汪曼春的调查报告在第二天早上八点整放到了山本一郎的办公桌上。报告装在一个牛皮纸档案袋里，袋口封着红色火漆，火漆上盖着特别调查组的印章。山本拆开档案袋时，办公室里只有他一个人。他把报告抽出来，翻开第一页，开始逐行阅读。他读得很慢，在几个关键段落上用红铅笔划线标记，在另外几个段落旁边用铅笔打了一个小小的三角形。读到最后一页——汪曼春对明楼和明诚口供矛盾的分析——他停下了笔，把红铅笔放在桌上，靠在椅背上，双手交叉放在小腹前。窗外虹口区的街道上传来日军军车驶过的轰鸣声，震得玻璃窗嗡嗡作响。
山本把报告从头到尾又看了一遍，然后把档案袋的封口重新折好，用桌上的铜镇纸压住。他站起来走到窗边，看着楼下特高课大楼院子里正在操练的一队宪兵，脑子里在权衡两件事。第一件事是周济民。周济民是汪伪政府物资调配委员会主任，他的腐败链条已经证据确凿——笔记本、和日方高官小野的通信、宋学仁的供词、钱伯钧的口供、范金宝的分流记录，每一条都足以在军事法庭上定罪。逮捕周济民是东京本部直接授权，是山本上任以来在政治反腐领域最有分量的一次行动。这份功绩足以让他在特高课内部站稳脚跟，甚至可能获得晋升。
第二件事是毒蛇。汪曼春的调查报告里明确指出，有人在周济民的腐败链条上嵌套了一个情报传递网络，利用腐败渠道的物资流动向军统传递情报。这个人对物资调配系统和经济司内部流程的熟悉程度极高，能够接触到核准备案章，能够在档案室里操作重新编号，能够在范金宝不知情的情况下给非法物资贴上合法标签。汪曼春的证据链指向了明诚——明诚在十二月中旬三次私自使用核准备案章，为太仓线敏感物资补办备案，备案信息中的接收方在备案后半个月即被撤销，物资去向不明。明诚在审讯中承认了所有行政违规，但坚称所有操作均系明楼口头交办。
但汪曼春也在报告里写得很清楚：明楼对她说，他从未指派过任何人处理那批西药的核准备案。明楼和明诚，两个人的口供互相矛盾。其中必有一人说了谎。
山本回到办公桌前，拿起电话，拨了汪曼春的号码。
“汪处长，报告我看了。周济民的部分证据充分，可以准备结案移送军事法庭。明诚的部分——你建议继续留置调查？”
“明诚的口供和明楼的口供存在客观矛盾。明诚说所有操作都是明楼口头交办，明楼说他没有指派过任何人。这个矛盾不解开，明诚的行政违规就可能是披着合法外衣的间谍行为。另外，明诚备案的那批西药最终去向不明，接收方在备案后半个月内被撤销。如果能找到接收这批西药的真正对象，就能确定这批物资是被倒卖了还是被军统截获了。而要确定这一点，需要范金宝的账本。范金宝现在在苏北，梁仲春那边一直没有实质进展。”
山本用手指在桌面上敲了几下。“周济民结案之后，我向东京提交的工作报告中会同时附上对毒蛇案的侦查进展说明。在东京没有给出明确指示之前，你继续查明诚。但调查范围不要扩大——暂时不要对明楼本人采取任何措施。明楼是首席财经顾问，他的位置涉及经济司、物资调配委员会和日军后勤部三方的协调运作。如果他因为调查被停职，苏南新运输网络的启用工作会出大问题。”
汪曼春握着话筒，把嘴闭紧了一瞬。她预料到了山本的态度——保周济民的案子，稳住经济司，不在没有直接证据的情况下动明楼。但她需要的不是山本的批准，她只需要山本不阻止她继续查下去。现在山本给了她这个许可——继续查明诚，只是不要直接动明楼。这就够了。
“明白。”她说，“我会把调查重点放在明诚和范金宝两条线上。范金宝那边需要加强追查力度，我想从特高课直接调一个人去苏北跑一趟，不走76号行动处的渠道。”
山本想了想，同意了。“你选好人之后报我备案。另外——关于经济司核准备案章的违规使用问题，如果明诚是在执行明楼的口头交办，那么明楼应该承担管理失察的责任。这件事由明楼自己主动向经济司内务科提交说明比较合适。你让经济司那边知道特别调查组的调查方向，但不要正式约谈明楼。”
