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有别的选择和办法，皇太极不会在解决或大幅削弱东江军之前，发动绕道入关的作战。
但是，要么坐困等死，在大饥荒的影响下衰弱下去；要么冒险一搏，劫掠到人口和物资，并抵挡住东江军的牵制攻袭。
皇太极认为自己已经尽了最大的努力,以达到两者兼得的效果，遏止后金的颓势。
而且，四万人马留守，可必要时，满人可以总动员，连壮妇都能上城防守,一下子能使兵力翻倍地增长。
所以,只要不中计，不轻易浪战，保住老家还是很有把握的。
至于绕道入关后的作战，皇太极更有获胜的信心。哪怕是辽镇人马赶来作战，他也不是很在意。
野战厮杀，骑射纵横，皇太极认为建州勇士能以一当十，明军则是战五渣，根本不是对手。
在留守的贝勒贵族中，豪格是他的儿子，足以信任；济尔哈郎稳健，且不用怀疑他的忠诚；阿敏不可信任，但镶蓝旗的实力大损，他又带走一部分，少兵无权，也翻不起什么风浪。
随皇太极出征的有大贝勒代善，三贝勒莽古尔泰，多尔衮兄弟三人,这可是反复考虑思量，才定下的人选。
如果在进军途中,代善和莽古尔泰反对攻明，皇太极凭借汗王的名分，以及多尔衮兄弟的支持，也能迫使两大贝勒听命而行。
这就是把阿敏留在沈阳的原因所在，把三大贝勒分而治之，削弱他们的话语权。
同时，出动的人马号称八旗，但主力却是正黄旗，其他各旗只是一部分。从实力出发，皇太极也拥有极大的话语权。
巡视着城防布署，皇太极的目光移动，发现了心不在焉的济尔哈朗，暗中皱了皱眉，伸手招其过来，微笑着询问道：“你在想什么，心事重重的样子。”
济尔哈朗赶忙躬身道：“回汗王，我在想最近收到的情报，袁崇焕与毛文龙互相攻讦,将帅不和,是否能加以利用？”
毛文龙连上奏疏,弹劾袁崇焕，这似乎又上演了天启年间，王化贞和熊廷弼将帅不和的历史。
因为将帅不和，导致广宁惨败，人员和物资遭到了巨大的损失，也使建虏几乎占据了整个辽东。
现在，辽镇和东江镇又是不和，似乎会给建虏以可趁之机。
但实际上，皇太极却知道这是无隙可乘的。原因简单得很，辽镇和东江镇本就是两大独立的集团，并没有什么协调行动的先例和可能。
说白了，你是你，我是我；你打你的，我打我的。尽管不是很准确，但也相差不多。
辽镇受到攻击时，东江镇会给予建虏牵制，缓解辽西的压力；但在东江镇屡次受攻时，辽镇却是不动如山，甚至还在粮饷物资上卡脖子。
毛文龙现在弹劾袁崇焕，摆明了要增强独立性，不受袁崇焕的节制和指挥。这是从实力出发的考虑和行动，那就是已经具备了独自抗衡后金的战力。
“如果辽镇和东江镇本是精诚团结、协调作战的团体，将帅不和，自然是可加以利用。”皇太极缓缓说道：“但本就是比较独立的，分崩割裂也与之前没有什么两样。”
“汗王睿智。”济尔哈朗躬身说道：“是我想得简单了。”
皇太极微微颌首，转过身继续沿着城墙巡视，虽然心中还是疑惑，但也算是暂时揭过。
辽阳、沈阳，以及鞍山驿、连山关等地的防御体系，都学习了东江军的模式。壕沟、障碍等等，还尽量配备了很多火炮，尽管是老式的。
不得不承认，后金作为新兴的势力，在学习和接受新事物上，比较主动和快速。
相反，大明则表现出了陈旧和僵化的思维，以及拖沓，甚至是反复且无用的行动。
在大饥荒蔓延的情况下，建虏正处于生死存亡的关头。
但朝廷，以及袁崇焕，却并没有看出来，并抓住这个十分有利的时机，加重建虏的困难。
