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0年5月25日，洛杉矶，下午三点。
我站在摄影棚中央，看着眼前这个由灯光、绿幕、金属框架和仿古道具构成的奇异世界。
空气中弥漫着汗水、咖啡和电线过热的焦味，二十几个工作人员在忙碌穿梭，调整灯光角度，测试烟雾机，给舞蹈演员补妆。
巨大的工业风扇在角落嗡嗡转动，吹起地板上散落的亮片，那些细小的碎片在空中旋转，像一场微型的暴风雪。
这是《Uptown Funk》mV的拍摄现场。也是我英文专辑《Genesis》的最后一支mV。
“howard，看这边。”导演马克·詹森走过来，他五十多岁，留着络腮胡，穿件花哨的夏威夷衬衫——上面印着冲浪板和棕榈树，脖子上挂着三台不同型号的取景器，走起路来叮当作响，“我们打算在这个镜头里做时空折叠——你从70年代的迪斯科舞厅跳出来，穿过一道光门，直接落到2000年的科技派对里。你觉得怎么样？”
他指着分镜脚本上的一页草图。画面上，复古的水晶球灯和闪烁的LEd灯带交织，喇叭裤和荧光紧身衣共舞，黑胶唱片的纹路与二进制代码重叠。马克的铅笔标注密密麻麻：“此处加0.5秒闪光”“转场用烟雾机”“布兰妮入画从左上角”。
“我想看更多未来感。”我说，眼睛没有离开草图，“不是冷冰冰的银色金属，而是……有生命的科技。就像植物在生长，细胞在分裂，但它是机器。”
马克挑挑眉，从衬衫口袋掏出半截雪茄——没点燃，只是习惯性地咬着：“具体说说。”
“比如，灯光不是简单的闪烁，而是像呼吸一样起伏——亮，暗，亮，暗，节奏要慢，要有韵律。屏幕上的代码不是随机流动，而是像藤蔓一样生长，有主干，有分叉，最后开出花来。”我顿了顿，指向服装设计图，“还有这些衣服，要有复古元素，但面料得是智能织物，能随音乐变色。不是整件变，是像涟漪一样，从胸口扩散到袖口。”
马克盯着我看了几秒，然后咧嘴笑了，雪茄在嘴角上下晃动：“我喜欢这个想法。但预算要增加——呼吸灯需要定制控制器，智能织物得找麻省理工那帮疯子，代码生长的特效，我认识一个做《黑客帝国》特效的工作室，但他们贵得要死。”
“加多少？”我问得很直接。
“三十万美元。主要是灯光和后期特效，服装另算。”马克报出数字，眼睛盯着我，像在等待我的退缩。
我想了想，点头：“可以。但我要在三天内看到初剪，而且特效质感必须达到电影级别——我要的是《银翼杀手》加《周末夜狂热》的混血儿，不是廉价音乐录影带。”
“成交！”马克转身，朝灯光师大吼，声音盖过了风扇的噪音，“嘿，吉米！把那些死板的频闪灯换掉，我要有呼吸感的！对，就像心跳！噗通——噗通——那种！”
我走到休息区。艾伦正在那里调音，他戴着巨大的监听耳机，闭着眼睛，手指在调音台上轻轻敲击节拍，整个人跟着节奏微微晃动。身边摆着七个空咖啡杯，像某种现代艺术的装置，杯壁上残留着深浅不一的咖啡渍。
“怎么样？”我问。
艾伦睁开眼，摘下一边耳机递给我，另一只耳朵还挂着：“混音差不多了。《treasure》的鼓点还需要再打磨——现在的底鼓太硬，像在敲铁皮桶。《24k magic》的合成器音色有点单薄，我准备加一层铜管采样，但要处理得若隐若现，像远处传来的派对声。”
