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护卫中队中队长的那份检讨报告在浏河弯道伏击之后第三天下午送到了山本一郎的办公桌上。报告是用钢笔写的，字迹到后半段越来越潦草，显然写报告的人在写到最后几行时手已经不太听使唤了。山本把报告从头到尾看了两遍，然后把它放在桌上，用铜镇纸压住。他没有发火，没有摔东西，没有把宪兵队长叫来训话。他只是安静地坐在椅子上，双手交叉放在小腹前，看着墙上那面巨大的东亚地图。
办公室里很安静，安静到能听到窗外虹口区街道上有轨电车经过时铁轮碾过轨道的咔嗒声。副官站在门口，不敢进来也不敢走。他跟了山本三年，知道山本真正发怒的时候从来不会大吼大叫——山本会把所有的怒火压缩成一块冰，然后用这块冰做出最冷静的决定。沉默持续了大约五分钟，山本站起来走到地图前，用手指在太仓线的位置上画了一条线，然后在浏河弯道的位置点了一个点。
“第一，命令第三护卫中队中队长即日解除职务，调回本土待审。第二，命令太仓线所有哨卡在四十八小时内完成电话线路的加固保护，架空线路全部改为埋地电缆，同时增设备用无线电台作为应急通讯手段。第三，命令宪兵队抽调两个分队增援太仓线，在浏河弯道至常熟段之间增设三个徒步巡逻组，巡逻间隔时间缩短到十分钟。第四——通知汪曼春，让她放下手里所有事情，立刻全力追查浏河弯道伏击事件的情报泄露源头。告诉她，这次伏击的精确度不是游击队靠野外侦察能获得的，有人把护卫中队的巡逻时间、哨卡位置和摩托车在雨季机动性能的缺陷全部泄露出去了。这个人不仅在军事层面造成了重大损失，而且直接破坏了太仓复运线的战略意义。查出来之后不必经过审判程序，由特高课直接处置。”
副官飞快地在笔记本上记录着，笔尖在纸面上摩擦发出沙沙的声响。山本转过身看着副官，目光在副官脸上停了两秒，然后加了一句：“另外，把我刚才说的第四条口头转达给汪曼春时用原话。一个字不准改。”
副官立正应声，快步走出办公室去传达命令。山本重新坐回椅子上，拿起那份检讨报告又看了一遍。中队长在报告里提到的一个细节引起了他的注意——“伏击部队在战斗结束后分成三路撤入桑树林，撤退路线选择极其娴熟，显然事先已对弯道周边地形做过详细侦察。另据被俘士兵事后供述，伏击队配备的武器中有数支英制司登冲锋枪，此种武器在苏南游击区极为罕见。”英制司登冲锋枪是英国在一九四一年开始量产的空投援助武器，通常通过驼峰航线运到重庆后再由军统分发到各游击区。这批武器出现在太仓线的伏击战场上，说明参与伏击的部队中有军统的精锐武装。而军统苏南游击支队和中共苏北武工队在战术层面的联合行动已经不是第一次发生了——上一次太湖南岸中转站被伏击时，现场缴获的武器中同样出现了英制冲锋枪和中共根据地自制的木柄手榴弹混用的情况。
山本拉开抽屉，从里面拿出一份特高课电讯监测部门上周送来的例行监测报告。报告里有一条记录被他用红笔圈了出来——“四月十五日至二十日期间，截获苏北方向不明加密电台信号三次，信号特征与中共苏北根据地常用密码体系部分吻合，但加密层级高于常规通讯，疑似涉及跨区联合作战协调。信号源大致方位在涟水至南通之间，与苏北根据地外围联络站的已知活动区域重叠。”这条记录之前在他眼里只是一条常规的监测信息，但现在把它和太仓线伏击事件放在一起看，情况就完全不同了。如果中共苏北根据地和军统苏南游击队在太仓线伏击事件上存在情报共享和联合作战协调，那么情报泄露的源头就不只是一个人，而是一套横跨上海、苏南和苏北三地的情报传递网络。这套网络能同时服务于两个不同的组织，意味着它的核心节点一定具有同时接触两方情报渠道的能力。在上海，具备这种能力的人不会超过五个。
