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朝的内阁制度，其实还是很有意思的。
你要说它根源上只是皇帝权力的附庸，缺乏独立的权力或者权威，那也没错，毕竟其设置之初，只是一个秘书机构和顾问班子。
但是，你要说它形同虚设，根本发挥不了什么作用，那可就是睁眼说瞎话了。
因为经过两百多年的运行实践和权力博弈，它在制度架构上早已成为了一个可以与皇权分庭抗礼的客观存在。
甚至内阁大臣们的产生与内阁首辅、次辅这些重臣的产生，都不再是皇帝一个人能够说了算的了，而是要经过廷推的方式产生。
廷推是什么？
廷推就是由具备一定资格的大臣——通常是三品以上大臣，共同推举内阁大臣人选或者其他朝廷重臣人选。
这跟投票选举有什么差别？
与此相应的是，明朝内阁制度的设计也是很精妙的，其权力或者可以发挥的作用可大可小，端看其掌握在谁的手里。
也就是说，内阁首辅的施政空间到底有多大，或者说能够发挥的作用有多大，完全是因人而异的。
但是你要说它完全没有弊病，那也是睁眼说瞎话，因为凡事有一利必有一弊，包括廷推本身就是其弊病之一。
廷推内阁大臣成为定制之初，其目的在于选贤任能，但是到了后来，尤其万历后期渐渐沦为了论资排辈的过场。
这一点到了崇祯年间，更是积重难返。
那些想做事能做事而且敢于任事的大臣，做的多，错的也多，一个个动辄得咎，不是兵败身死，就是被问罪罢官。
而那些只说不做的大臣，做的少，错的自然也少，什么也不做的，自然什么也不会做错，于是一个个成了朝堂上的不倒翁。
到最后，始终屹立不倒的，就剩下那些专门盯着别人喷的只会耍嘴皮子的喷子官员和奉行明哲保身的谁也不得罪的老好人官员了。
在这些人当中，哪怕是那种平时袖手谈心性，临危一死报君王的大臣，都算是出类拔萃的了，你还能指望他们干成什么事情呢？
令杨振感到绝望的是，到了崇祯十六年的冬天，能在大明京师朝堂之上屹立不倒的人物，几乎都是这样的人。
在这个时候，尤其是孙传庭已经在外败亡的情况下，唯一的希望就是崇祯皇帝拿出真正的魄力，将总揽全局力挽狂澜的重任交到率军入关的洪承畴手中，直接用为首辅，然后力保京师。
如此，或许还有一线生机。
否则，继续墨守陈规，则大势去矣。
在他看来，如果是在承平时期，内阁首辅的人选，按照内阁大臣们入阁时间的早晚搞一搞论资排辈，无伤大雅。
但是现在是什么时候？
是救亡图存的时候啊！
不过，了解到洪承畴入关后京师朝堂的情况之后，杨振也彻底死了心。
按照京师朝堂论资排辈的逻辑，在周延儒东窗事发被处死以后，的确是轮到了陈演。
因为之前排在陈演前面的阁老谢升，在周延儒事发前半年，就因为与周延儒的政见不同，被周延儒给搞下去了。
周延儒指使其门下言官，弹劾谢升私下非议皇帝，结果导致谢升在事发后被罢官。
在明朝末期，官员们私下议论皇帝甚至批评皇帝是常有的事情，大家都习以为常，不以为意了，一般情况下，也不会有人举报这种事。
可是这种事情一旦被摆到桌面上，被人拿出来说事儿，也是一个不大不小的罪名。
谢升因为与周延儒不对付，被人抓住了这个小辫子，结果一举报一个准儿，在周延儒和陈演推波助澜下，崇祯皇帝直接将谢升罢免。
谢升被罢黜以后，对周延儒威胁不大的陈演往前递补成为了次辅。
等到周延儒讳败为胜蒙蔽圣听的事东窗事发以后，陈演推波助澜顺势上位。
若是搁在平时，这也算是顺理成章的事情，但是现在是什么时候？
现在是需要有人能够力挽狂澜的时候。
别说什么陈演了，就是长袖善舞的周延儒，在这个时候也远远比不上洪承畴。
今时今日，能看清这一点，根本不需要多高的智商。
杨振不相信崇祯皇帝和满朝文武在洪承畴和陈演之类的人之间分不清孰优孰劣。
但问题是洪承畴犯了忌讳，而且已经南下了。
在过去十几年间没少朝令夕改的崇祯皇帝，居然在这个时候想着维护朝廷的颜面，不愿再做朝令夕改的事情了。
于是陈演这个次辅前进一步，接替了周延儒，成为了首辅。
对此，杨振也不知道该说什么好了，只能说是天意如此了。
至于周延儒的这个接替者陈演，杨振只能说他还不如周延儒呢。
周延儒之所以能够蒙蔽圣听，能够结党营私，是因为他有个周党，关键时候还能够团结拉拢一批人，通过一些重大决策。
但是这个陈演，就连这一点也做不到，他上任以后，内阁和京师朝堂更是乱成了一锅粥，什么也做不了。
他上任以前，他无党无派是一种“优势”，可是上任后，无党无派一转而成为了劣势。
他这个无党无派的前朝堂喷子，根本笼络不住人心，也根本压不住场子。
当然了，京师朝堂上的这些新情况，对关内局面来说固然不是好事，可是对于现在的杨振一方来说，是好是坏，一时还不好判断，需要进一步观察。
所以，杨振也没有急着做出具体安排，只嘱咐张得贵与李吉方面保持联络，除了及时获得京师方面的最新决策动向之外，就是要继续加大投入，笼络更多官员，努力在京师朝野之间营造有利自己一方的舆论。