他按下播放键。耳机里传来《Just the way You Are》的前奏——钢琴声清澈得像山泉流过鹅卵石，接着是我的声音，经过精密的压缩和混响处理，变得温暖而富有穿透力，但又保留了少年嗓音特有的清亮。唱到副歌时，背景里加入了若有若无的弦乐，像夜晚的风拂过窗帘。
“这个版本，”艾伦说，声音里有掩饰不住的骄傲，“是我这二十年做过的最好的情歌之一。你有种天赋，能把最简单的情感唱得无比真诚——不是技巧，是这里。”他指了指心口。
“谢谢。”我把耳机还给他，“但我觉得第二段主歌的呼吸声太明显了，修一下。我要的是情感的自然流露，不是刻意制造的‘真实’。”
艾伦瞪大眼睛：“那是故意的！那种微微的喘息感，让歌更有生命力！像在耳边低语！”
“太刻意了。”我坚持，“修掉，但要保持那种脆弱感。用别的办法——在‘youre amazing, just the way you are’那句后面，加一个几乎听不见的、半秒的和声影子，像回声，又像叹息。”
他叹了口气，在笔记本上记下——那是个牛皮封面的旧本子，页角卷起，写满了各种音高符号和潦草的英文：“行，你是老板。不过我得说，你对细节的执着快把我逼疯了。上周为了《Grenade》里一个鼓点，我们录了二十七遍。”
“那是你还没见识过我对其他工作的态度。”我笑笑，接过他递来的咖啡——已经凉了，表面浮着一层油脂，“对了，布兰妮什么时候到？”
“六点。她今天在隔壁棚拍广告，结束后直接过来。”艾伦看了眼手表——一只老式的卡西欧电子表，数字显示着红色荧光，“她的经纪人刚发传真，说希望拍摄控制在两小时内，布兰妮今晚还有电台通告。而且……”他顿了顿，压低声音，“她最近状态不太稳，昨天在录音棚崩溃大哭，说是压力太大。”
我点点头，没说话。布兰妮·斯皮尔斯的客串是这支mV最大的噱头，也是马克说服我追加预算的理由之一。
十八岁的全球偶像，正处于事业巅峰期，《…baby one more time》还在公告牌前十徘徊，《toxic》的合作版又即将发行。她的出现，会为这支mV带来无法估量的媒体曝光。
但我更在意的是，她最近的状态。
自从三个月前那次深夜通话后，布兰妮的团队调整了她的工作节奏。
每周至少休息一天，每天工作不超过十二小时，还给她找了个心理医生定期咨询。
从杨峻荣传回的消息看，她的精神状态好了很多，但依然会在录音时突然崩溃大哭——就像艾伦说的那样。
这个行业就是这样，把最年轻、最脆弱的人推上最高的位置，然后等着看他们什么时候摔下来。镁光灯越亮，影子就越深。
“艾伦，”我忽然问，眼睛看着棚顶纵横交错的钢架，“你见过迈克尔·杰克逊最辉煌的时候吗？”
“见过。”艾伦的表情变得复杂，他点燃一支烟——摄影棚里其实禁烟，但没人管他，“1983年，motown二十五周年晚会，他第一次跳月球漫步。我在现场，离舞台只有二十米。那一刻，所有人都知道，历史被改写了。电视直播的收视率破了纪录，第二天全美国的孩子都在学那个滑步。”
他深吸一口烟，缓缓吐出。
“然后呢？”我问。
“然后就是无尽的压力。”艾伦的声音在烟雾里有些模糊，“每张专辑都要超越前一张，每次演出都要更轰动，每个造型都要更惊人。他就像被关在黄金笼子里的鸟，飞得越高，笼子越华丽，但笼子还是笼子。你看他后来那些采访，眼睛里的光……一点点暗下去。”
我沉默地看着摄影棚里忙碌的人们。
这里每个人都在为一个十八岁女孩的两小时客串做准备——灯光师在调角度，化妆师在整理工具箱，服装助理在熨烫那件银色亮片短裙，保安在检查出入口。
