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八二、岂知驱车复同轨
等孙元起身体稍微好些的时候，才发现自己三个月的假期已经超出了将近十天。3∴
按照惯例，假满没有及时销假报到者，轻者降级罚俸，重者革职开缺。尽管眼下孙元起对于担任清廷官员有些意兴阑珊，但一来怕老大人不高兴，二来湖北教育确实还有些让自己牵挂不下的东西，眼下又值chun节在即，所以便急急忙忙准备往回赶。
当然，也不能一走了之。毕竟先前自己到日本的时候，内阁文部大臣牧野伸显、东京帝国大学总长滨尾新亲自到码头迎接，田中馆爱橘、长冈半太郎也算是圈内人士，不好峻拒，只好答应在临走前到东京帝国大学做了一场演讲。
无论是牧野、滨尾，还是田中馆、长冈，闻言俱是大喜。在演讲开始的前两天，便专程又到旅馆拜会孙元起，询问相关事宜，包括演讲题目、演讲时长、演讲听众人数等等。看得出他们对此次讲学非常重视。
孙元起也是早已想好演讲的内容。
无论我们怎么痛恨、辱骂、贬低日本人，但必须要承认日本国民的平均智商、学习能力和拼命程度，在世界民族之林都绝对占据显赫的位置。所以，对他们必须要像猫教老虎一样——留一手这也就决定本次演讲，孙元起不会涉及发展如火如荼的原子物理学和电子学。
一年前，孙元起先是在《经世大学学报》上发表了大爆炸宇宙理论；数个月前，又在瑞典斯德哥尔摩大学、英国皇家学会进行相关演讲，引得众多天文学家和物理学家先后就此发表评论文章，那这个新鲜出炉的理论被炒得火热。此类谈空说炫的东西作为在东京帝国大学演讲的内容，无疑最为合适。甚至题目孙元起都已经拟好，就叫《大爆炸宇宙理论及其存在的若干问题》。
田中馆爱橘、长冈半太郎既惊且喜，喜的自然是孙元起要给日本学者讲述现今学界最新最火爆的理论。惊的是这个理论实在是太新cháo、太前卫，日本现在还没有任何学者涉及这一领域。尽管东京帝国大学是目前日本水平最高的科研机构，但放在全世界来比较，那完全不够看。尤其是对这种最新的理论，关注度不够，接受力不强。如果不事先临时抱抱佛脚，演讲的时候真就变成对牛弹琴了
惊喜之余，田中馆、长冈都一再请求孙元起尽快给出演讲提纲。孙元起倒是很好说话，随即拿出纸笔，洋洋洒洒写了数百字，递给了他们。
田中馆接过仔细看时，发现提纲却是用汉字写的，心中一动“约翰逊教授，你这次演讲准备用什么语言？”
“汉语。首发”孙元起笃定地答道，尽管眼下三人jiāo谈是用英语。
“……”田中馆张大了嘴巴。
幕府时代，汉语倒是日本人的首选外语。自明治维新后，“脱亚入欧”论调甚嚣尘上，汉语地位一落千丈，科学研究领域更是重灾区。如果说人文社科领域，还有一些读汉文、写汉诗老辈人对汉语抱有依恋之情；那么本身就属于舶来品的自然科学领域中，汉语完全没有任何立足之地。即便现在有孙元起这种逆天级人物的强势崛起，暂时也无法改变这个现状。
“我们学生的外语一般都是英、法、德三种语言。准备到经世大学就读的学生倒是学的汉语，只是要做翻译，怕是不合格的。”长冈也是满脸苦涩。
在十九世纪之前，因为欧洲大陆是科学技术的发源地，科学论文的主要使用法语。随着英、美、德诸国科研实力的增强，渐渐演变为英语为主，德语、法语为辅的局面。到了二十一世纪，那完全是英语一家独大，甚至连写汉语言文学的论文，前面都要加个英文提要的狗尾巴。
“不是东方压倒西风，就是西风压倒东风”孙元起对苦着脸的田中馆、长冈说道，“这些年，欧风美雨侵袭东方，极大地影响了东方文明的发展，甚至我们中、日两国的语言遭到极大冲击。在这个时候，作为‘同文同种’的我们，必须齐心协力，共同扞卫民族语言的纯洁xing。民族语言纯洁xing的一个很重要方面，就是科学名词和科技术语的规范。”
客观地说，清末以来，日语对于汉语的影响非常巨大，尤其是表现在词汇上。网上曾有人写文章说，汉语中70的词汇来自日语。毫无疑问，这种说法是片面的，也是错误的。但汉语中好多词汇确实来自日语，而且比例不低，这不容否认，客观估计是在30左右。
仔细分析原因，主要是由于清末以来，西方的各种新鲜事物蜂拥而至，中国传统语言中并无对应的名字；而且当时书面语正处于典范文言文向现代白话文急遽转变的过程中，语言实践和翻译理论都不成熟。最初的时候，中国文人是采用音译。比如“电话”，根据英语单词telephone的读音，翻译成“德律风”；再比如“议会”，则根据parliament的读音，翻译成“巴力mén”。至于鲁迅杂文中的“费厄泼赖”（fairy）、“烟士披里纯”（inspiration）、“罗曼蒂克”（romantic），就更为我们所熟知了。
而恰好此时，日本在西方文明向东方的传播过程中，处于二传手的位置；日语经过明治维新之后数十年的发展，对于西方词汇的翻译已经达到得心应手的阶段。中国留学日本的学生又最多，他们自然而然地充当传播者的角sè，将日语中的词汇带到汉语中来，其中就包括“科学”“技术”二词。