汪曼春放下电话后靠在椅背上闭了一会儿眼睛。她知道山本在暗示什么——山本不想让明楼被正式约谈，因为正式约谈会在经济司内部引发连锁反应，影响苏南新运输网络的启用。但山本愿意等明楼自己来提交说明——这个姿态本身就是一种压力，让明楼知道自己已经被调查组注意到了，并且让他主动做出一个官方的姿态来配合。如果明楼真的无辜，他会主动提交说明并配合后续调查。如果明楼不是无辜的——那他也会主动提交说明，然后在自己的说明里埋下更多的防线。
就在山本和汪曼春通话的同一时间，经济司二楼明楼办公室里，明楼正坐在桌前批阅一份公文。明诚不在之后，秘书处的日常工作暂时由统计科的一个老科员代理，但这个老科员不懂物资调配的专项业务，很多文件只能直接送到明楼桌上。明楼的工作量翻了一倍，但他批阅文件的速度并没有变慢，钢笔在纸面上移动的节奏依旧均匀而稳定。
桌上摊着的那份《苏南新运输网络启用通知》已经到了最后的签批阶段。这份通知将在今天中午十二点整通过电报和书面公文两种方式同时下发到苏南地区三个师团后勤部和七个中转站。明楼逐条检查了每一条支线的启用时间、每一个中转站的物资分配额度、每一个接收单位的番号和驻防区域。在检查到宜兴城北中转站时，他的笔尖停顿了一下。宜兴城北中转站是新运输网络南线支线的最后一个中转站，负责接收从无锡转运过来的军用橡胶和汽油，然后分发到湖州方向的各部队。按照新运输网络的规划，宜兴城北中转站将在明天下午两点正式启用。
但苏北根据地的破坏小组将在今天凌晨对新码头工地发动袭击，军统苏南游击队也将在今天上午对太湖南岸的两个中转站发动伏击。这两场行动一旦成功，日军在苏南的整个新运输网络将遭受重大打击——北端码头被破坏，南侧补给线被切断，中段的中转站面临运输队不敢通行的窘境。明楼把启用通知的正文又看了一遍，确认所有条款在文字上没有任何问题，然后拿起钢笔在签批栏里写下了自己的名字。这个名字签下去，意味着他是这份通知的正式审批人，后续所有因网络启用而产生的运输任务都将引用这份通知作为依据。如果新运输网络在启用前后遭到袭击，日军内部排查情报泄露源头时，这份通知上的签批人和所有经手这份通知的人都会被纳入排查范围。
明楼把签好字的通知交给统计科老科员，让他立刻送到电报室和印刷室，按原定时间下发。老科员抱着通知快步走出办公室后，明楼从抽屉里拿出那份昨晚重新誊抄好的书面说明——关于明诚行政违规行为的管理责任承担说明。他把说明装进一个新的信封，在信封上写上“经济司内务科 亲启”。他没有封口——内务科的收发规定要求所有自呈材料必须由收发员当面核对后才封存归档。
上午十点，明楼带着信封到了经济司内务科。内务科在二楼走廊的最东端，是一间很小的办公室，里面只有两个职员，一个是科长姓孙，一个是收发员。孙科长看到明楼亲自来呈送材料，连忙站起来接过信封，戴上老花镜抽出信纸，扫了几眼。看完后孙科长摘下了老花镜，脸上露出了一个介于同情和为难之间的表情。
“明顾问，这件事——明诚秘书毕竟是在您手下做事，您主动承担管理责任，态度上是很好的。但核准备案章违规使用涉及的是军需物资，特别调查组那边如果继续往下查，这份说明只能解决管理程序的问题，解决不了——这个——更实质的问题。”
明楼点了点头，语气平稳而恳切。“我明白。明诚是在执行我口头交办的紧急公务时操作违规的。我当时因为太仓线形势紧张，考虑到物资运输不能中断，口头安排他先补办备案事后补签审批。这种以口头交办代替书面授权的做法，确实违反了经济司的行政规定。我应该承担由此产生的一切管理责任。至于特别调查组追查的其他问题，我相信明诚是清白的——他除了行政违规之外，没有做任何超出职权范围的事。”