杨振与张得贵谈了一个多时辰，全面了解了一下他在六月北上以后辽沈后方和金海镇后方，以及关内朝堂上的一些新情况。
眼看夜色已深，张得贵却没有告辞的意思，杨振知道他必定还有一些话要说，于是主动问道：
“你要是还有什么要说的话，就一并说了吧。这里也没有外人，你不必遮遮掩掩。”
张得贵听到杨振这么说，左右看了看，确实也没别人，于是沉吟了片刻，说道：
“是有几件事，都督你没回来前，咱们也不好擅自做主，但是一直拖着也不好，想当面问问都督你的意思。”
“你说吧。”
“其一是都督这个三镇提督府的设置问题。八月里，卑职与洪督师麾下交接防务，因为都督你不在这边，卑职就把三镇提督府临时设在了洪督师住过的督师行辕里。这里原是沈阳中卫的城隍庙，洪督师入住后也没大动，如今看，场面是局促了一点。”
“你的意思是？”
“卑职的意思是，既然都督决心长驻沈城，不如干脆把都督的三镇提督府，与镇东将军形影，一并挪到那个伪皇宫里去。那里地方大，房子多，规格也符合都督你侯爷、镇东将军、三镇提督的身份。”
“这是你的意思，还是大家的意思？”
“这是卑职的意思。”
“其他人的意见呢？”
“其他人？下面是有些意见不一。”
早在八月份沈城防务彻底移交到张得贵一方手里的时候，他还真就征求过邓常春、仇震海、袁进、吕品奇、杨文魁等人的意见。
当时杨振尚未凯旋归来，张得贵带着总管后方军务处移驻沈城，面临的一个很重要的事情就是杨振将来驻节何处。
这一点关乎着今后整个征东军体系，或者说金海、登莱、辽东三镇的战略重心，准备放在哪里的问题。
对此，杨振虽然未曾明确表态，但是其先前拍板，将总管后方军务处移驻沈城，似乎已经透露了今后可能要重心北移的意向。
而与此相应的是，张得贵进驻沈城后，协助他主持沈城各种事务的邓常春等人，更是力劝他将沈城作为今后经营的中心之地。
包括常驻镇东城的仇震海、常驻营口城的袁进、常驻海城的吕品奇、常驻辽阳城的杨文魁等人，在这个问题上，都是一样的看法。
但是，具体到将来杨振凯旋落脚沈城以后，杨振的镇东侯府或者说三镇提督府，到底设在哪里，意见却并不统一。
有的认为，清虏伪皇宫又不是真皇宫，那么一大片上好的房屋闲置着也是浪费，应该重新投入使用。
加上杨振获封镇东侯，并以镇东将军、左都督提督三镇，凯旋归来后功勋地位无人能比，将其办事公署搬到那里，恰如其分。
但也有人认为，清虏伪皇宫也算皇宫，蓟辽督师洪承畴在沈城驻节的时候都没敢把行辕设在那里，现在自己们要是贸然把三镇提督府设在里面，容易给杨都督招黑，甚至招致京师朝堂弹劾。
有鉴于此，张得贵心中犹疑不定，只好等杨振归来再说了。
“既然下面意见不一，那就不要动了。当初洪督师没有进驻那个伪皇宫，想必也是不想让人说闲话，如今换了我们，也不要轻易冒天下之大不韪。”
“也好。那就先不动。”
杨振拍板定下了一件事情后，张得贵很快说起了另外一件事。
“另外，旅顺口的总镇府搬迁来沈，也应该提上日程。从今年八月以来，夫人几次派人过来询问都督下落，每次都提及了搬迁事宜。当时都督身在军中，对于今后是否长驻沈城决心未定，卑职也不敢做主。眼下都督凯旋归来，今后也要长驻这里，夫人那边，都督也该有个准话。”
自从杨振率部开镇金海，移防辽东半岛南端以来，其总镇府与他自己的家小就一直留在旅顺口。
与此相应的是，金海镇各路和征东军各部，包括后来杨振兼领的登莱镇各路，几乎所有的总兵和主要将领，也都将自己的家小安置在了旅顺口。
大家这么做，一方面是是为了安全考虑，另一方面则是为了表明同舟共济的态度。
这个情况，在原来金海镇地盘还小的时候，没有什么问题，各路总兵和主要将领与家小团聚的时间有保证的。
包括杨振自己，每年也有大量的时间是会回到旅顺口，并在旅顺口度过的。
但是时至今日，随着金海镇地盘不断扩大，同时也伴随着征东军分守四方，情况发生了巨大的变化。
因为许多总兵、副将们滞留在外的时间越来越长，有的长年累月不回旅顺口探亲，甚至包括杨振本人，都已经很久没有回过旅顺口了。
对于这种情况，虽然各路总兵和主要将领中的大多数都无所谓，他们本人也没有多大的意见。
因为杨振不禁他们纳妾，不管到哪里驻扎，他们都不缺女人。
但是他们留在后方的妻妾们的意见确越来越大。
仇碧涵这个镇东侯夫人，本身也对这种情况很有意见，因为杨振已经很久没回旅顺口了。
与此同时，她所面临的来自后方的许多将领夫人们的压力，也相当不小。
一帮子身在后方无所事事的总兵将领夫人们，时不时地在她面前念叨、抱怨与自己的丈夫聚少离多，而总镇府内院的仇氏等人也是每每感同身受。
有道是，闺中少妇不知愁，春日凝妆上翠楼，忽见陌头杨柳色，悔教夫婿觅封侯。
面对这种情况，张得贵自己的继室夫人有所不满，叫人捎信埋怨几句，他无所谓，也扛得住，但是仇碧涵几次三番派人问询并商议搬迁，他可扛不住。
而今，杨振这个正主终于回来了，这个事情自然要尽快确定下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