而她来了之后，只需要在镜头前微笑、跳舞、做出快乐的样子。
“你觉得布兰妮会摔下来吗？”我问得很直接。
艾伦吐出一口烟，盯着烟头明灭的火光：“我希望不会。但她太年轻了，这个行业又太老了。老到已经形成了一套完美的吞噬机制——发现天才，捧红天才，榨干天才，然后寻找下一个天才。你看那些童星，有几个能平安长大？”
他把烟摁灭在空咖啡杯里：“howard，你也在建一个系统。你的音乐平台，你的艺人扶持计划，你的‘守护者契约’。我希望你的系统，能不一样。”
“我会尽力。”我说。但心里知道，改变一个行业的基因，比写一首冠军单曲难一千倍。
下午五点，摄影棚开始骚动。外面传来汽车引擎声、粉丝的尖叫、保安用对讲机喊话的嘈杂。
我走到窗边——那是巨大的工业窗，玻璃上沾着灰尘和雨渍——看见三辆黑色SUV停在门口，十几个保镖围成人墙，挡开举着相机和签名本的青少年。
那些孩子大多十几岁，穿着印有布兰妮头像的t恤，脸上是狂热的崇拜。
布兰妮从中间那辆车里走出来。她穿件粉色的吊带裙，金发扎成高高的马尾，戴一副巨大的墨镜——镜片大到遮住半张脸。
即使隔着玻璃，我也能感觉到她身上的疲惫——那种刻在肢体语言里的、用再多笑容也掩盖不了的疲惫。
她走路时肩膀微微内收，像是在保护自己，助理跟在她身后，手里捧着水和毛巾。
她在保镖簇拥下走进摄影棚，马克立刻迎上去。
两人拥抱，布兰妮摘下墨镜，露出标志性的甜美笑容，眼睛弯成月牙，牙齿洁白整齐。
但她的眼睛，那双蓝色的、本该清澈如湖的眼睛，深处有红血丝，像熬夜后的痕迹。
“britney，这位是howard。”马克介绍，手轻轻搭在她背上。
布兰妮转向我，伸出手：“又见面了。”
她的手指纤细，指甲涂着淡粉色的指甲油，但指尖冰凉，像刚从冰水里拿出来。
“谢谢你愿意来。”我说，握住她的手，感觉到轻微的颤抖。
“该说谢谢的是我。”她的声音很轻，只有我们两人能听见，周围嘈杂的人声成了背景音，“你写给我的信，我放在床头。每次我觉得撑不住的时候，就拿出来看看。你说‘唱歌不是为了取悦世界，是为了治愈自己’……我有时候会对着镜子重复这句话。”
我愣了愣，想起三个月前那封邮件。我写了很多话，但核心只有这一句。没想到她记得这么清楚。
“你最近怎么样？”我问，松开手。
“好多了。”她笑了笑，那笑容依然完美，但多了一点真实——眼角有细微的皱纹，那是真诚微笑时才有的痕迹，“我开始学画画，周末还去上烹饪课。我的经纪人说我疯了——‘britney Spears不该学这些’。但我觉得……我需要一些正常的生活，一些不属于‘britney Spears’的生活。”
“你做得对。”我说，“那些课怎么样？”
“画画让我安静。”她的眼睛亮了一下，短暂地，像火柴划过的瞬间，“上周我画了一棵树，老师说我的笔触很……原始。烹饪课我做了布朗尼，烤焦了，但自己做的吃起来特别香。”
马克走过来，拍拍手，声音洪亮：“好了，各位！我们时间有限。britney，先化妆换衣服。howard，你准备第一个镜头——咱们先拍你的独舞部分，等britney好了再拍合舞。”
布兰妮被助理带往化妆间。我看着她的背影，那件粉色吊带裙在摄影棚惨白的灯光下显得格外鲜艳，像一朵被强行摘下的花。
接下来的两个小时，摄影棚变成了一个巨大的能量场。
