许鹤鸣带着汪曼春的指令，在接下来的几天里把明楼的所有社会关系翻了个底朝天。明楼在汪伪政府任职多年，公开的公务往来名单就有厚厚一叠——物资调配委员会的历任委员、经济司各处室的科长以上人员、驻沪日军后勤部的联络官、南京经济委员会的派驻代表。私人关系方面，明氏家族的商业往来、明镜的纺织厂客户、明台的学校老师、甚至明家老宅的管家和佣人，全部列入了排查范围。每一份名单、档案、通讯记录都被调出来逐条筛查，寻找任何可能与“车”字相关的代号、化名或通信暗语。
几天过去了，毫无进展。明楼的社交圈里没有任何人的名字、字号或代号能和“车”字扯上关系。许鹤鸣把排查报告放在汪曼春桌上，报告最后一页的结论栏里写着四个字——“查无匹配”。汪曼春没有表现出失望。她只是把报告合上放在一边，然后让许鹤鸣把排查范围扩大——明楼在巴黎留学期间的同学、在欧洲结识的华人知识分子、回国后在学术界和金融界的故交旧友，凡是能找到名字的全部查一遍。
排查范围扩大之后，工作量翻了好几倍。许鹤鸣从灰楼档案室调出了经济司人事档案、外交部驻外人员登记表、汪伪政府历年公派留学生名单，以及一份从法租界工部局档案室调来的巴黎大学中国留学生名录。这份名录因为法租界当局的行政独立，没有被日军情报系统收录，一直压在工部局地下档案室的铁柜里，纸张泛黄发脆，上面密密麻麻地列着近几百个名字。许鹤鸣花了几天时间把这份名录从头到尾逐行翻阅，把其中和明楼同届或相近几届的学生名字全部摘抄了出来，然后逐一筛查他们在汪伪政府或沦陷区社会中的现任职和化名。在这个过程中，他无意间发现了一个之前没有注意到的小细节：在明楼就读巴黎大学期间的留学生名录中，多次出现“郑耀先”这个名字。经过进一步核对，郑耀先和明楼竟是同一届的留学生——郑耀先在法学院，明楼在经济学院。两人在留学生联合会的花名册上有过两次同框记录：一次是某年的迎新茶话会，另一次是中国留法学生抗日救国座谈会的合影留念。
许鹤鸣把这个发现记录下来，但没有把它当作“车”字的直接线索。毕竟郑耀先的代号是军统那边的“鬼子六”和“风筝”，和“车”字目前看不出来有什么直接关联。不过他还是留了个心，把名录中有郑耀先名字的那几页单独复印了一份留在自己的资料夹里，以备日后查看。
然而，“车”字的真正意义仍然找不到头绪。许鹤鸣带着复印好的资料赶回灰楼，把多日来的排查结果汇总成了一份阶段性的简报。就在汪曼春翻阅简报的时候，另一项针对76号内部人员的例行背景筛查仍在持续进行。郑耀先此刻也在自己的办公室里审阅一份刚从无锡宪兵分队发回来的陆启明审讯记录抄送件。梁仲春敲门进来，手里拎着两杯热气腾腾的豆浆和几个刚出锅的糍饭团，往郑耀先桌上一放，然后一屁股坐到椅子上，凑近了压低声音说：“郑副主任，你听说了没有——汪处长的人这几天快把我那边的档案室门槛踏平了，连我几年前在巴黎留学时期的同学名单都被调走了。你说他们是不是真的在怀疑咱们76号内部有鬼？”
郑耀先端起豆浆喝了一口，把杯子放回桌上，神色如常地说：“特别调查组怀疑每一个人，这是他们的工作。你梁处长行得正坐得直，怕什么排查？”
梁仲春嘿嘿笑了两声，说那倒也是。不过他还是忍不住八卦了起来：“说起来，他们之前在查一个代号，好像叫什么‘车’——反正咱经济司那边明顾问身边的人被查了个遍，也没查出什么名堂。我就在想，这个‘车’会不会根本不是人名，而是个地名或者物名？”
郑耀先放下手中的审讯记录，做出漫不经心的表情，随口问了一句：“‘车’字在情报暗语里有几种用法——交通工具、象棋棋子、姓氏代称。如果是姓氏，上海姓车的人不多，但也值得一查。他们在查什么人？”
