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天上午的审讯从九点开始。汪曼春走进审讯室时，周济民已经坐在那把铁椅上等了将近半个小时。他的铐子被解开了——这是汪曼春特意吩咐的，让他在审讯开始前有一段不受束缚的时间。一个人在戴着手铐和不戴手铐的状态下，说话的方式会有细微的差别。戴着手铐时他会觉得自己是被审讯者，每一句话都是被迫的；解开手铐后他会产生一种错觉，以为自己重新获得了某种控制权，说话的防备心会降低一些。
周济民的气色比昨天差了不少。他在临时关押室里待了一整夜——那间屋子没有窗户，只有一张铁床和一个便桶，天花板上吊着一盏从不熄灭的白炽灯泡。灯光整夜照着他的脸，让他几乎没怎么睡着。他的长袍换成了灰楼提供的一套灰色囚服，有些大，袖口挽了两道，领口松松垮垮地耷拉在锁骨上。这身衣服让他看起来不再是那个坐在红木办公桌后面签批调拨单的物资调配委员会主任，而只是一个神色憔悴、眼袋浮肿的中年男人。
汪曼春在他对面坐下，把昨天那些证据材料重新在桌上排开。顺序和昨天不同——她今天把周济民和小野的通信放在了最上面，然后是笔记本中标注“军统截”的那一页复印件，最后才是宋学仁的供词和钱伯钧的损耗报告。这个排列顺序有她的用意：先让周济民面对自己和日军高官的利益输送证据，让他意识到自己已经没有退路了；再用“军统截”三个字把他推到叛国罪的悬崖边上；最后用宋学仁和钱伯钧的供词告诉他——你的手下已经把能说的都说了，你不说，罪责全是你一个人的。
“周主任，昨晚休息得怎么样？”汪曼春开口时语气很平淡，像是在问候一个不太熟的同事。
周济民抬起眼皮看了她一眼，没有回答。他的嘴唇干裂起皮，嘴角有一道白色的唾沫痕迹。他用舌头舔了舔嘴唇，然后把双手平放在桌面上——这是他昨天在南京被逮捕后就一直保持的姿态，似乎是某种刻意维持的尊严仪式。
汪曼春没有继续寒暄。她把最上面那封信往前推了推。“周主任，关于你和小野的通信，我们昨晚做了进一步的调查。山本课长通过特高课的渠道联系了驻华派遣军总司令部，确认了小野的身份——他是后勤部物资调配课的课长，负责协调日军在华东地区的军需物资分配。你和他的通信从去年九月开始，一直持续到今年一月，共七封。七封信的附言中都提到了物资分流的安排和价格协商。这些信的内容已经构成了你和日军高官之间的利益输送。”
周济民看着那封信，嘴角抽动了一下。汪曼春注意到他的右手拇指又开始搓食指关节了——昨天他在紧张时也有同样的动作。
“我和小野之间的通信属于正常的业务往来。物资调配委员会和日军后勤部之间每天都有大量公文往返，这些信件只是其中的一部分。”周济民的声音比昨天沙哑了一些，但语调依旧保持着一种经过训练的沉稳。
“正常业务往来不需要在信末附言里讨论‘价格按上次协商’。正常业务往来也不需要让宋学仁安排范金宝在中转站把物资分流出去。周主任，我希望你能明白一个基本事实——我们现在不是在调查经济犯罪。经济犯罪是内政部和法院的事。特别调查组调查的是——谁在利用物资调配系统向军统传递情报。你的腐败链条客观上为军统的情报活动提供了渠道和掩护。我现在给你一个机会：告诉我，除了你、张启山、宋学仁、钱伯钧、范金宝这五个人之外，还有谁参与了物资调配系统的操作？有没有人在你这个链条上额外加了一环——这一环不是你安排的，但却一直在利用你的渠道往外传递信息？”
周济民的眼神闪了一下。汪曼春捕捉到了这个闪烁——那不是被冤枉的愤怒，也不是被揭穿的恐慌，而是一种被提醒后的回忆。他在回想什么。他在想是不是真的有那么一个人，在他不知道的情况下，在他的链条上动了手脚。
沉默持续了大约半分钟。周济民低下头看着自己的手指，然后开口了，声音比之前更低，像是在自言自语：“宋学仁有一次跟我提过，说太仓线有几批物资的去向和范金宝汇报的对不上。范金宝说货被接走了，接货的人拿的手续都是齐全的，但后来查账的时候发现那几批货没有出现在任何一家黑市商的账目上。我当时以为范金宝在私下吞货，就让宋学仁盯紧他。但宋学仁盯了一段时间后跟我说，范金宝没问题，货确实被人提走了，提货的手续是物资调配委员会的正式调拨单，上面盖着经济司的章。”