相反，袁崇焕市米资盗，在某种程度上缓解了建虏的困难处境；而崇祯皇帝更奇葩，停了察哈尔部的市赏，竟想着借北方草原的大灾害，彻底解决虎墩兔。
于是，皇太极得以从容布置，不必太考虑远途奔袭所需要的粮草，因为有哈喇沁等蒙古诸部提供。
这是吃着大明的粮食打大明，吊诡不，奇异不？可就发生在明末那个光怪陆离的时代。
而断了市赏的察哈尔部“疲甚、饿甚、穷甚”，其兵员严重减耗，“插有马约备仅收四万，插众不满五万”。
历史上，等到皇太极再征察哈尔部时，虎墩兔已经无力抵抗，只能窜逃青海。
林丹汗的败亡，使得宣府、大同等边外之地的蒙古诸部，尽皆归顺后金，也使得晋商之流的大汉奸，有了走私资敌害国的渠道。
除了郭大靖，没有人能推断出这一串连锁反应对大明造成的伤害，推着大明向着亡国的深渊又近了一步。
此时的袁督师，正伏案奋笔疾书，与突然翻脸攻讦的毛文龙，展开抛砖舌战。
毛文龙的发难很是突然，是袁崇焕所万万没有想到的。这不仅打乱了他继续谋害毛文龙的计划，更遭到了朝廷和皇帝的问责。
关键是毛文龙不是空口白话，而是拿出了具体的情报，并列举出了比较准确的数据，证实哈喇沁等部倒卖粮食给后金。
毛文龙揭开了盖子，弹劾袁崇焕的就不绝他人。
去辽东办事的翰林院编修陈仁锡，从北京到辽东的一路上，就听到了哈喇沁部给后金倒卖粮食的传闻。
到达宁远后，武进士王怀达等人，更愤怒又痛惜地为他揭开真相：
喀喇沁部每次来高台堡买粮，都掺杂了大批后金的细作，打着喀喇沁部的旗号，只需要付出一些貂皮柴火，就轻松把这救命的粮食，一批批运到了后金。
陈仁锡回朝后，愤然上奏，批袁崇焕卖粮是“为建虏（后金）积谷”，并致“边储始竭”。
而在毛文龙的奏疏中，则先描述了建虏大饥荒的惨状，然后笔锋一转，言说袁崇焕市米资盗后，大饥荒的情况便有缓解，“斗米八两银，今已降至六两……”。
毛文龙弹劾的奏疏并不只此，他还直指哈喇沁等部已归顺建虏，很可能会导引建虏绕道入关。
这是很致命的指控，也是陷袁崇焕获罪的大坑。
你不是信誓旦旦地说哈喇沁等部足以信任，得到粮食后会效忠于大明嘛？好，那你就为他们背书，为他们的叛明承担责任。
“各夷宁愿以妻子为质，断不敢诱奴入犯蓟辽……总在驱驭有法，若能戢其暴而柔其心，彼将为我用之不暇。且驱诸夷而用之，如不为我用，另有法以处，何敢以虏遗君父而贻衅封疆也？”
袁崇焕停下笔，又重新检查了一遍，才轻出一口气，觉得甚是满意。
蒙古诸部倒卖粮食给后金，连边关的武进士都看得明白清楚，袁崇焕难道真的不知？
事实是：虽有谍报，崇焕不为信。昏愦愚蠢至此，也真是无药可救。
尽管袁崇焕还在为自己辩护，用漂亮的文字来忽悠崇祯，但崇祯皇帝的态度已经与历史上有所不同。
或许是“边储始竭”刺激到了崇祯，他下旨的口气甚为严厉，不仅要袁崇焕上报卖粮的准确数字，还有“如有疏违，以通夷罪论处”之语。
崇祯大概在想，供应关宁军的粮草物资，已经竭尽全力，财政困难。
从内地运输，一路漫长跋涉，更是“粮车损毁，牛马倒毙，不胜其数”，粮食损耗十分严重。
你可倒好，把粮食都卖给了哈喇沁等蒙古诸部，实利没见到，倒要朝廷再勒紧裤腰带，再给关宁运送钱粮。
“大人。”程本直报名而入，躬身施礼。
程本直是袁崇焕的门生，现为军中幕僚，极得袁崇焕的信任。
袁崇焕点了点头，伸手示意程本直坐下，缓缓说道：“毛文龙攻讦诬陷，使得朝堂上很多不明真相的官员，也跟风弹劾，万岁似也有动摇。”
程本直认真听着，最近的消息确实对袁崇焕不利，他想知道袁崇焕要如何处置。
上奏申辩是一方面，争取朝中大佬为袁崇焕站台，也是极为重要。