梁仲春说：“好像是在查一个和明楼有关的代号。具体的许鹤鸣嘴很严，我也不好多问。不过我觉得，如果‘车’字不是人名，那最有可能的就是某种象棋暗语。军统那边不是喜欢用象棋做代号吗？什么毒蛇、毒蜂、毒蝎——他们的代号都和动物有关，又带个毒字。如果我是军统，我肯定不会用‘车’这种一眼就能看懂的字当代号，但可能会用来做临时接头暗号。”
郑耀先脸上的表情没有任何变化。他又喝了一口豆浆，把杯子放在桌上，换了一个话题问起宜兴老郝那批被服订单的收尾情况。梁仲春立刻被引开了注意力，开始绘声绘色地讲老郝怎么用一批积压的民用棉布顶替军用被服完成了经济司的订单，利润虽然不如以前但胜在安全稳妥。郑耀先一边听着一边时不时点一下头，等梁仲春讲完站起来拿着糍饭团走了出去，他才从抽屉里拿出烟盒抽出一支烟点上。
“车”字的含义他比任何人都清楚。那根本不是什么地名或象棋暗语——那是他在军统内部的密码通讯代号之一。戴笠在重庆给他指定了一组复杂代号系统：“风筝”是他在军统对外情报行动中的身份标签，而“车”则是在更狭小的、仅限于他和戴笠以及极少数核心机要人员之间使用的专用通讯识别码。“车”字代表着他作为戴笠安插在汪伪政权和日军心脏地带最高级别卧底之一的地位——他是戴笠棋盘上横冲直撞、最具杀伤力的那个棋子，车走直路，无人可挡。在重庆发来的加密电报中，凡是以“车”字为收件人标识码的，都是戴笠本人或军统核心机要室发出的最高等级指令。
但他没有在任何已知的外围物资交接或普通情报传递中使用过这个代号。这个代号也从未出现在军统常规电台的通讯记录中，更不曾在与物资调配相关的任何交接环节里被书写或口头提及过。那为什么老秦——一个苏北根据地的联络员——会在被捕前吞下的那张纸条上看到“车”字？
郑耀先把烟灰弹进烟灰缸里，目光落在桌上那份从无锡发回的审讯记录上。陆启明交代说，在安全屋的暗格中曾存放过一份密写指令，那指令是情报网络核心成员用来通知外围人员撤离或销毁证据的信号。如果这份指令确实是核心成员——也就是明楼——亲手编写并放入暗格的，那么“车”字出现在纸条上，就意味着明楼在编写密写指令时使用了一套和他已知的军统代号体系都不完全一致的新密码体系。而这套新体系的参与方，包括了中共苏北根据地的联络员老秦。
郑耀先靠在椅背上，把烟抽完，把烟头按进烟灰缸里。他现在基本上可以确定——明楼就是毒蛇，而且毒蛇对军统和中共之间的关系了解程度，远远超出了他之前对明楼的判断。但到目前为止，没有任何证据证明明楼知道“风筝”就是郑耀先，也没有任何证据证明明楼和“车”字之间有任何直接的操作关联。在明楼的视角里，郑耀先仍然是76号的副主任，是戴笠安插在汪伪政权里的军统王牌特工，和他自己一样，都是潜伏者。而那个陌生的“车”字，也许只是某次秘密任务交接中出现的一个临时化名，也许是他与另一条隐蔽战线之间沉默约定的代号。他此时还不知道，这个字的秘密即将在另一间办公室里被一份看似无关的旧档案连接起来。
许鹤鸣把阶段性调查报告放在汪曼春办公桌上时已经是深夜了。报告很厚，前面几页是明楼所有已知社会关系的筛查结果，最后几页附了他在扩大筛查过程中无意发现的巴黎大学留学生名录中明楼与郑耀先的交集记录，以及一份76号内部人员背景调查的例行汇总。汪曼春逐页翻看，翻到附录部分时她的目光在那一行小字上停住了——“郑耀先，化名或代号：‘鬼子六’‘风筝’，曾用笔名‘重光’。补充说明：军统内部曾使用象棋棋子代号体系，‘车’为其中最高等级之一，具备跨区调动和独立行动授权，属最高密级通讯识别码，仅限局座本人及核心机要室掌握，从未在任何已知公开或秘密通讯中被截获或记录。”
汪曼春的目光在这行小字上反复扫了好几遍。她抬起头时，眼中第一次浮现出一种窥见天机后的兴奋。她没有说话，只是缓缓拉开抽屉，从里面拿出一支红铅笔，在那行写着“车”字的铅字下面画了一道重重的横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