“经济司的章？”汪曼春追问。
“对。调拨单上有物资调配委员会的审批章，也有经济司的核准备案章。按照规定，涉及军需物资的调拨，除了物资调配委员会审批，还需要经济司核准备案。这是双重审批制度。我们平时操作的时候都是绕过经济司的——宋学仁会伪造调拨单上的审批流程，让单据看起来只经过了物资调配委员会的单层审批，不需要经济司核准备案。但范金宝拿到的那几批货的调拨单上，却同时盖了物资调配委员会和经济司两个章。”周济民说到这里停了一下，抬头看着汪曼春，眼睛里第一次出现了一种接近于真诚的困惑，“我当时就觉得不对劲。我让宋学仁去查经济司的核准备案记录，宋学仁查了之后说，那几份调拨单的核准备案编号在经济司档案室里能查到，是真的。也就是说，有人在经济司内部，用正规手续核准了这些调拨单，让它们看起来完全合法。”
汪曼春的手指在桌上停住了。经济司。这个信息像一道闪电，把她脑子里散落的许多碎片一瞬间照亮了。物资调配委员会的腐败链条是周济民主导的，用的是绕过经济司的非法操作。但有人在周济民不知情的情况下，利用经济司的合法手续，在同一个链条上附加了一层合法的外衣。这个人能拿到经济司的核准备案章，能查到核准备案编号，能在经济司档案室里留下真的备案记录——这个人的权限极高，至少是经济司内部能够接触到印章和档案的核心人员。
“你说的这几批有经济司核准备案章的物资，具体是哪几批？编号还记得吗？”汪曼春翻开笔记本准备记录。
周济民想了想，然后慢慢地报出了几个数字：“具体编号我记不太清了，笔记本上应该有。我只记得其中有一批西药，是去年十二月上旬调拨的。那批西药的数量不大，只有二十箱。当时宋学仁跟我说，这批药的手续和别人不一样——别人的手续是伪造的，这批药的手续是真的。真手续意味着这批药从物资调配委员会的账面到经济司的备案，全部合法。但问题是，这批药最后没有出现在任何一家我们指定的黑市商手里，也没有出现在范金宝的分流记录里。它凭空消失了。”
汪曼春把手从桌上拿下来，放在膝盖上，用力攥了一下。二十箱西药，去年十二月上旬，调拨手续合法，物资凭空消失。这些特征和她之前注意到的几个细节高度吻合——郑耀先在76号内部物资配给账目中出现过编号不一致的二十箱西药，在范金宝的分流记录中被标注为接收方“常熟方向陆军运输队第三分队”，在顾维明的审计报告中被列为去向不明的异常核销物资。同一批物资出现在三个不同的记录里，每次出现时的编号、接收方、核销理由都不一样。有人在用同一批物资在三条不同的账目系统里反复操作，每一次操作都留下了一个略有不一致但技术上合法的痕迹。
这个人不是在盗卖物资。这个人是在利用物资的流动传递信息——每一次物资被调动，调动的信息——时间、路线、品类、数量——都被传递给了某个接收方。接收方根据这些信息在指定的时间和地点拦截物资，或者根据这些信息判断日军的补给线路和兵力部署。这个人是毒蛇。而毒蛇能够接触到经济司的核准备案章，说明他在经济司内部。
汪曼春的大脑在飞速运转，但她脸上的表情没有露出任何破绽。她把周济民说的关于经济司核准备案章的内容在笔记本上认真记下，然后换了一个话题继续提问。她不能让周济民看出来哪些信息对她最重要——审讯中被审讯者有时会利用审讯者的关注点来操纵谈话方向。在接下来的两个小时里，她逐条核对了笔记本上的数据，把涉及张启山、宋学仁、钱伯钧、范金宝四人的每一条操作细节都做了详细笔录。周济民的态度比昨天配合了不少，但对于经济司那条线索，他没有再提供更多新信息——他那边的操作链条到宋学仁为止，经济司的事宋学仁跟他说过，但他没有深究，因为他不想知道太多。
上午的审讯结束后，汪曼春回到办公室，把审讯记录从头到尾仔细看了一遍。然后她拿起电话，拨通了顾维明在走廊尽头办公桌上的分机号码。