布兰妮换上银色亮片短裙和白色长靴，头发烫成大波浪，妆容强调了眼线和唇彩——眼线拉长上挑，让她看起来更成熟；唇彩是亮粉色，在灯光下反着光。
她在镜头前的转变令人震惊——前一秒还疲惫地靠在椅子上闭目养神，助理用冰袋敷她的眼睛；导演喊“Action”的瞬间，她整个人像通了电，笑容灿烂，眼神明亮，舞步精准有力，每个转身、每个甩头都恰到好处。
我们在绿幕前跳舞。按照编舞设计，她从我身后出现，两人跳一段复古迪斯科——手臂交错，旋转，击掌。
然后她转身穿过一道虚拟的光门，消失在时空裂缝中。这个镜头要拍七遍，每次她都要用尽全力地跳，每次都要笑得像第一次那么开心。
拍到第五遍时，我注意到她的腿在微微发抖——不是累的抖，是肌肉过度紧张后的震颤。汗水从她额头滑下，混着闪粉，在脸颊上留下亮晶晶的痕迹。
“停一下。”我对马克说，“休息十分钟。”
“可是时间……”马克看了眼表，“她经纪人说了，七点半必须结束。”
“休息。”我的语气不容置疑，“或者你可以拍没有她的镜头。”
马克耸耸肩，喊了“cut”。
布兰妮走到休息区，助理立刻递上水和毛巾。她接过，手抖得差点把水杯打翻。
我走过去，在她旁边的折叠椅上坐下。椅子上还残留着上一个人的体温。
“你还好吗？”我问。
“还好。”她小口喝水，喉结上下滚动，“就是有点累。昨晚录新歌到凌晨三点——制作人说那个音不够‘完美’，录了三十几遍。”
“为什么不拒绝？”我问得很直接。
她苦笑，嘴角向下撇了撇，那个表情瞬间让她老了五岁：“合约。如果我拒绝，就要赔钱。很多钱。而且他们会说我不专业，说我要大牌……你知道这个行业怎么对待‘难搞’的女艺人。”
我看着这个十八岁的女孩，她刚刚成为全球青少年的偶像，银行账户里有几百万美元，却连拒绝一次熬夜录音的权利都没有。
她的价值被量化成唱片销量、巡演票房、广告代言，唯独她自己，成了最不被在意的部分。
“britney，”我轻声说，“记得我给你的建议吗？划一条线。有些事可以妥协，有些事不行。凌晨三点录音，这就该在线的那边。”
“我记得。”她闭上眼睛，长睫毛在眼下投出阴影，“但有时候，线会被擦掉。制作人说‘这是为了艺术’，经纪人说‘这是为了事业’，粉丝说‘我们爱你’。所有人都告诉你该怎么做，就是没人问你想怎么做。”
她睁开眼，看着我，蓝色的眼睛里有困惑，也有某种求救的信号：“你为什么对我这么好？我们甚至不算朋友。你可以像其他人一样，用我的名气，拍完mV，然后说‘合作愉快’。”
我想了想，看着摄影棚顶那些纵横交错的钢架和电缆，它们像一张巨大的网：“因为我见过太多天才坠落。而我不想成为那个在下面看着的人，不想成为那张网的一部分。”
布兰妮沉默了很久，手指无意识地抠着一次性水杯的边缘，塑料发出轻微的“咔嚓”声。
然后她说：“你知道吗，我有时候会想，如果我没有参加《米老鼠俱乐部》，没有签下那张合约，现在会在做什么。也许在路易斯安那的老家，上大学，谈恋爱，周末去教堂。那种生活……听起来很无聊，但很安全。”
“你想回去吗？”我问。
“回不去了。”她的声音很平静，平静得让人心疼，“我已经是britney Spears了。这个身份一旦穿上，就脱不下来。它会长进皮肤里，变成骨头的一部分。有时候我照镜子，都分不清哪张脸是真的。”