孙科长看着明楼的脸，试图从这张温和而坦诚的面孔上读出一些多余的信息。他认识明楼很多年了，在他的印象中明楼是一个极其自律、从不犯错的人，为下属的错误主动承担责任这种事在明楼身上从来没有发生过。但孙科长不是一个多事的人，他在这栋大楼里做了十二年内务工作，深知不该问的事不问能活得比较长。他把明楼的说明重新折好放回信封里，在信封上盖了一个收文戳记，然后放进了待归档的文件篮里。
与此同时，76号郑耀先的办公室里，梁仲春正坐在椅子上大口吃着从街边摊上买来的葱油饼。饼是用油纸包着的，一层油纸已经浸透了，桌上滴了好几滴油，他用袖子随手抹掉了。梁仲春的吃相一向如此，郑耀先早就习惯了。他坐在对面，面前放着一杯茶，没有吃东西。
“郑副主任，昨天晚上你让我转交的那封信我已经给陆汉卿了。他在办公室里当着我的面拆开看的，看完之后说会尽快把分析意见写好还给你。”梁仲春嘴里嚼着饼含糊不清地说，咽下去之后补了一句，“陆汉卿这个人确实有点本事，码头工会的事他分析得头头是道，我是服他的。”
郑耀先没有接码头工会的话题。他从抽屉里拿出一份文件放在桌上，是一份76号本周的物资配给调整方案，封面上盖着经济司的蓝色方形章。这份方案和陆汉卿、梁仲春都没有直接关系，但郑耀先需要借这份方案引出另一个话题。
“梁处长，昨天晚上我审阅这份配给方案时注意到一个细节——经济司这次调整物资配给标准，把76号的被服类物资配给额减少了百分之十五。减少的份额被划拨给了宜兴方向的民用物资集散站。”郑耀先翻到方案的第三页，用手指点着其中一行数据，“宜兴民用物资集散站——你那个老郝之前不是把集散站清空关门了吗？”
梁仲春把剩下的葱油饼三两口吞下去，用油纸擦了擦嘴，凑过来看了看方案上的数据，皱起了眉头。“关门是关了，但那个集散站的营业许可证还在，名义上还是正常运营的。经济司把这批配额划拨过去，应该是按照旧名单走的，不知道老郝那边实际已经停业了。这倒是个麻烦——如果经济司把货发过去没人接收，回头一查发现老郝的集散站早就不在了，我这边也不好解释。”
“不用不好解释。”郑耀先把配给方案收回抽屉里，换了一种更像闲聊的语调，“你可以让老郝回来重启集散站。但不是重操旧业，而是转型——从过去的军需物资转民用洗白，转型为民用物资调度中承接军需小额订单。之前我跟你说过这个概念，现在正好有一个现成的机会。经济司在新运输网络启用后，会把一部分军用被服的订单分包给民用集散站，目的是减轻军用中转站的库存压力。老郝的集散站名义上还在运营，正好可以承接这种订单。这种订单是合法的——经济司直接下发调拨令，集散站按调拨令发货给指定部队，全程手续齐全，不涉及任何黑市操作。利润不如以前高，但安全。”
梁仲春的眼睛渐渐亮起来。他舔了舔嘴角沾的葱油碎屑，对郑耀先说：“郑副主任，你这脑袋瓜真是好使得不得了。那我就让老郝回来——让他换个身份重新开业，生意做小一点没关系，关键是能有个合法的由头继续在宜兴待着。你不知道，他在无锡老家都快闲得长草了，前几天还托人带信问我什么时候能回去。”
郑耀先没有多说，只是点了点头。梁仲春起身告辞走到门口时，忽然又停了下来，回身走到郑耀先桌前，弯下腰压低声音凑在他耳朵边说：“郑副主任，有个事我想提醒你一下。汪曼春今天一早在灰楼那边接了个特高课的电话，然后派了一个人去苏北——不是我们76号的人，是特高课的人，叫山崎，那个脸上有刀疤的军曹。派他去干什么，我不清楚。但去苏北，又是汪曼春亲自派的，八成跟范金宝有关。”
郑耀先的眉毛极其轻微地动了一下。这个信息来得非常及时。山崎是特高课的人，不是76号的人，他以前跟着汪曼春去南京抓周济民的时候负责过现场武装护卫，汪曼春对这个人的评价是“服从命令不问为什么”。汪曼春绕过76号行动处直接向山本申请调山崎去苏北，说明她不再信任梁仲春在追捕范金宝这件事上会尽心尽力，她要从特高课直接调人去做这件事。这意味着范金宝的藏身之地可能已经在汪曼春的侦查范围内了。如果山崎找到了范金宝，拿到了范金宝随身携带的账本，账本上那几批和郑耀先有间接关联的物资分流记录就会暴露。