“顾先生，你帮我查一笔账。去年十二月上旬，物资调配委员会调拨了一批西药，数量是二十箱。这批药在调拨科的调拨单上编号是多少，在仓库的出库单上编号是多少，在太仓中转站的分流记录里又是什么编号。三个编号我要全查清楚，越快越好。”
顾维明在那头翻了一阵账册和单据，过了大概二十分钟回电话过来。他的声音里带着一种发现重大线索时的克制和兴奋。
“汪处长，查到了。这批西药在物资调配委员会调拨科的原始调拨单上，编号是物调字1140号，经手人签名是赵福生——笔迹鉴定是伪造的，调拨单上只有物资调配委员会的审批章，没有经济司的核准备案章。但在太仓中转站范金宝的分流记录里，同一批药的接收单据上，调拨编号变成了物调字1155号，经手人签名还是赵福生，但多了一个经济司的核准备案章。也就是说，这批药从物资调配委员会仓库出来的时候，用的是没有经济司备案的非法手续。但到了太仓中转站之后，有人给它换了一套手续——编号改了，章也补上了，变成了一套完全合法的经济司备案手续。然后这批药在太仓分流时，接收方写的是常熟方向陆军运输队第三分队——这个单位在去年十二月底就已经撤销了，根本不存在。”
汪曼春握着话筒的手指关节泛出了白色。她深吸了一口气，然后慢慢地呼了出来，让自己恢复到正常状态后才开口。
“所以这批药实际上走了两套手续。第一套是非法的——周济民链条上的常规操作，绕过经济司伪造审批。第二套是合法的——有人在经济司内部为这批药补办了全套核准备案手续，让它看起来完全合规。但这个人没有注意到或者说不在乎的是，两套手续的单据编号不一致——调拨科用的是1140号，备案用的是1155号。这两个编号的差异就是这个操作链条上唯一的技术漏洞。”
“对。而且这个漏洞之所以没被发现，是因为物资调配委员会和太仓中转站各自保管各自的档案，两边从来不做交叉比对。调拨科的档案在宋学仁手里，中转站的档案在范金宝手里，两个人都在周济民的链条上，不会互相揭发。经济司档案室里的备案记录和两边都不发生直接接触，只在年度审计时才会被抽查。如果不是我们这次逐笔排查，这个漏洞可能永远都不会被注意到。”
汪曼春放下电话，转身看向窗外。苏州河上的雾散了，阳光透过云层缝隙照在水面上，把河水染成了一片带着金属光泽的灰绿色。她盯着那片水面看了很久，脑子里在拼凑最后的几块拼图。
毒蛇不是周济民。毒蛇不是在盗卖物资。毒蛇是在利用周济民的腐败链条，把自己的情报传递行为混入其中。周济民的人负责把物资从仓库弄出去，毒蛇负责在中途给这些物资贴上合法的标签，让它们在档案里看起来毫无问题。然后物资的信息——时间、路线、品类——被毒蛇传递给军统，军统根据这些信息在沿途截获物资。被截获的物资在周济民那里被当成损耗核销，在毒蛇那里变成了一份传递给军统的有效情报。两个人用同一条管道做完全不同的事，互相不知道对方的操作，但却在每一批物资的流转中无声地配合得天衣无缝。
毒蛇在经济司。他能拿到核准备案章。他能操作档案室里的备案记录。他能修改调拨单的编号和接收方信息。这些权限不是随便一个经济司职员能有的——必须是能在经济司核心部门任职、接触印章和档案、而且职位高到能不被日常审计怀疑的人。
汪曼春从窗前转过身，走回办公桌前。她的目光落在桌角那个相框上——那是多年前她在巴黎大学和明楼的合影。照片里她笑得很灿烂，明楼站在她旁边，一只手插在西装口袋里，嘴角带着她熟悉的那个温和而疏离的笑容。她盯着照片看了很久，然后伸手把相框翻转过去，让它面朝下扣在桌面上。
下午三点，郑耀先在76号自己的办公室里接到了一个电话。电话是陆汉卿打来的，用的是76号内部通讯线路，说的是码头工会那边盯梢的后续工作。但在例行公事的语气中，陆汉卿用暗语传递了两个信息：第一，苏北根据地已经确认收到了所有情报，新码头的破坏行动正在筹备中，预计在码头正式启用的前一晚实施。第二，军统方面通过段会计的转发也收到了情报，戴笠已经下令苏南游击队在三日内对新运输支线的两个交汇点同时发动袭击。