她站起身，整理了一下裙子——亮片在动作间哗啦作响：“好了，继续拍吧。我想早点结束，今晚真的还有通告——一个电台采访，要直播。他们会问我最喜欢什么颜色，最喜欢吃什么，有没有男朋友……都是标准答案。”
最后两遍拍摄，她的状态反而更好了。不是那种精心计算过的完美，而是一种释然的、甚至带点破罐破摔的投入。
在最后一个镜头里，她穿过光门时回头看了我一眼，那个眼神很复杂——有感谢，有疲惫，有挣扎，也有坚持。
然后她消失在绿幕中，后期会加上流光溢彩的时空隧道。
下午七点半，拍摄结束。
布兰妮换了衣服，在保镖簇拥下离开。
临走前，她塞给我一张纸条，叠成小小的方块：“这是我的私人邮箱。如果有一天，我消失了，记得找我。”
我握着那张纸条，纸张边缘有些毛糙，像是从笔记本上撕下来的。
看着她坐进车里，车窗贴上深色膜，隔绝了所有视线。车子驶出停车场，消失在洛杉矶的夜色里。
“她喜欢你。”马克走过来，递给我一杯新的咖啡——这次是热的，“不是那种喜欢，是……信任。在这个圈子里，信任比喜欢珍贵一百倍。这丫头，看人的眼神像受伤的小动物，但对你，她露出了肚皮。”
“我知道。”我把纸条小心收进钱包内层。
“好了，接下来是你的独角戏。”马克拍拍我的肩，手上的老茧刮过布料，“准备好了吗？我们要拍那个长镜头——三分钟，一镜到底，六个场景，三套衣服。电影史上只有三个伟大的音乐长镜头，我们要做第四个。”
他眼里有光，那种创作者特有的、近乎偏执的光。
为了这个镜头，我们搭建了长达八十米的轨道，设计了十二个机位，排练了整整一周。现在，是检验成果的时候。
我换上第一套衣服——喇叭裤、花衬衫、爆炸头假发，脸上画着夸张的舞台妆，眉毛画得又粗又黑，脸颊涂着腮红。
站在起始点，我能感受到心脏在胸腔里剧烈跳动，不是紧张，是兴奋，是那种站在悬崖边准备起跳的兴奋。
音乐前奏响起。鼓点，贝斯，铜管，合成器，像潮水一样从四面八方涌来，通过耳机直接灌进大脑。
我深吸一口气，迈出第一步。
第一段，迪斯科舞厅。
我和二十个舞者一起跳复古舞步，地板是反光的镜面，灯光旋转，烟雾弥漫。
唱到“this hit, that ice cold”时，我抓住从天而降的吊杆，在空中旋转一圈——这个动作练了四十遍，手臂上现在还青着一块。落地时刚好踩在节拍上，地板震动。
第二段，时空隧道。
绿幕背景，我做出奔跑的动作，后期会加上流光溢彩的视觉效果。这里要换衣服——在奔跑中撕掉花衬衫，露出里面的银色紧身衣。
这个动作练了五十遍，指甲裂了，指腹贴着创可贴。撕扯的瞬间，布料破裂的声音被音乐盖过，但能感觉到空气擦过皮肤。
第三段，未来派对。
场景瞬间切换，舞者换上荧光服装，灯光变成呼吸般的脉动，明，暗，明，暗。
我跳上中央舞台，拿起话筒架——那是真金属，沉甸甸的——唱出最激昂的副歌：
“dont believe me just watch! e on！”
整个摄影棚都在震动。
不是物理上的震动，是能量上的——舞者们跟着节奏疯狂舞动，汗水甩出弧线；灯光师跟着音乐切换色彩，手指在控台上飞舞；连摄影师都忍不住跟着点头，轨道车平稳滑行，镜头紧紧跟随。
三分钟，像三秒钟一样快。
音乐结束的瞬间，我站在舞台中央，浑身被汗水湿透，银色紧身衣贴在身上，胸口剧烈起伏，能听见自己粗重的呼吸声。
整个摄影棚安静了几秒，然后爆发出掌声和口哨声。