山本拿起电话拨通了汪曼春的号码。电话接通时汪曼春正在灰楼审讯室里审阅明诚留置期间的最后一批谈话记录，听到山本的声音，她立刻放下了手里的文件。山本把浏河弯道伏击的情况简单说了一遍，然后逐字逐句地传达了那第四条命令——“不必经过审判程序，由特高课直接处置。”汪曼春握着话筒沉默了三秒钟，然后说：“明白。”
“我同时把第三护卫中队被俘士兵的口供整理出来，明天早上送到灰楼。口供里有一个细节——伏击部队配备的武器中有英制司登冲锋枪。这种武器通常出现在军统精锐武装手中，但这次伏击中缴获的部分手榴弹又是中共根据地自制的木柄手榴弹。两方武器混用，说明这次行动是军统和中共的联合行动。联合行动需要情报共享，情报共享需要一个能同时接触到两方情报渠道的中间人。你从这个方向切入。”
汪曼春放下电话后靠在椅背上，把山本的话在脑子里逐句消化了一遍。军统和中共的联合行动——这不是第一次。上次新码头和太湖南岸中转站同时遇袭时，她就怀疑过两方在情报层面存在协调。山本从武器混用这个细节中推导出的结论和她当初的怀疑不谋而合。能同时接触军统和中共两方情报渠道的人，在上海这个城市里掰着手指头都数得过来。郑耀先是一个——他公开身份是军统叛逃人员，在76号内部工作，如果他是双面间谍，他就能同时接触两方的情报渠道。明楼是另一个——他是军统代号“毒蛇”的疑似对象，如果他在中共那边还有隐藏身份，他同样具备这种能力。但这一切目前都还只是推测，没有直接证据。
第二天早上，汪曼春开车去了虹口特高课大楼。山本的副官在门口等她，把她领到三楼的一间小会议室里。会议室桌上放着两份文件——一份是第三护卫中队被俘士兵的口供笔录原件，另一份是特高课电讯监测部门对苏北方向加密电台信号的最新分析报告。汪曼春先拿起口供笔录逐页翻看。笔录是在常熟野战医院做的，被俘的三名士兵分别关押审讯，口供内容在核心事实上互相印证。其中一名叫吉田的上等兵在供述中提到——“伏击前一天夜里，哨卡附近的村民曾看到桑树林方向有微弱的亮光闪了几下，像是有人在用手电筒发信号。哨卡士兵当时以为是有村民在偷砍桑树，没有在意。事后回想，那可能是伏击部队在确认集结位置。”另一个名叫小林的一等兵供述——“伏击结束后，我躺在水沟里装死，听到伏击部队中有人在用中国话喊撤退口令。口音不是太仓本地的，带有明显的外地腔调。后来另一个声音用同样的腔调回答，两个人对话的内容我记不太清，但其中一个人说了一句‘东西带齐了没有’，另一个人回答‘都齐了，按老马说的路线走’。”
汪曼春把这段供词反复读了三遍。“老马”这个称呼让她想起了之前在新码头被炸案的调查中，山崎在苏北从被俘的根据地外围人员口中也听到过类似的称呼——一个被称作“老马”的情报处长。如果口供中的“老马”和根据地情报处的“老马”是同一个人，那么这次伏击行动的策划和执行背后有一套从上海到苏北再到苏南的完整情报指挥链条。而这个链条的上海端，就是那个能同时拿到日军护卫部署情报和苏北方面作战需求的人。
她放下口供笔录，拿起电讯监测报告翻开。报告用日文写成，附了几张截获信号的频率分析图和编码特征比对表。报告的结论部分用红笔标出了一行字——“四月十八日截获信号与四月八日截获信号在密码体系上存在同源性，疑似使用同一套密码本的不同加密层级。该密码体系特征与中共苏北根据地此前已知密码体系不完全一致，存在改良痕迹。推测该密码体系服务于一条特殊的跨区通讯线，通讯双方为上海核心情报源和苏北根据地高层。”汪曼春把两份文件合上，靠在椅背上闭了一会儿眼睛。同源性密码体系意味着从上海发往苏北的情报使用的是同一套密码体系的不同加密层级，这套体系既不是标准的军统密码也不是标准的苏北根据地老版密码，而是一套专门为这条跨区通讯线定制的新密码。能设计和使用这种定制密码的人，需要同时精通军统和中共的密码编码规则。在上海，具备这种技术能力的人同样屈指可数。