梁仲春出去之后，郑耀先站起来走到窗边。他需要尽快把这个消息传递给两个方向：第一，陆汉卿，通知中共苏北根据地方面注意特高课人员在苏北农村的活动，尽量延缓山崎找到范金宝的进度；第二，如果可能的话，抢在山崎之前找到范金宝，不杀他，但把他手里账本中最关键的几页处理掉。但要做到这一点极难，因为郑耀先自己不能离开上海——他在76号的位置就是他最重要的掩护，一旦他离开上海去苏北，就等于主动脱掉了防弹衣。他必须通过可靠的人来做这件事。
他回到桌前拿起电话，拨通了陆汉卿在楼下的临时办公室号码。
“陆先生，上次你帮我整理的码头工会分析报告有几个地方需要修改。你现在有空的话上来一趟，我们当面核一下。”郑耀先用标准的公务语调说完就挂了。这是他们之间的通用暗语——“有几个地方需要修改”表示“有紧急情况需要当面沟通”。陆汉卿在三分钟后就出现在了他办公室门口，手里拿着一个文件夹。
郑耀先关上门，把山崎去苏北的消息告诉了陆汉卿。陆汉卿听完后脸上没有什么表情变化，但握着文件夹的手指明显紧了一紧。陆汉卿想了想，用很低的声音说：“我在苏北根据地认识一个在物资运输队做联络员的人，他常年跑苏北农村各个据点，和范金宝藏身的那类村子关系熟。如果他能在山崎之前找到范金宝，说服范金宝把账本里涉及我们那条线的几页交出来销毁，剩下的账本就算落到汪曼春手里，也只能证明周济民的腐败操作和明诚的行政违规，连不到我们。”
“这个人可靠吗？”
“可靠。他是我在根据地时期的入党介绍人之一，在苏北做了七年地下工作，从来没出过问题。”
“让他去找。条件由范金宝开。钱、粮食、安全转移出沦陷区——都可以答应。唯一的要求是账本里涉及西药和橡胶那几批的流向记录必须销毁。销毁之后，范金宝不管落到谁手里，账本上剩下的内容都不足以把我们牵连进去。”郑耀先顿了顿，加重了语气补了一句，“但要快。山崎是宪兵队出身，他的搜索能力比76号的人强得多。范金宝藏不了多久。”
陆汉卿把文件夹放在桌上，翻开第一页，上面是他提前准备好的一行用暗语写成的情报传送确认。这一页表面上是码头工会分析报告的补充意见，实际上是在告诉郑耀先——苏北根据地对新码头工地的破坏行动已经在今天凌晨成功实施，码头的三座栈桥和油料仓库全部被炸毁，工程进度被推迟了至少一个月。军统苏南游击队对太湖南岸两个中转站的伏击也在今天早上六点完成，击毁运输卡车六辆，缴获军用橡胶和汽油若干，伏击部队已安全转移。
郑耀先看完后把暗语确认页抽出来，划燃火柴烧掉。纸灰落进烟灰缸里，他用手指搅碎。然后他在那张物资配给方案上写了几个字递给陆汉卿看——“苏北行动成功后，山本会启动情报泄露排查。各线静默，无紧急情报不联系。”
陆汉卿点了点头，拿起文件夹站起来走了出去。走廊里依旧是惯常的安静，有人端着茶杯经过和他打了个招呼，他礼貌地点头回应。一切都和平时完全一样。郑耀先在他走后重新坐回桌前，从抽屉里拿出那份日军后勤补给线路评估报告的副本——这份报告是他前几天通过军统线发给戴笠的，只包含了补给线路和弹药库分布，没有包含苏北新码头坐标。因为新码头坐标属于最高级别情报，需要通过不同渠道单独发送，他当时选择了让这份情报和明楼的情报在同一条渠道里合并发送。现在新码头已被炸毁，戴笠迟早会知道这份情报的价值。他需要在戴笠追问之前准备好一份合理的解释——解释为什么“风筝”没有在第一时间提供新码头坐标，而是让这份情报和其他常规情报混在一起发了出去。这个解释必须既能维护他在军统内部的王牌地位，又不能暴露他和中共渠道之间存在任何联系。
他把评估报告副本折好放回抽屉里锁好。然后在台历上今天的日期旁边，用铅笔标注了一个只有他自己能辨认的符号。符号代表“转移期开始”——从今天起，所有非必要的军统方向联络转入备用渠道，等待日军排查结束。