不过汉语作为至少存在四千年的悠久语言，自然有他过人之处。当现代汉语转型成功、翻译理论成熟、可以直接向欧美源头取法之后，汉语词汇迅速开始了自己的学习和进化。尤其在新中国闭关锁国的三十年（1949-1978）间，现代汉语词汇完成了对舶来词的一次消化。很多外来词因为包括政治在内的各种因素，被强制转化为民族语言。
改革开放之后，大陆新产生的汉语词汇更是走上了和日本、台湾乃至香港不同的道路，比如科技领域的信息（资讯）、打印（列印）、网络（网路）、上传（上载）……而片假名的大范围使用，也使得日语创造汉字词汇的能力急剧缩水，对汉语影响力日益萎缩，甚至有和汉语分道扬镳、背道而驰的趋势。
孙元起此时的想法，就是利用自己的影响力逐渐规范中、日语言中的汉字科技词汇“我在中国编译教材、出版学报，其中就有规范科学名词和科技术语的意图。现在我在日本，用中文演讲，既是一次尝试，也是一次示范。”
既然如此，田中馆和长冈只好回去想办法找称职的翻译了。
在演讲的当天，长冈先生又亲自到旅馆迎接孙元起。等马车到了东大本乡总校区mén口停下的时候，就看见滨尾新带着一班西装革履的中老年人在恭候。周围还有不少警察在戒备，想来是怕扔ji蛋的事情再次发生吧。
东京帝国大学是日本创办的第一所国立大学，也是亚洲创办最早的大学之一。它的前身是明治时期创办的东京开成学校和东京医科学校。明治维新初期，日本政fu公布了《新学制令》，为向欧美学习打开mén户。在1877年，根据文部省指示，将两所学校合并，定名为东京大学。不久后，文部省兼管的东京法律学校也并入该校。
1886年，明治政fu为适应国家需要，培养具有国家主义思想的人，颁布了《帝国大学令》，东京大学改名为“帝国大学”。从这个霸气名字，就可以看出日本政fu对这所大学的重视和关爱。“帝国大学”作为东大的校名，整整使用了十一年时间（1886.3—1897.3）。直到京都大学改名为“京都帝国大学”，为了区别，才在“帝国大学”名称前面加上“东京”二字。
早在帝国大学时期，滨尾新就曾担任四年大学总长（1893.3—1897.3），现在是他第二次出任总长之职，所以对于东京大学的一草一木都了如指掌。互相寒暄之后，他便充当讲解人，带着孙元起向校园里走去。
刚进校mén不远，便看到一座朱红sè的雄伟建筑，巨大飞檐架在一道红墙上，下面便是通往校园伸出的大mén。滨尾新热情地介绍道“孙君，这座赤mén建于文政十年（1827），是加贺藩第十三代藩主前田齐泰迎娶第十一代将军德川家齐的nv儿溶姬时所建造，作为加贺藩在江户上屋敷的御守殿mén。在江户时代，藩王娶妻建赤mén是一种习俗，表示应纳新的家庭成员。这种赤mén一旦受灾损毁，便不能重建，所以保存到现在非常难得”
孙元点头，眼前这座赤mén倒是不陌生，在后世它已经成为东京大学的象征，好比清华大学中写着“清华园”三个字的二校mén一般。
在北京的时候，平日里往返京城和经世大学，会路过清华园，略略知道这座始建于康熙年间的皇家园林最初名叫畅chun园，咸丰年间才把畅chun园的东半部分改叫清华园。后世学子们景仰不已的牌楼，现在还没有建立。在历史上，它是始建于1909年。至于上面的“清华园”三个大字，则是晚清军机大臣那桐1911年题写的。
想到这里，孙元起忽然意识到一个问题创建于1911年的清华大学，前身是由美国退还的部分庚子赔款建立的留美预备学校。眼下，各国的庚子赔款都被慈禧老nǎinǎi截留了，那清华学堂还建不建？如果不建，那作为导火索的自己，岂不是千古罪人？
此外，按照自己母校的校史记载，今年京5月京师大学堂的优级师范科会改名为京师优级师范学堂，校址迁往厂甸五城学堂。这也是我国高等师范学校独立设校的开始。不知道会不会因为自己的出现，而导致出现差池呢？
说说讲讲间，孙元起一行人来到了会堂。
会堂前面早已排起了长长的队伍，警察和学生会的干部正对入场的学生进行检查，颇有些后世坐飞机时“安检”的味道。一着被蛇咬，十年怕井绳啊
孙元起倒是有些不以为然搜身纵然严苛，如果真要有心，恐怕也是防不胜防。想扔，大家脚上不是还穿着鞋么？不知道今天自己能不能享受到美国总统小树丛童靴的待遇
结果日本警察非常给力，日本学生也非常规矩，整个演讲非常顺利，没有任何意外发生。
随后，孙元起便整顿行装，打道回府。亚瑟尔和孙元起一家三口同回北京，打算体验一回中国chun节的热闹，至于托尼，不知是觉得自己惹祸给孙元起添了麻烦，还是在上海有家有室金屋藏娇，婉拒了孙元起的再三邀请，独自一人前往上海。
等轮船从东京港出海开始驶向中国，亚瑟尔才一本正经地找到孙元起，严肃地问道“扬克，你叫我到中国来，到底做些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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