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耀先被隔离审讯的第三天，汪曼春在灰楼办公室里待了整整一个上午没有出来。桌上摊着过去几天所有的审讯记录——郑耀先的口供、老秦的补充供词、陆启明在无锡被反复提审后签字画押的追加笔录，还有一份许鹤鸣刚从经济司档案室调回来的物资调配委员会与同发代理行的往来账目核对表。她把四份材料并排放在桌上，用红笔在每一份材料的关键段落上做了标记，然后在纸上把四个人的供词画成四条平行的时间线。老秦在闸北收到纸条的时间点，郑耀先以76号内部协查名义调阅范金宝档案的时间点，陆启明在牙医诊所寄存皮箱的时间点，明诚在经济司档案室进行例行整理的时间点。四条时间线在纸面上各自延伸，各自独立，各自有自己的起止和逻辑。但当她把这四条线放在同一张纸上、用同一把尺子测量它们之间的距离时，她发现了一个之前所有人都忽略的规律：郑耀先调阅范金宝档案的那天夜里，永兴路四十六号的电台向苏北方向发了一份时长约三分钟的加密电报。明诚在档案室加班的同一天下午，陆启明从牙医诊所取走了那只夹层里藏着密码本残件的黑色皮箱。老秦在闸北收到纸条的前一天晚上，郑耀先以公务名义从76号收发室调阅了一份发往太仓方向的物资调配清单。
每一件事单独看都毫无关联。但把它们放在同一张时间表上，这些看似无关的事件之间就浮现出一个清晰的节奏——不是直线型的传递，而是一种蜂巢式的多孔交叉。情报不是从A点传递到b点再到c点，而是同时在多条线上并行流转，每个节点只负责自己那一小块，节点之间互不相通，但所有节点的运作节奏却精确地配合着同一个整体战略目标。这种蜂巢式情报网络的运转需要一套极其精妙的整体协调机制，而在上海这座沦陷城市中，能够同时兼顾军统的任务、物资调配委员会的渠道、闸北地下电台的运作、以及永兴路四十六号发报员的部署而不出任何纰漏，这样的人在汪曼春的视野里只剩下一个名字——明楼。
她拿起桌上的电话，拨通了山本的号码。她的语调冷静而有力，逐条汇报了蜂巢式情报网络的结构分析、郑耀先在审讯中承认的内容以及那些间接但高度一致的证据。她请求山本批准对明楼实施正式逮捕。电话那头沉默了很长时间，然后山本开口了，声音很低沉，但每一个字都像被冰水浸过的铁钉。
“汪处长，逮捕明楼需要东京本部的授权。他是汪政府首席财经顾问，新组建的苏南物资运输网络仍需要他来维持运转。在太仓线尚未完全恢复的情况下贸然逮捕他，可能会导致整个经济司的运作停摆。宪兵队司令部那边也不会同意——松本司令今早刚给我打过电话，说新一批的苏南被服补给已经按明楼设计的方案装车发运了，如果这时候经济司没人能接替他，这批物资就要在无锡中转站压仓。你手里的证据——我刚才听你说了——全部是间接证据。时间线的吻合、行为模式的分析、外围人员的供词——这些在军事法庭上叫‘情况证据’，不能作为定罪的主要依据。除非你能拿出任何一份直接证据——有明楼签名或字迹的文件、有他声音或电报记录的通讯截获、有他亲手传递的密码本或情报底稿。”
汪曼春握着话筒的手指在微微发抖。这不是因为愤怒，而是因为她想到了郑耀先昨天在审讯室里对她说的那句话——“你不相信信仰，所以你输了。”她深吸了一口气，对着话筒一字一顿地说：“山本课长，明楼就是毒蛇。所有间接证据都指向他，所有外围人员都在他设计的网络里运作，所有关键节点的运作节奏都由他一手协调。他在这个蜂巢式情报网络中的位置不是参与者，而是设计者。如果现在不逮捕他，他会利用苏南新物资网络的运作作为掩护，把情报网络的最后残余全部转入更深层的休眠状态。到那时，我们就算拿到了直接证据，也抓不到他的人了。我知道证据还不够完整。但我不是请求你批准起诉他——我只是请求你批准我对他进行一次正式传唤。让我把他带到审讯室里，当面和他对峙。如果他能在审讯中说清楚这些时间线和行为模式上的巧合，我亲自给他道歉。如果他解释不清楚——”
山本打断了她。“正式传唤不需要我的批准，特别调查组有传唤任何汪政府官员的权限。但我要提醒你——明楼不是郑耀先，他在经济司的地位决定了他背后有一整套政治保护伞。你把他传唤到灰楼，必须按程序办事。如果没有当场拿到他亲口承认的证据，传唤时间一到你就得放人。到时候传唤记录会作为公务档案留存在经济司，明天南京那边的人就会拿着这份档案在高层会议上弹劾你滥用职权。你想清楚——如果你准备好了面对这种后果，你可以去传唤他。但我的底线是，没有直接证据，我不可能批准逮捕令。”