马克第一个冲过来，用力抱住我，络腮胡扎在我脖子上：“holy shit! 你做到了！完美的！一条过！我们他妈的一条过！”
我喘着气，看着周围——舞者们在高举双手击掌，灯光师在欢呼，连一向严肃的场记都在笑，手里的场记板掉在地上。这个镜头，我们做到了。
晚上十点，我坐在剪辑室里，和马克一起看回放。
屏幕上，三分钟的长镜头流畅得像一场梦。
从复古到未来，从集体狂欢到个人绽放，色彩、节奏、情绪，每一帧都精准地踩在音乐的点上。
撕衣服的瞬间，镜头刚好推到特写；跳上舞台时，灯光骤然全亮；最后一句歌词结束时，画面定格在我的侧脸，汗水从下颌线滴落。
“这里，”马克指着屏幕，手指在显示器上留下指纹，“你撕衣服的瞬间，眼神里有种……野性。不是愤怒，是解放。很好，保留。”
“这个转身，灯光慢了0.3秒。”我说，按下暂停键，画面定格在我转身的瞬间，影子拖在后面。
“观众看不出来。”马克说。
“我看得出来。”我摇头，“重调。灯光要和我的动作完全同步，差0.1秒都不行。”
马克翻了个白眼，但还是标记了修正点。
我们一帧一帧地看，一帧一帧地调。
调到凌晨两点时，艾伦推门进来，手里拿着硬盘——那是老式的移动硬盘，砖头大小，用火线接口。
“《treasure》和《24k magic》的最终混音好了，听听？”他的黑眼圈比下午更重了。
我们暂停视频，切换到音频。小小的剪辑室里，响起《treature》的轻快旋律。
这首歌的灵感来自70年代的放克音乐，但加入了现代电子元素，讲的是一个简单故事——在旧货市场发现一张老照片，背后写着一行字：“给爱过我的你”。
“铜管加得不错。”马克评价，脚跟着节奏打拍子。
“我请了洛杉矶最好的铜管乐队来录。”艾伦说，声音里有疲惫也有骄傲，“十二个人，录了六个小时。但值得——你听这个小号独奏，像在笑。”
接着是《24k magic》。强烈的节奏，夸张的合成器，歌词关于奢华、派对和无所顾忌的快乐。
这是专辑里最“浮夸”的歌，但也是最真诚的——真诚地拥抱享乐主义，真诚地赞美这个物质时代的华丽。
在2000年，互联网泡沫刚刚破裂，但人们对未来的想象依然镶着金边。
“这首歌会火。”马克断言，手指在空中划着节拍，“电台会爱死它。开车听这个，油门都会踩重一点。”
“希望如此。”我揉着太阳穴，那里在突突地跳，“专辑其他歌呢？”
“《Grenade》和《Just the way You Are》已经送去母带处理了。《Nothing on You》和《thats what I Like》还在微调人声——昨天又录了两遍，有个转音始终不满意。”艾伦看了眼手表，表盘在昏暗的剪辑室里泛着绿光，“按照这个进度，六月初能完成所有制作。但前提是你别再让我改呼吸声了。”
我笑了笑：“发行日期定了吗？”
“预计6月15日，全球同步发行。”艾伦说，“但实体cd要晚一周，因为生产线排期问题——现在全世界的工厂都在生产《超级男孩》和《后街男孩》的新专辑，咱们得排队。”
他顿了顿，推了推眼镜：“另外，Jive唱片想追加宣传预算，但要求提高分成比例。”
“多少？”
“从18%到22%。”艾伦说，“他们说，如果《Uptown Funk》能进公告牌前二十，这个比例就值。”
我想了想：“同意，但要求他们保证《Uptown Funk》在mtV和Vh1的首月播放量不低于五百次，并且安排至少十场电视通告——我要《今夜秀》《早安美国》，还有《tRL》的现场。”