郑耀先听完后用同样平静的语气回复了几句关于码头工会盯梢的后续安排，然后挂了电话。他靠在椅背上，手指无意识地在桌面上敲着。两份情报都已经到达目的地，两边的军事行动都将在三日内展开。按照明楼手中那份物资调配计划草案上的实施日期，新运输网络将在两天后正式启用。如果苏北的破坏行动和军统的伏击行动同时在新运输网络启用的前后发生，日军方面会立刻意识到情报泄露了——而且是一份同时被中共游击队和军统别动队获取的最高级别情报。这意味着日军会展开一场大规模的内部排查，追查情报泄露源头。
郑耀先需要在这场排查到来之前，把军统那边的情报传递痕迹处理干净。中共这边的传递渠道是通过陆汉卿和南通段会计的地下交通线走的，全部用的备用密码和人力传递，不经过电波，相对安全。但军统那边他走的是76号内部的一条备用发报线路——这条线路藏在一个不起眼的仓库角落里，用一台只有在深夜才启用的电台。每次发报时间不超过三分钟，发完立刻拆卸藏好。但即便如此，日军电讯监测车如果在新运输网络情报泄露后对上海市区进行密集排查，还是有可能捕捉到这台电台的信号特征。
他决定暂时把军统方向的发报转入静默。等日军排查结束、风声过去之后再恢复通讯。这次情报的分量足够重，戴笠不会因为短时间内联系不上他而产生怀疑——情报本身已经证明了“风筝”的价值。
梁仲春推门进来时，郑耀先正把那份简化的新运输线路地图收进抽屉里。梁仲春脸上带着笑，手里又拎着一包吃食——今天是生煎馒头和一碗酸辣汤。他把东西放在桌上，一屁股坐到郑耀先对面的椅子上，用手帕擦着额头上的汗。
“郑副主任，老郝那边来消息了。最后一批杂货今天中午全部清空，账目已经做平，集散站暂时关门歇业。老郝说他打算回无锡老家住一阵子，等风声过了再回来。我让他先把集散站里所有跟物资调配有关的单据全部烧掉，一张不留。不管汪曼春那边查得多凶，只要查不到纸面证据，就查不到我们头上。”
郑耀先点了点头，从生煎馒头里夹了一个放在面前的碟子里，但没有立刻吃。他看着梁仲春说道：“宜兴民用集散站关了，这扇门暂时关上了。但梁处长，门关上了可以再开。关键是换一把钥匙。以前的钥匙是军用物资转民用洗白，这条路容易被查到。新钥匙是民用物资调度中夹带军用订单——用民用渠道的合法身份去做军用补给的小额订单，数量控制在损耗率以下，混在正常物流里走。等汪曼春的案子结了，我们有的是时间慢慢研究。”
梁仲春脸上的笑意更深了。他把酸辣汤端起来喝了一大口，满足地咂了咂嘴，然后放下碗，换上了一副比较正经的表情。“对了，郑副主任，有件事我得跟你说一下。童虎今天上午在虹口那边看到汪曼春从灰楼出来，一个人开车去的方向是汉口路——应该是去经济司了。你说她是不是查到经济司那边了？”
郑耀先拿筷子的手在碟子上方停顿了不到一秒，然后若无其事地夹起生煎馒头咬了一口。生煎的底壳很脆，汤汁很烫，他用舌头把汤汁顶在口腔上膛慢慢咽下去后，才开口：“汪曼春查到经济司是迟早的事。周济民的案子已经抓了物资调配委员会一整条线——从主任到仓库管理员全部涉案。这条线平时和经济司之间有那么多的物资调配往来，不可能没有牵连。汪曼春去经济司是为了核实物资调配审批流程的双重备案制度——这是她从周济民口供里挖出来的。她想查清楚哪些物资经过了经济司备案，哪些没经过。经过备案的是合法调配，没经过的是非法流失。”
“那她会不会查到你上次去经济司调阅档案的事？”梁仲春想到什么就说什么，脸上闪过一丝担忧。他现在是真的替郑耀先担心——毕竟棉布的事全靠郑耀先帮忙才摆平的，如果郑耀先出了什么事，他以后在76号就少了一个最重要的靠山。
“不会。我上次去经济司调阅的是范金宝经手的太仓线记录，用的是76号内部案件协查的名义。协查档案调阅是常规操作，在汪曼春眼里只会认为我是在配合特别调查组的排查工作，不会和任何东西扯上关系。”郑耀先说完把生煎馒头吃完，用餐巾擦了擦手指。他的语气笃定而从容，让梁仲春放下了心。