汪曼春挂了电话后在窗前站了一会儿。然后她拿起桌上那份刚刚整理好的蜂巢式网络时间线分析报告折好放进档案袋里，叫来许鹤鸣，让他去经济司送一份传唤通知书。她特别交代，传唤理由不要写涉嫌间谍活动，只写“协助调查物资调配委员会与同发代理行异常资金往来”。罪名越轻，政治反弹就越小。许鹤鸣拿起通知书快步走了出去。汪曼春一个人站在办公室里，把那份郑耀先最新审讯记录翻开重新看了一遍。郑耀先承认了所有外围人员——老秦、陆启明、阿四、牙签——都曾在物资中转链条上与他有过配合，但他始终没有供出明楼的名字。他用一整场审讯的时间告诉她，她永远也拿不到那道连接明楼和毒蛇的直接证据。但现在她已经不需要郑耀先来给她这道证据了。她要用明楼自己的嘴，在审讯室里，在她面前，亲口承认他是毒蛇。或者亲口说出一个能说服她的解释。
许鹤鸣把传唤通知书送到经济司时，明楼正在会议室里主持一个关于苏南被服补给运输方案的协调会。物资调配委员会冯代理主任、日军后勤部两个参谋、还有宪兵队运输课的一个中尉都在场。许鹤鸣站在会议室门口，透过玻璃门看到明楼正站在一张大幅苏南运输网络地图前面，用一根细长的教鞭指着宜兴方向的一条支线在解释什么。他的姿态从容而专业，声音透过玻璃门隐约传出来，语调平稳而有说服力。许鹤鸣在门口站了一会儿，没有进去打断会议。他转身走到走廊尽头明楼的办公室门口，把传唤通知书从门缝下面塞了进去。通知书落在办公室的地板上，和门框之间隔着一道窄窄的暗影。
协调会散会之后，明楼送走了最后一位与会者，收拾好桌上的文件，走回自己的办公室。推开门时他第一眼就看到了地板上那张对折的白纸。他弯腰把纸捡起来，展开扫了一眼。标题栏里印着“特别调查组传唤通知书”几个字，传唤对象一栏写着“明楼”，传唤事由一栏写着“协助调查物资调配委员会与同发代理行异常资金往来”。他把通知书折好放进西装内袋里，走出办公室，在走廊里遇到了统计科老周。老周抱着一摞报表匆匆走过，看到他连忙侧身让路。明楼对他微笑着说把明天下午和物资调配委员会的月度核对提前到今天下午，他明天上午可能不在。老周应了一声，脚步不停地往统计科方向去了。
明楼独自走出经济司大楼，站在汉口路的台阶上。四月底的阳光从梧桐树叶间洒下来，在台阶上投下斑驳的光影。他整了整风衣的领子，走下台阶，朝着灰楼的方向步行而去。从汉口路到灰楼的路程步行大约需要二十分钟，他没有叫黄包车。他走得很慢，就像是在赴一个早已约好的饭局，而不是去面对一场可能会终结他多年潜伏生涯的审讯。路上他经过一家文具店，停了一下，进去买了一支新钢笔。一支普通的派克钢笔，和之前那一支一模一样。他把钢笔插进西装内袋里，继续往前走，步伐平稳而从容。
审讯室里的布置和郑耀先接受审讯时完全相同——铁椅焊在地上，扶手上带着手铐固定扣。但明楼走进来时，汪曼春没有让看守给他上手铐。他穿着一身深灰色西装，头发一如既往地梳得一丝不苟，走进审讯室时长身玉立，姿态从容，仿佛走进的是一间会议室而不是审讯室。
汪曼春坐在桌子后面，面前摊着一摞文件。她的坐姿很端正，双手平放在桌上，目光沉稳而锐利。许鹤鸣坐在角落里，记录本已经摊开了，钢笔帽也旋开了。
明楼在铁椅上坐下，把西装下摆整了整，双手自然地放在膝盖上，然后抬起头看着汪曼春。他的目光很平静，那种平静不是为了对抗审讯而刻意维持的镇定，而是一个人经过漫长准备后终于面对了预想中很久的那场对话。他主动开口了，语气是一贯的温和而理性：“曼春，你这次传唤我，是为了郑耀先的案子，还是为了赵福生的照片？”
汪曼春没有回答他的问题。她把桌上最上面那份文件翻开——那是老周最新的笔迹鉴定报告，报告里确认了赵福生照片背面那行模糊字迹中第三个字与明楼签名的笔锋结构在多个特征点上高度吻合。她把报告拿在手里，看着明楼的眼睛，一字一顿地说：“师兄，我今天传唤你，不是为了郑耀先，也不是为了赵福生的照片。我是为了一个这些年一直在问自己，却始终没有问出口的问题。”
她把报告放回桌上，站起来走到明楼面前，站住。两个人之间的距离不到两米。她的声音很平稳，但平稳的表层之下有一种被压抑了很久的颤抖，像是冰面下奔涌的暗流。
“师兄，你就是毒蛇，对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