“我会去谈。”艾伦记下，笔尖在纸上沙沙响。
凌晨三点，我离开剪辑室，回到酒店。
洛杉矶的夜晚从不真正安静，远处高速公路上有永不停息的车流声，像这个城市的脉搏。
偶尔传来警笛或救护车的鸣叫，尖锐地划破夜空。
我打开笔记本电脑，查看邮件。
高军发来“星火生活馆”的设计图终稿，预算控制在十八万，工期四十天。父亲在邮件里写了长长一段话，详细说明了每个区域的功能，甚至附上了他手写的经营计划书——字迹有些歪斜，但一笔一划都很认真，最后一句是：“浩彣，爸会好好干，不给你丢人。”
赵振汇报与IFpI的谈判进展：对方同意将赔偿金额从三百万美元降至一百八十万，但要求我们建立更严格的版权过滤系统。他建议接受，因为“能用钱解决的问题，都不是根本问题。我们的根本问题是建立健康的行业生态。”
王工发来好听音乐网的数据报告：五月第三周，日活用户突破三十万，原创音乐人社区每周新增作品五千个。那个写《芯片之歌》的大学生陈默，已经成为社区明星，粉丝数破万，有唱片公司想签他，他拒绝了，说“先把书读完”。
还有一封邮件，来自张汝京。
内容很简短，像电报：
“厂房奠基仪式定于6月18日。
若能来，甚好。
若忙，无妨。
芯片之路漫长，不急一时。
张汝京”
我看了眼日历。6月18日是周日，如果抓紧时间，也许能赶去上海。但那天也是《Genesis》专辑实体发行的第一天，按计划我要在纽约做宣传活动——上午电台采访，下午签售会，晚上电视台录制。
成年人的世界，就是不断选择，不断放弃。每一个“要”的背后，都是无数个“不要”。
我回复，打字很慢，每个字都斟酌：
“一定到。
音乐是现在，芯片是未来。
现在很重要，未来更重要。
田浩彣”
发送邮件后，我走到窗前。洛杉矶的夜景像铺了一地的碎钻石，闪闪发光，延绵到视野尽头。这座城市制造梦想，也吞噬梦想。而我的梦想，正在这座城市的一个剪辑室里，被一帧一帧地打磨成形。
《Genesis》，创世纪。这个名字取得很大，但我想承担得起。
这张专辑有十首歌，每一首都来自我前世的记忆，但每一首都经过今生的重塑。《baby》和《toxic》是青春的躁动与危险，《Just the way You Are》和《Grenade》是爱情的纯粹与极端，《Uptown Funk》和《24k magic》是享乐的宣言，《treasure》和《Finesse》是复古的回响，《Nothing on You》和《thats what I Like》是当代的浪漫。
它们拼凑起来，是一个完整的音乐版图——从70年代到千禧年，从迪斯科到电子，从青涩到成熟。而我要做的，就是把这个版图，推向世界。
手机震动，是杨峻荣从台北打来的。国际长途，信号有些杂音。
“浩彣！好消息！”他的声音激动到破音，背景里有喧闹的人声，像是在某个派对，“我刚收到billboard的预测邮件，《baby》下周可能进hot 100前五十！如果成真，你就是第一个以创作人身份进榜的中国大陆音乐人！不，是第一个进前五十的！”
我靠在窗玻璃上，玻璃冰凉，透过皮肤传进来：“那很好。”
“你怎么听起来一点都不兴奋？”杨峻荣问，背景音小了些，像是他走到了安静的地方。
“我兴奋。”我说，“只是累。今天拍了十四个小时mV，现在在酒店，明天还要录和声。”
