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文澜在王城待了好些天,已经把旧仓库改造的临时教室变成了一个看起来真的能上课的地方。教室前后两面墙都刷了防潮砂浆,颜色比方晴实验室里的恒温培养箱还均匀。靠窗一排桌子是雷震用车间边角木料钉的,桌面被她用细砂纸磨得光滑不扎手,每张桌子左上角贴着学生姓名牌——有些名字是孩子自己用铅笔歪歪扭扭写的,有些还附了唐糖帮他们画的代表自己的小图案。墙角立着她从苏婉那里借来的旧黑板,是医疗部淘汰下来的药品库存公告板,她用浸了醋的抹布擦了好些遍才把上面残留的粉笔灰和陈年消毒水味去掉。
学生不多,从六七岁到十五六岁都有,大大小小混坐在同一个教室里。末日前苏文澜在大学教师范生,教室里永远是整齐划一的成人面孔。现在她要同时教一个刚学会握笔的幼童写自己的名字,和一个能用军部训练场捡来的粉笔头在黑板上默写九九乘法表的少年。她把不同年龄的孩子分成几个小组,每组安排不同的学习任务——年龄最小的认字描红,中间的做算术练习,最大的几个被她单独叫到墙角那张长桌前,逐字逐句地修改他们尝试写的第一篇短文。短文题目是“我最想记住的一天”。
林小雨在军部训练结束后常来教室。她不教剑——霍伊人给了她一把训练木剑,让她在教师办公室里放了个备用剑架,架子上贴着她手写的标签:“借给想练剑的学生,用后归还原位,刀刃不准对着同学。”她更多的是坐在教室后排听苏文澜讲课,偶尔帮那些握笔还不太稳的孩子调整手指的姿势,把自己在训练场上手绘步伐草稿的经验转化成教小孩子画图形的耐心。
这天傍晚放学后,苏文澜一个人坐在空荡荡的教室里批改学生短文。窗外的探照灯刚亮起来,阳光苔在城墙上的叶片正缓缓合拢。她翻到一篇短文,作者是班上最小的那个男孩。短文不长,铅笔字每个都有指节大,歪歪扭扭地挤在格子纸里,有几处橡皮擦过的痕迹把纸面蹭得起了毛——他写到一半改了主意,把原来的词擦掉重新写了一遍。标题写的是“我最想记住的一天”。
“我最想记住的一天是王城升成王城的那天。那天城墙上升起一个金字,金色很亮但不刺眼。林部长在行政部窗口笑了一下,唐糖姐给了我三块饼干。那天我知道王城不会倒了。”
苏文澜合上本子,摘下老花镜用袖口慢慢擦拭镜片。窗外城墙上那枚金色徽记正缓缓旋转,光芒透过教室窗棂,正好落在男孩写的那句“金色很亮但不刺眼”上。
几天后,她找到林若儿,在办公桌上摊开一份手写的教育纲要。纲要分几部分——基础教育阶段设立识字、算术、自然常识、历史四门主课;中等教育阶段增设逻辑思维、战地急救、基础战术理论;每周末安排一节由军部老兵轮流担任嘉宾的实践课,内容从武器保养到队列训练到城墙上值哨的标准操作规范都有。纲要末页还附了一行备注:“建议在基础教育阶段增设‘哲学启蒙’课程,可由庄周老师兼任。儿童在末日环境中过早接触战争与死亡,需要有人陪他们一起思考‘活着的意义’。这不是无关紧要的课外活动,是战后心理重建的重要组成部分。”
“另外——这份纲要如果能获批,我想正式聘请庄周老师担任‘哲学启蒙’课程的兼职教员。他不用每节课都来,只需要每周抽一个下午陪孩子们在银杏树下坐一会儿,跟他们聊聊比剑更轻的东西。”
林若儿拿起纲要细读。读到末页备注那一行时停顿了片刻,指尖轻轻拂过那句“比剑更轻的东西”。然后她抬头看着苏文澜,把纲要放在桌上,从抽屉里取出代理城主公章,在纲要首页盖下印章。公章落纸的声音在安静的办公室里格外清脆。
“纲要全部批准。另外——我让唐糖从新商盟采购的下学期教材里,专门给那孩子加一本硬笔书法描红本。他的铅笔字该练练了。”
消息传到庄周茶座时,他正用搪瓷杯泡着方晴新送的安神草茶,窗外探照灯刚亮,阳光苔在城墙上安静地舒展叶片。他听完苏文澜转述的聘任邀请,把自己那杯茶慢慢喝完,然后把搪瓷杯搁在矮桌上,站起来走到书架上抽出那本被旧胶带勉强粘住封面的《庄子》,翻到某一页,把书签——一小片夹在里面的银杏嫩叶——取出来夹在教案本里。
“我当年在大学教哲学选修课,抢不到座的学生就趴在窗外听。现在在王城教小学生,我得把庄子讲得能让六七岁的孩子听懂。这话老头子自己要是听到了,大概会笑我——他的书本来就不是给大人写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