虹口特高课大楼，山本的办公室在上午十一点左右收到了一份来自苏北驻军的紧急电报。电报内容很简短——“苏北在建新码头于今日凌晨遭不明武装袭击，三座栈桥全部被炸，油料仓库被焚，工程进度被迫中断。袭击者人数约一个排，着便衣，使用炸药和燃烧瓶，袭击后趁夜色撤离，方向不明。驻军正在搜索。”紧接着不到一个小时，第二份紧急电报又到了，来自苏南太湖驻军——“太湖南岸无锡至宜兴段两个军用物资中转站于今日清晨先后遭游击队伏击，运输车队六辆卡车被击毁，伤亡正在统计。伏击者提前在中转站周边树林设伏，使用地雷和轻机枪封锁路面，系有组织有预谋之军事袭击。”
两份电报并排放在山本的桌上，电报纸上盖着红色的紧急印戳。山本面无表情地看完后把电报放下，手指在桌面上像弹钢琴一样依次敲过去。敲到第五下时手指停在了桌面上。新运输网络昨天刚刚签批，码头明天准备启用，中转站明天正式运转。而这两场袭击的时间卡得太准了——码头被炸、南线被伏击，全都发生在新运输网络正式启用之前不到二十四小时的时间窗口里。这绝不可能是巧合。袭击者掌握的情报精确到了启用时间、中转站位置、码头坐标和护卫兵力部署。这个级别的情报不可能靠游击队在野外侦察获得，一定来自内部。
山本马上开始做三件事。第一，打电话给松本司令的副官，请求召开紧急军情会议，通报苏南和苏北遭遇袭击的情况。第二，给东京本部发报，汇报新运输网络情报泄露的可能性和初步判断。第三，命令特高课电讯监测部门即刻开始对上海及周边地区进行密集无线电信号排查，重点监控苏北根据地方向、南通方向、以及上海市区一切未经登记的无线电信号。同时命令宪兵队在沪宁公路、苏北水路等主要交通线增设临时检查关卡，对来往行人和车辆进行开箱查验，发现携带大量文件的出行人员立即扣留盘问。
山崎在苏北的追查工作还没有传回消息，但这场突如其来的大规模排查势必会影响他在苏北乡间的行动——关卡增设后，范金宝听到风声可能会转移藏匿地点，而山崎自己作为一个操东京口音的日本人，在苏北乡间走动也会变得更加显眼和危险。
汪曼春在灰楼接到这两份遇袭电报的复印件时正在整理明诚留置期间写的几份书面材料。明诚在材料中详细交代了他从进入经济司秘书处以来的全部工作内容，特别是去年十一月至十二月期间经手过的所有档案整理和核准备案事项。她把这两份遇袭电报的复印件和明诚的材料放在一起对照，发现了一个时间上的高度吻合：新运输网络签批的日期——也就是明楼作为首席财经顾问在草案上填写实施日期的同一天——也是经济司档案室接到明诚交代重新编号任务完成期限的截止日。新运输网络启用前一天，苏北和苏南同时遇袭。而这两场袭击打击的目标正是新运输网络最核心的两个节点。能同时掌握新运输网络完整部署图的人屈指可数——经济司高层、物资调配委员会高层、日军后勤部高层。而在这三方面都有权限接触的人里，排在第一位的就是明楼。排在第二位的是周济民——但周济民已经在她的关押室里待了好几天了，没有时间也没有条件对外传递如此精确的军事打击指令。
汪曼春把明诚的材料放下，走到黑板前，在明楼的名字旁边又画了一条粗重的红线，线上方用粉笔大大地写了“新运输网络泄露”六个字，线下方画了两个分支箭头，分别指向“苏北码头被炸”和“苏南中转站遇袭”。然后她退后两步看着黑板，心里那个曾经模糊的判断现在变得无比清晰——明楼不是被明诚蒙蔽的上级，明楼是站在明诚背后的人，而这个人极有可能就是她追查了这么久的毒蛇。
下午，山本在虹口特高课大楼主持召开了紧急军情会议。与会的有松本司令派来的代表、宪兵队队长、76号主任李士群、特别调查组组长汪曼春。山本在会上把两份遇袭电报的内容逐条通报后，直接转向汪曼春。
“汪处长，你的调查报告里提到了新运输网络部署图可能通过经济司内部渠道泄露的可能性。现在袭击已经发生，我需要你直接告诉我——特别调查组目前掌握的证据，能不能锁定泄露部署图的具体人员？”