杨峻荣沉默了一下，声音柔和下来：“也是，你这几个月连轴转。专辑做完后，给自己放个假吧。来台湾，我带你吃牛肉面，泡温泉。”
“七月要高考。”我说。
“什么？”他没听清，或者听清了不敢相信。
“高考。”我重复，“中国大陆的高等教育招生考试，七月七、八、九号。我要参加。”
电话那头沉默了足足五秒钟。然后杨峻荣说，声音小心翼翼：“浩彣，你认真的？你都……你还需要那个文凭吗？台湾的大学随便你挑，我可以帮你联系。”
“不需要，但我想考。”我说，“就像登山，不一定是为了登顶，有时候就是想看看路上的风景。”
又沉默了几秒。杨峻荣叹了口气：“我有时候真的看不懂你。明明在做改变世界的事，却还要去做最普通的事。”
“也许正因为我在做不普通的事，才更需要做普通的事。”我说，“不然会飘起来，脱离地面。”
“好吧好吧。”杨峻荣笑了，笑声里有无奈也有佩服，“你总是有道理。对了，周杰伦的新专辑呢？你问这个对吧？”
“对，怎么样了？”
“在收尾了。那小子现在状态很好，天天泡在录音棚里，赶都赶不走。”杨峻荣的声音又兴奋起来，“方文山给他写的词，很特别。我听了几首demo，有点……怪，但怪得好听。我听完都不知道该说什么！”
“那就让他怪。”我说，“天才就是怪出来的。告诉周杰伦，不要管市场，不要管别人怎么说，就做他想做的。专辑预算不够就加，时间不够就延。我要的不是一张安全的专辑，是一颗炸弹。”
“明白！”杨峻荣顿了顿，“不过浩彣，阿尔法音乐那边……有些股东听了demo，说这根本不是音乐，是胡闹。他们想让我换歌。”
“告诉他们，”我的声音冷下来，“要么按周杰伦的意思做，要么把专辑的发行全部转到共荣音乐名下。”
又是几秒沉默。然后杨峻荣说，声音很轻：“浩彣，你知道你这句话值多少钱吗？周杰伦现在已经是台湾最受瞩目的新人，他的发行……”
“不知道，也不在乎。”我打断他，“我在乎的是，十年后人们回头看2000年的华语乐坛，会记住什么。我希望他们记住，这一年有人敢做一些不一样的东西。”
挂了电话，我冲了个澡。热水冲在皮肤上，缓解了肌肉的酸痛，但缓解不了精神的疲惫。
躺在床上，闭上眼睛，脑海里还是mV的画面——旋转的灯光，飞舞的亮片，布兰妮穿过光门的背影，舞者们汗水淋漓的笑脸。
这些画面会变成数据，变成光盘，变成电波，传遍世界。
从洛杉矶的剪辑室，到纽约的电台，到伦敦的唱片店，到东京的电器行，到北京的音像店。
而创造它们的人，此刻躺在这张陌生的床上，累得连手指都不想动。
窗外是洛杉矶不眠的夜晚，窗内是一个十六岁少年短暂的休憩。
但心里是满的。
因为我知道，我在创造一些会留下来的东西。
一些多年后还有人听，还有人看，还有人被感动的东西。
一些能连接不同国家、不同文化、不同年龄的人的东西。
这就够了。
窗外的天空开始泛白，深蓝变成灰蓝，再变成鱼肚白。洛杉矶的黎明很安静，像一场盛大的狂欢后，短暂的喘息。
而我，在洛杉矶的黎明前，短暂地睡去。
梦里，我回到西安那个小院，王老在唱秦腔。嘶哑的声音穿透时空，和《Uptown Funk》的节奏重叠，古老和现代，东方和西方，在梦里和解了。
醒来时，阳光洒满房间，灰尘在光柱中飞舞。
《Genesis》的全球声波，才刚刚开始传播。
而我要做的，是让它传得更远，更久，更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