，一定到。
田浩彣”
发送邮件后，我看了眼日历。离高考还有三十七天，离《Genesis》发行还有十五天，离《华夏》发行还有三十天，离芯片厂奠基还有十八天。
时间像一条绷紧的弦，而我站在弦上，必须保持平衡，不能掉下来。
但我知道，我能做到。
因为我不是一个人。
我的身后有高军这样的执行者，有赵振这样的守护者，有林浩这样的创作者，有张汝京这样的理想主义者，有父亲母亲姐姐……
而我要做的，就是让所有这些力量，找到自己的方向，发出自己的光。
这就是“星海”的意义——不是一颗星照亮夜空，是千万颗星，各自闪耀，又彼此辉映。
我打开书包，拿出数学模拟卷。
窗外，北京渐渐沉睡。
而在这个深夜的房间里，一个十六岁的少年，开始做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