与此同时，汪曼春的确在去经济司的路上。她开的是一辆76号情报处的黑色轿车，沿着苏州河边的马路向东拐上了汉口路。这条路她走过无数次——在巴黎大学读书的时候，明楼骑着自行车带她穿过拉丁区那些石板小巷，她坐在后座上抱着他的腰，风把她的头发吹得飘起来。回国后她每次来经济司，都是开着这辆车，踩着油门，心里装着一个模糊的希望和一种说不清的苦涩。但今天她握着方向盘的手很稳，脑子里没有任何往事的影子。她今天不是作为明楼的师妹来拜访师兄，是作为特别调查组组长来核实一个关键证据。
她在汉口路停好车，推开经济司大楼的玻璃门，穿过一楼大厅时门口的卫兵认识她，敬了个礼就放行了。她上了二楼，走到档案室门口，推开了门。
明诚正坐在档案室里，和一个年轻的档案管理员一起整理一摞刚送来的核销记录档案。看到她走进来，明诚立刻站起来，脸上露出礼貌而略带意外的微笑。
“汪处长，您怎么来了？也不提前打个电话，我好让人准备一下。”
“不用准备。我就来查几份档案——去年十二月上旬物资调配委员会调拨的一批西药，数量是二十箱。我要调阅这批药在物资调配委员会的原始调拨单、太仓中转站的分流接收单、以及经济司的核准备案记录。”汪曼春的语气很平静，没有任何质问的意思，就像一个正常来查档案的调查人员。
明诚点了点头，让年轻管理员去泡茶，自己走到铁皮柜前，开始按编号查找。他的动作很从容，没有一丝慌乱。他打开一个铁皮柜，手指在一排牛皮纸档案盒上缓缓划过，抽出了其中三盒，放在桌上。然后从三盒档案里分别取出三份单据——第一份是物资调配委员会的调拨单，编号物调字1140号，经手人签名赵福生，只有物资调配委员会的审批章，没有经济司核准备案章。第二份是太仓中转站的分流接收单，编号物调字1155号，经手人签名也是赵福生，多了经济司的核准备案章。第三份是经济司的核准备案记录，编号也是1155号，上面有经济司核准备案专用章和核准备案的日期。
汪曼春把三份单据并排放在桌上，一张一张仔细看了过去。1155号的核准备案章是真的——盖章的位置、印泥的颜色、章上的字迹排列方式都和经济司其他核准备案档案上的完全一致。但在核准备案记录的经办人签名一栏里，签的是一个她不太熟悉的名字——顾维明。
顾维明在物资调配委员会的审计参考资料中曾经主动标注过宋学仁调阅赵福生签名样本的记录。汪曼春记得那份标注——正是那份标注将她的注意力引向了宋学仁。而现在，她又看到顾维明的签名出现在一批异常西药的核准备案记录上。
她抬起头看着明诚，问道：“经济司核准备案手续，一般是什么级别的职员才能经手？”
明诚想了想说：“核准备案章由经济司秘书处统一保管，每次使用都需要填写用章申请表，注明使用事由、文件编号和经办人。一般是由各科室的科长级以上职员提交申请，秘书处审核后用章。顾维明是物资调配委员会的会计师，他的级别是科员，按理说他没有直接申请使用核准备案章的权限。但有一种情况他可以例外——如果他是在配合上级领导进行审计工作时，领导授权他代办核准备案手续，那就另当别论。”
“顾维明的直接上级领导是谁？”
“顾维明是物资调配委员会财务科的会计师，他的行政编制在物资调配委员会，不在经济司。但他做审计工作的时候，受经济司审计科的临时调派，审计科的科长是他的直接领导。”明诚说到这里，像是忽然想起了什么，从抽屉里拿出一本经济司人事编制表翻了翻，补充道，“审计科科长姓周，叫周文彬。不过实际上，顾维明的工作一直是明顾问直接安排的。因为这次对物资调配委员会的审计是山本课长亲自过问的重点项目，明顾问作为首席财经顾问直接牵头，所以顾维明的审计任务全部由明顾问直接下达。”
明楼。这个名字在汪曼春心里像一块石头沉入了水底，激起了涟漪但却没有发出任何声音。她面无表情地把三份单据还给明诚，让他归档。然后她站起来，整理了一下衣领，走出了档案室。