她站起来把两份文件装进公文包里，走出会议室时在走廊里碰到了山本的副官。副官对她说山本课长在办公室等她，还有一件事要面谈。汪曼春跟着副官走进山本的办公室时，山本正站在窗口看着楼下的操场。听到脚步声他没有回头，只是用手指在窗台上轻轻敲了两下，然后用一种比平时更低沉的声音说：“太仓线是华东战场上最重要的物资运输线之一。恢复运输不到十天就被再次切断，这次是在新换防的护卫中队眼皮底下发生的，而且伏击部队全身而退。宪兵队和后勤部之间已经出现了互相指责的苗头，松本司令今早给我打了电话，语气很不客气。汪处长，追查情报泄露源头已经不是你的常规调查任务，而是特高课当前的第一优先事项。你需要什么资源我都可以批，但我要在一个月内看到结果。至少是一个能让我向松本司令交代的初步结论。”
“我需要特高课电讯监测部门全面配合，对上海所有已知情报站的通讯频率进行一次地毯式排查。还需要宪兵队配合在太仓沿线几个重点村庄逐户走访，搜集伏击前后几天内一切可疑人员和通讯活动的线索。另外关于英制司登冲锋枪和木柄手榴弹的来源追查，需要军统内部潜伏人员的协查配合。如果有可能，我希望调阅郑耀先在伏击前后几天的所有公务记录和行踪报告。”
山本转过身看着汪曼春。他沉默了片刻，然后缓缓地说：“前三条我都批。第四条——调阅郑耀先的记录，暂时不做。郑耀先是李士群的副主任，调阅他的记录需要李士群签字。李士群不会签，他一向护短，而且郑耀先最近帮着76号做了不少事，李士群对他的信任度正处于高位。在没有直接证据之前动郑耀先，会引发不必要的内部摩擦。你从外围先查，如果外围证据指向郑耀先，我亲自找李士群谈。”
汪曼春没有再坚持。山本的判断有他的政治考量——特高课和76号之间的关系本来就微妙，山本需要76号的行动能力来维持上海治安，李士群需要特高课的政治庇护来抵御南京方面的权力倾轧。在没有铁证之前打破这种平衡对双方都不利。她把山本的批示逐条记在笔记本上，然后告辞离开了特高课大楼。回到灰楼后她马上把许鹤鸣叫到办公室，把太仓线追查情报泄露的任务交代下去，让他联系特高课电讯监测科和宪兵队情报室，协调联合排查行动的具体安排。同时派人去太仓沿线几个重点村庄把伏击前后几天内所有目击过可疑人员和通讯活动的村民全部走访一遍，每个人的证词都要做详细的笔录并交叉验证。
宪兵队在浏河弯道周边村庄的走访持续了三天，最终汇总上来的证词有厚厚一叠，大部分都是村民们在田间地头看到的模糊印象，没有太大的价值。但有一份证词和其他证词不一样。这份证词来自浏河北岸一个叫柳家渡的村子里的一位姓吴的老农。吴老农在伏击前一天傍晚去河边收渔网时，看到两个不认识的人从芦苇丛里走出来，沿着田埂往桑树林方向去了。两个人都是三十来岁，穿着普通农民的粗布衣，肩上扛着锄头，看着像下地干活的。但吴老农注意到了一个奇怪的细节——这两个人穿的布鞋是干的。那几天一直在下雨，田间小路全是烂泥，任何人下地干活鞋子都会湿透，这两个人的鞋子却是干的，说明他们不是从泥地里走过来的。吴老农觉得奇怪，就多看了两眼。他还注意到其中一个人扛锄头的姿势不太对——锄头柄上缠着几圈粗铁丝，铁丝末端拖着一小截像耳机线一样的东西垂在脖子后面。他当时以为那是村里年轻人捣鼓的新鲜玩意儿就没放在心上，直到后来宪兵队进村调查他才把这件事说了出来。