汪曼春站起来，把准备好的汇报材料分发到各人面前，然后用平实的语调把目前已经查明的事实逐条说明：经济司核准备案章在去年十二月被明诚私自使用三次，涉及太仓线敏感物资，备案手续中接收方信息存在虚假。明诚称所有操作系明楼口头交办，明楼否认指派过任何人处理那批物资的核准备案。明楼是新运输网络草案的最终签批人之一，直接掌握完整部署图。同时，新运输网络草案在签批完成后的当天晚上即被经济司档案室重新编号归档——这项操作在档案管理程序上是正常的，但在时间节点上恰好发生在情报泄露事件之前。
李士群听完后沉吟了许久才开口，声音里满是老官僚式的审慎。“汪处长，你说的这些证据指向了经济司内部存在管理漏洞，但管理漏洞不等于间谍活动。明楼这个人我打过多次交道——他是留法归来的经济学家，在汪伪政府主持经济司工作多年，一直兢兢业业。他在去年太仓线被封锁后的物资调配紧急应对中表现非常出色，连松本司令都专门给他写过表扬信。你说他可能是军统最高级别潜伏特工——这个指控太重了，必须有铁证。”
汪曼春看着李士群，没有退让。“李主任，我没有指控明楼是毒蛇。我在报告里只陈述了两个事实：明楼和明诚的口供存在矛盾，新运输网络的部署图在明楼签批后不到二十四小时内即被用于策划两场针对性极强的军事袭击。这两个事实之间是否存在关联，需要在调查中进一步核实。但特别调查组的调查范围目前受山本课长的指示限制，我暂时不能直接约谈明楼。我请求山本课长授权，允许特别调查组在明楼不被告知的情况下对其办公室和档案室进行技术性搜查，包括调阅他近期所有的签批文件和电报通讯记录。如果搜索结果没有异常，我愿意亲自向明楼道歉；如果找到和情报泄露相关的线索，我们就不至于在这条线上陷入被动。”
山本用手指在桌上敲了一长串快速的节奏，突然停住手指将手掌平压在桌面上，用一种不容置疑的语气开口了：“我授权特别调查组对经济司首席财经顾问办公室及档案室进行全面搜查，范围包括明楼近期的所有签批文件、电报通讯记录和涉及新运输网络方案的印刷分发清单。搜查期间禁止任何无关人员进入经济司。由宪兵队配合特别调查组执行。搜查时间定在明楼晚上下班回家之后。另外，对明诚的留置时间延长，继续审讯。重点问他两件事——第一，他备案的那些物资最终去了哪里；第二，他从什么时候开始执行明楼的口头交办，明楼口头交办的具体内容是什么。越细越好。”
散会后汪曼春走出会议室，在山本办公室门口等着山本回来。山本独自走回办公室时看到她在门口站着，没有表现出意外的神色，只是微微点了一下头示意她进来。汪曼春关上门说：“山本课长，我还有一件事需要向您单独汇报。关于范金宝的追捕，山崎军曹已经去了苏北。但现在苏北地区因为码头被炸进入了高度警戒状态，所有关卡都增设了检查站。山崎的行动会因为警戒升级而受阻。我请求给他追加一份授权——由特高课直接签发，允许他调动当地和平建国军的兵力配合搜捕范金宝。这不是为了抓范金宝本人，而是为了尽早拿到他身上的账本。账本是唯一能把明诚的行政违规行为和军统情报活动联系起来的物证。”
山本双手撑着桌沿默然良久，最后从抽屉里拿出一张空白的特高课公文纸开始亲自填写授权书。他一边写一边头也不抬地说：“范金宝的账本拿到之后，如果里面的记录和明诚有关，马上把明诚从留置转为正式逮捕，审讯级别提到最高。如果账本里的记录超出了明诚的范围——”他抬起眼睛看着汪曼春，“——超出了明诚的范围，直接指向级别更高的人，你就直接向我汇报，不要通过76号，也不要通过经济司。这件事只在你我之间。”
汪曼春接过山本签好的授权书折好放进口袋里，转身要走时，山本又在背后补了一句：“今天晚上搜查明楼办公室，你亲自带队。不要假手于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