袁崇焕继续说道：“你去京城走一遭，拜见次辅钱大人，兵部尚书王大人，述说本部院之难，揭毛文龙之狼子野心……”
钱龙锡为崇祯登基后的内阁大学士，位为次辅，也是他极力举荐袁崇焕为关宁军统帅，巩固边防。
袁崇焕有杀毛文龙之意，在书信中与钱龙锡和王洽都暗示过，“文龙能协心一意，自当无嫌无猜；否则，斩其首，崇焕当效提刀之力。”
可现在，毛文龙借东江军屡获大捷之威，反客为主，大力弹劾袁崇焕，并使皇帝的态度都有所改变。袁崇焕意识到了危机，不得不求助于两位大佬。
程本直听完吩咐，躬身领命，又开口建议道：“大人难道不弹劾毛文龙，压下他的嚣张气焰。”
袁崇焕淡淡一笑，说道：“本部院已经上奏朝廷，弹劾毛文龙大罪若干。”
来而不往非礼也，打嘴仗嘛，正是文官所长，也是袁崇焕的强项。
程本直这才放心，接过袁崇焕的书信，告退而去。
后世有袁粉、毛粉，当时的袁粉则非程本直莫属。袁崇焕被凌迟处死后，程本直还上奏为其申冤，为崇祯所杀。
所以说，作粉也要有头脑，有自己的分析判断，盲目地粉，终会害了自己。
………………
京城，皇宫。
连带着民间的谣言传播，毛文龙屡番上疏弹劾蓟辽督师袁崇焕，确实引起了朝堂上的争论和震动。
“元年（七月）十九日，据报称哈喇沁部之汗使喇嘛四人，领率五百三十人至……二十五日，大宴来使。八月初三日，与喀喇沁部议和，誓告天地书曰……”
崇祯将情报扔到了桌案上，抬头看着锦衣卫指挥使骆养性，沉声道：“这么说，毛文龙所言哈喇沁诸部已归降建虏，是属实的了。”
骆养性躬身奏道：“回万岁，微臣所得到的情报便是如此。”
“那买粮的束不的部呢？”崇祯继续问道。
骆养性犹豫了一下，还是如实奏道：“束不的部乃是哈喇沁部的一支。”
崇祯垂下眼帘，半晌无语，皱眉沉思。
骆养性暗自叹惜，尽管他亲近东林党，但也是无奈。
袁崇焕卖粮于束不的，边臣俱以为不可，只有袁崇焕独断专行。而束不的为建虏窖米，谋犯蓟西的消息，在边地已经流传开来。
“且退下吧！”崇祯没有做出什么决定，只是挥了挥手，命骆养性退下。
就在骆养性要施礼告退时，崇祯又叮嘱道：“镇抚司要加强边地的情报侦察，时时上报，不可疏忽懈怠。”
“是，微臣遵旨。”骆养性施礼之后，躬身退下。
殿内安静下来，崇祯脸色沉郁，眉头紧皱，手指无意识地一下一下叩击着龙椅扶手。
毛文龙的弹劾，很是突然，也很猛烈。
本来崇祯没当回事，但事关辽镇的粮饷，他又下旨禁止了袁崇焕市米，要他“计口量许换米”，以为袁崇焕会遵旨无误。
但随着毛文龙的指控弹劾，越来越多的官员都对袁崇焕市米于哈喇沁等部，表达出了反对意见。
越来越多的事实浮出水面，崇祯才发现袁崇焕卖给哈喇沁诸部的粮食，在数量上远远超出了他的估计。
涉及到钱粮，崇祯就不得不重视起来。要知道，那可是他省了又省，才凑出来的，还成天为其它各地边镇的钱粮发愁呢！
而毛文龙不仅弹劾，还给皇帝详细讲述和分析关外蒙古诸部的复杂情况，指出察哈尔部势弱之后，蒙古诸部投靠后金，已经是难以避免。
由于毛文龙弹劾属实，有理有据，一些文官也顺势而起。
其中，有象翰林院编修陈仁锡这样的知情而激愤者，也有党同伐异、借机狠踩一脚的家伙。
即便是钱龙锡和王洽等人，为袁崇焕辩护，却也深知其中利害关系，不敢把话说得太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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