宪兵队的调查员在这段证词后面附了一行备注——“经核实，耳机线疑似无线电台配套耳机线。抗日武装常将小型电台藏于农具中运输以规避检查。两人均操外地口音，所穿布鞋鞋底纹路与太仓本地手工布鞋纳底方式不符，疑为苏北方向统一配发的军鞋。据此判断此二人可能系伏击部队中负责与外界保持无线电联络的通讯兵。”
这份证词和伏击前两天晚上桑树林方向出现手电筒信号的证词、以及被俘士兵吉田供述中提到的“桑树林方向有微弱的亮光”三者之间形成了时间、地点和行为上的高度吻合。手电筒信号是通讯兵在确认集结位置，布鞋干爽说明通讯兵并非从远处跋涉而来，而是有某种交通工具将他们在干燥路面上送到了芦苇丛附近——最可能的交通工具是浏河上的小船。而浏河水路正是苏北根据地物资和人员往来的秘密通道之一。
汪曼春把这三份证据放在一起，对着墙上的地图用手指沿着浏河从涟水方向一路划下来，划到柳家渡的位置停住了。柳家渡距离浏河弯道大约两公里，河边有茂密的芦苇丛作为天然掩护，小型船只可以轻易藏匿其中。如果通讯兵是从苏北乘船沿浏河而下到达柳家渡，他们在伏击前一天夜里在桑树林方向用手电筒发信号确认集结位置，那就可以证明伏击部队的通讯指挥链是由苏北根据地的交通线提供保障的。这条交通线的上海端就是那个把日军护卫部署情报转换成伏击作战方案的人。这个人不但要掌握日军护卫部署情报，还要知道苏北根据地的通讯密码、交通线运行规律和与游击队的联络方式。能同时掌握这么多不同渠道信息的人，整个上海只有一个方向可以查到——76号。因为76号每天都在同时跟日本军方、汪伪政府和各种地下组织打交道，在76号内部工作的人最有条件接触到这么广泛的信息来源。
几天后，一份来自特高课电讯监测科的加急报告送到了灰楼。报告的内容只有一页纸，但这一页纸的分量比之前所有监测报告加起来都重。报告上写着——“本月十八日及此前数次截获之苏北方向不明加密信号，经反向追踪定位，信号源大致方位已缩小至上海市区虹口至闸北交界区域。该区域内无已知日军或汪政府军事通讯站，排除友军误发可能。信号特征与本月八日截获信号同源，加密层级高，内容未破译。信号活跃时段集中在深夜十点至次日凌晨三点之间，发报时长通常不超过三分钟，符合隐蔽电台防追踪标准操作模式。”
虹口至闸北交界区域——这个地理位置像一把尖刀直接插进了汪曼春的推理核心。闸北有郑耀先和陆汉卿长期活动的场所，也是梁仲春手下的童虎经常跑动的区域。虹口则是特高课和各日军机关所在地，如果情报源头就在这些地方的眼皮底下活动，那说明这个人对日军的监控体系极其熟悉，知道如何在监控最密集的区域里找到信号盲区。深夜十点到凌晨三点之间发报，时长不超过三分钟——这是典型的经过专业训练的特工发报方式。短时突发式发报可以在电讯监测车完成三角定位之前结束通讯，发报地点每次更换则可以避免被蹲点抓捕。
汪曼春把报告锁进保险柜里，然后拿出一张新的白纸在上面写下了太仓线伏击案的全部已知线索，一条一条排列在纸面上。从柳家渡的布鞋通讯兵到浏河弯道的英制冲锋枪，从苏北根据地的“老马”到上海虹口闸北的深夜电台，所有线索都指向一个结论——毒蛇不但没有因为明诚的暴露而停止活动，反而将情报网络延伸到了军事层面，并且在这次行动中展示出了远超之前任何一次行动的情报整合能力。他不再只是窃取物资调配信息，而是在直接参与军事打击的策划和协调。这意味着毒蛇的情报网络已经完成了从经济情报向军事情报的全面转型，这种转型需要大量的军事知识和跨区协调能力。在上海具备这种能力的人，除了郑耀先和明楼，她暂时想不到第三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