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日的颍川,泥土的气息混合着新生草木的清香,官道两旁的垂柳已抽出嫩绿的细芽。一队并不张扬却护卫精良的车驾,正行驶在通往颍川郡治所阳翟的路上。车驾内,司马炎换下监国的冕服,穿着一身素雅的儒生常服,望着窗外这片被誉为“天下之中”的沃土,心中思绪翻涌。
颍川,自汉末以来便是名士辈出、文风鼎盛之地,荀氏、陈氏、钟氏等世家大族在此盘根错节,其影响力不仅限于一郡一州,更辐射整个士林。修订新律的草案已经下发讨论,司马炎深知,任何涉及根本制度的改革,若无这些掌握着文化话语权和大量地方资源的士族支持,必将举步维艰。他此行,并非以监国之尊巡视,而是要以学子之礼,“请教”于这些清流领袖。
第一站,他便来到了荀氏府邸。荀氏自荀淑以来,八龙驰誉,荀彧、荀攸更是辅佐曹操成就霸业的关键人物,虽至此时声势稍不如前,但余威犹在,门生故吏遍布朝野。
接待他的是如今荀氏的族长,一位年过花甲、须发皆白却精神矍铄的老者荀顗(历史上为荀彧之子)。厅堂古朴,书香弥漫。
“晚生司马炎,久闻颍川荀氏家学渊源,特来请教,冒昧之处,还望荀公海涵。”司马炎执礼甚恭,态度诚恳,全然不见监国的威仪。
荀顗目光深邃,打量着这位年轻的监国。减免赋税、修订律法,这些举措他自然知晓,此刻见其人不骄不躁,以礼而来,心中先有了几分好感。“监国折煞老朽了。监国日理万机,能亲临寒舍,乃荀氏之幸。不知监国欲垂询何事?”
司马炎并未直接提及律法,而是从经义谈起。“晚生近日读《春秋》,见礼崩乐坏,孔子作《春秋》而乱臣贼子惧。深感治国之道,礼法并重。然法若过于繁苛,则民不堪命;若过于宽纵,则奸宄横行。不知荀公以为,当今之世,立法之要,当在何处?”
他将问题抛给了精通儒学的荀顗。荀顗捻须沉吟片刻,缓缓道:“监国所问,切中要害。老夫以为,立法之要,首在‘中正’。过犹不及。法需如权衡,量物之轻重;如绳墨,辨曲之曲直。其条文需简明,使民易知;其执行需公正,使民信服。昔子产铸刑书,叔向讥之,然其后世皆赖其法度。可见,法非为虐民,实为安民。”
“荀公高见!”司马炎适时赞叹,“晚生亦作如是想。故而命杜元凯主持,重订律法,意在去除前代繁苛,务求简明公正。然,律法之行,不仅赖于朝廷,更需士林君子共维之。颍川士族,向为天下楷模,若得诸位贤达认可并倡导,则新律推行,必能事半功倍,真正惠及黎庶。”
他巧妙地将修订律法的目的与士族的社会责任联系起来,并给予了颍川士族极高的道德期许和地位。
荀顗眼中闪过一丝了然,这位监国,不仅有心,更有手段。他微微颔首:“监国心系天下,欲立万世之法,此乃社稷之福。我颍川士人,读圣贤书,自当明晓大义。若新律果真如监国所言,去苛从简,秉持中正,老朽虽不才,亦愿与乡里贤达,共襄此举。”
离开荀氏,司马炎又依次拜访了陈氏、钟氏等家族。在每一家,他都保持着谦逊的姿态,不谈权术,只论经义与治国理念,倾听这些世家宿老的意见,并对他们提出的关于新律细节、地方教化等建议表示重视。
数日的拜访,司马炎收获颇丰。他不仅初步赢得了这些清流领袖对新律改革道义上的支持,更与他们探讨了在地方兴办官学、推广教化的事宜。他提出,可由朝廷资助,在颍川等地设立官学,聘请名儒讲学,选拔寒门俊才入学,将文化教育的推广与选拔人才结合起来。
这一提议,深深打动了这些以诗书传家为荣的士族。既能弘扬儒学,又能为国家培养人才,还能提升本地文教声望,可谓一举多得。虽然其中也隐含了朝廷借此渗透影响力、与世家争夺文化主导权的意图,但在司马炎诚恳的态度和“共襄盛举”的包装下,反对的声音被降到了最低。
当司马炎的车驾离开颍川时,阳翟城外,以荀顗为首的众多士族名流相送,态度比迎接时更为真挚。
“监国仁德睿智,虚怀若谷,实乃天下之望。”荀顗代表众人说道,“我颍川士林,必当竭诚拥护监国新政,使德化流行,法令清明。”
马车内,司马炎靠在软垫上,长舒了一口气。此行,他不仅为即将推行的新律争取到了至关重要的舆论支持,更与颍川士族建立了良好的互动关系,为未来更深层次的改革(比如那个还在“潜藏”的推恩令构想)埋下了伏笔。
“下棋,不能只盯着眼前的棋子啊。”他低声自语,嘴角露出一丝笑意。这盘名为“天下”的大棋,他正一步步地,在每一个关键的节点,落下自己的棋子。而赢得颍川士族的支持,无疑是至关重要的一步。这步棋,走得稳,走得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