她没有直接离开经济司，而是上了三楼，走到明楼的办公室门口。门虚掩着，里面亮着灯。她透过门缝看到明楼坐在办公桌后面，面前摊着一堆文件，正在一份物资调配表格上用钢笔逐行批注。他的姿态和以前一模一样——身体微微前倾，左手按着纸面，右手握笔的手腕悬空着缓缓移动，偶尔停下来用笔尾推一下鼻梁上的金丝边眼镜。
汪曼春在门口站了大概五秒钟，然后抬手敲了敲门框。
明楼抬起头，看到是她，脸上露出了那个她无比熟悉的温和笑容。这个笑容曾经让她在巴黎的图书馆里心跳加速，让她在回国后无数个失眠的夜里辗转反侧。但今天她看着这个笑容，只觉得自己在隔着一层很厚的玻璃看一个陌生人。
“曼春，来，进来坐。”明楼放下钢笔，站起来绕过办公桌，示意她坐到沙发上。明诚从走廊那头端了两杯茶进来，放在茶几上，然后退到一旁。
“师兄，我今天来是跟你核对几件公务上的事。”汪曼春坐下后，从公文包里拿出笔记本，翻到记录着西药调拨单编号的那一页，用公事公办的语气问道，“特别调查组在查去年十二月上旬的一批西药调拨，调拨单编号是物调字1140号和1155号。这批药在物资调配委员会走的是非法调拨流程，但在太仓中转站被人补办了经济司的核准备案手续。顾维明会计师的签名出现在了核准备案记录上。顾维明的审计工作一直是师兄你直接安排的，我想问一下，去年十二月中旬，你有没有指派过顾维明对太仓中转站的物资分流单据进行核准备案的补办工作？”
明楼听完后端起茶杯喝了一口，然后放下，脸上的表情没有任何变化。他想了大概十秒钟，然后用平稳的、带着专业严谨的语气回答：“没有。我指派顾维明对物资调配委员会的账目进行审计，是从今年三月份开始的——也就是汪处长的特别调查组成立之后，经济司接到配合调查的要求之后才正式启动的。在此之前顾维明没有接受过任何审计任务，也没有被授权办理过任何核准备案手续。如果他的签名出现在去年十二月的核准备案记录上，那我确实需要问问他——他在为谁做这些事。”
汪曼春盯着明楼的眼睛。那双眼睛在镜片后面依旧是那么清澈、平静、不带任何杂质。他说话时语气和语速完全正常，没有任何刻意掩饰的痕迹。她从他脸上读不到任何她想读到的东西。
“谢谢师兄。我会找顾维明核实情况。”汪曼春站起来，把笔记本合上放回公文包里，对明楼微微点了一下头，然后转身走出了办公室。明楼站在沙发旁边，看着她的背影消失在走廊尽头。他的脸上依旧挂着那个温和的笑容，但笑容在他转身回到办公桌前时缓缓褪去，取而代之的是一种冷静到近乎冷酷的深思。
明诚关好门后走到他身边，压低声音说：“她在查顾维明。顾维明昨天在审计报告里加进去的那条关于宋学仁的线索，帮她推进了案件，但也让她注意到顾维明和档案之间的接触关系了。她比我们预估的敏锐。”
明楼坐回办公桌前，手指在桌上轻轻敲着，眼睛望着窗外渐暗的天色。过了好一会儿才开口：“现在还不能直接找顾维明，她一离开经济司就会去找他，我们的人不能比她先到，那样反而更明显。顾维明如果被问起那批西药，他会说实话——他确实没有办过核准备案手续。那份签了他名字的备案记录是伪造的。她自己也会马上想明白这一点——顾维明是一个小科员，去年十二月根本没被任何人派去太仓，怎么可能给中转站的单据补办核准备案？她知道这一点，她也会知道伪造签名的人不是顾维明。但她会继续往这个方向深挖——顺着顾维明的线索往上推，看看他周围有没有人具有这样的操作空间。”
“如果她查到了什么，我们就——”
“不用拦着她。在这个案子里我们唯一需要做的，是在她把箭射向我们之前，让她看到的靶子足够清晰，清晰到她不会再去想还有别的靶子。”明楼从抽屉里拿出一张新的白纸，在上面写下了“宋学仁”两个字，然后在这个名字旁边写下“顾维明标注的调阅签名样本”、“小野通信中提到的太仓联系人”、“钱伯钧关于周济民更换操作人员的供词”。在宋学仁的名字下面，明楼又画了一条线，在线的那头写下“此人已经失踪，周济民的口供可将一切推至他头上”，然后放下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