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屿是被烟呛醒的。灶间的柴烟顺着门缝灌进来，混着海腥和潮气压在鼻子上，散不开。他睁眼看见头顶熏黑的木梁，梁上横两根竹竿，竹竿上晾着几件洗到发白的旧衣裳。他想撑起来，右膝一沉，酸得倒抽一口气。
“醒了？我就说你昨晚不该去船坞。”灶间那头，母亲蹲在灶前往里塞柴，头也没回，“你爸那腿是怎么废的你不记得？夜里滑成那样，你还敢往缆桩上爬。我叫你别去，你偏说去挣两毛，两毛钱能买什么，你自己算算。”
陈屿没接话，他撑在床沿上，隔着灶间腾起来的那层烟，盯着母亲的侧脸看。
那张脸瘦，颧骨上两团被海风吹出来的红，头上包着一块洗得发灰的黑布巾，鬓角有几根头发从布巾底下钻出来，贴在汗湿的皮肤上。她额角是光的，干干净净一片。他记得母亲额角有一道疤，从眉梢斜着往上，是被绞盘上崩断的钢丝缆划的，那年她四十六岁，在县医院缝了七针，缝的时候没打麻药。
“妈，”他喉咙干得发涩，“今天是几号。”
“二十九，昨天你三婶还念叨着月底要还粮票。”
“我问的是哪一年的二十九。”
母亲这才回过头，手里还捏着一把海草，看他的眼神一点点变了：“你烧还没退？八三年，六月二十九。你要是脑子不清楚就躺着别动，我去把陈医生请来。请不来也没办法，他家现在不肯赊了，上回那两块八还挂着。”
陈屿慢慢把脸转向土墙。墙上糊着的旧报纸被油烟熏成了黄褐色，边角翘起来一层一层的，报纸上头钉着一本日历，红纸边已经卷了口，上面那页印着公历六月廿九，底下一行小字是农历五月十九，再底下是宜嫁娶、忌动土。
一九八三。
他把手举到眼前，那双手瘦得能看见骨节，指甲缝里全是黑泥，虎口和掌心结着一层薄茧，是长年拉网拉出来的。他的手不是这样，他今年五十四，手掌养得白净，常年在批发市场点钱、签单、跟人握手，指头上还留着一道戒指压出来的浅印。
前一夜他从水产市场后巷绕出去，想躲一辆倒着退的三轮，脚下一滑，后脑勺磕在水泥台阶上，闷闷的一声。他仰面躺在地上，看见远处冷库门口的灯还亮着，灯底下有人在卸货，然后那盏灯就灭了。
人死了，就该什么都没有。
“你别愣着了，起来把水缸挑满。”母亲把灶门盖上，拍了拍手站起来，“你爸的药还剩三包，吃完就断了。昨天我去供销社问，人家说要凭方子才给抓，方子得让公社卫生院开，卫生院开方子要介绍信。介绍信我去大队要过两回了，队长说等他忙完这阵。”
“队长这阵子要忙到什么时候。”
“忙到什么时候我怎么知道。”母亲说这话的时候声音提上去了一点，随即又压下来，“你别问我，我一个妇道人家，我去问谁。你爸躺着，你腿也不利索，家里两个小的还在长身子。上个月粮票差四斤，我拿两斤海瓜子干去跟你三婶换的，人家换归换，眼睛可没少翻。”
里屋传来一声闷咳，咳到一半像是被什么堵住了，卡在喉咙里出不来，隔了几息才又接上第二声。
陈屿撑着床沿站起来，两只脚一落地又是一阵酸从右膝往上顶，他扶着土墙缓了几息，等那股劲退下去才敢挪步子往里屋走。里屋比外头还暗，只摆得下一张木板床，父亲靠墙坐着，半边身子歪着，左手蜷在胸前，怎么也伸不开。
他今年四十二，看着像六十。
去年冬天他跟船去外海，船老大叫他下舱清淤，舱里的缆绳断了，人被砸下去，捞上来的时候只剩半口气。命是保住了，半边身子却废了，船主先垫了药钱，转头就把这笔账记在陈家头上，前后一共两百八十块。
“爸，我给你把被角掖一掖。”
父亲抬起眼皮，嘴唇动了几下，才把一个字送出来：“屿。”
“昨天船主家是不是来人了。”
父亲的眼睛往门口那边偏了一下，没说话。
母亲跟进来，拿布给他擦嘴，一边擦一边说：“来了，站在门口没进屋，问了两句就走了。他不催，他就站在那儿看看，看看咱家还有什么。上回他看的是那台缝纫机，你三婶的。这回他看的是你爸。”
陈屿在床边蹲下来，一只手撑着床沿，蹲了很久也没再说话，屋里只听得见父亲喉咙里那点断断续续的气声。
两百八十块。母亲在滩上挖一天海瓜子，卖出去三四毛，一年到头不歇工，刨掉下雨和大潮进不去的日子，也就一百来块。这个数摆在那儿，是娘俩不吃不喝在泥里刨两年多。
前世这笔账最后是怎么完的，他记得。是他十九岁那年跟船出了一趟远海，人回来了，一条腿彻底废在船上，船主把账一笔勾了。从那以后他就走了，去了县城，在水产市场从最底下的伙计做起，一路做到自己开档口，最风光的时候手底下管三个冷库、七八辆冷藏车。后来跟人合伙，账被人做了手脚，房子车子全抵出去，走到末了连个落脚的地方都没有。
三十多年，兜了一大圈，回头看还是空的。
“我去挑水。”他说。
他挑了四趟才把水缸挑满，井在村中间，一来一回两百多步，扁担压在肩上那道旧痕上，第三趟就开始火辣辣地疼。挑到最后一趟的时候右膝已经不听使唤了，他把水倒进缸里，得扶着墙站上好一会儿才敢松手。等他把扁担靠上墙，母亲已经挎好竹篓在门口等着，手里拎一把短柄铁耙。
“今天去乱石滩。”她说，“那边人少，前几天下过雨，泥松，兴许能翻着几个大的。”
娘俩沿着海边往东走了半个钟头。乱石滩算不上什么好地方，潮水退下去露出一片黑礁石，石头缝里全是尖利的壳片，一脚踩不稳就划破皮。滩上没什么好货，肯来的人不多，常年就那么几个婆娘在边上翻泥。
母亲把篓子往石头上一放，弯腰就开始翻泥：“你别下水，那条腿泡不得凉，就在边上捡捡。捡不着也不要紧，今天挖够两斤就行，你二婶昨天说要，一斤两毛五。”
“二婶那边给的是现钱吗。”
“给一半。”母亲翻开一块石头，手伸进泥里摸了摸，“剩下一半她要拿粮票折，说她家男人在大队记工分，粮票比钱好使。我不好驳她。你三婶那边还欠着我四斤粮票没还呢，我到今天没敢开口去要，一开口就是撕破脸，往后换东西都难。这些账我心里都记着，记着也不能说。”
陈屿在礁石间慢慢走。海风把他吹得清醒了些。
他顺着礁石间的空隙往前走了几十步，脚底下踩到一块盖着青苔的石头，人往旁边一滑，右手直接撑在了一块斜着的礁石上。掌心一阵刺痛，他抬起手看，虎口底下划了道口子，不深，血一点一点往外渗。他在裤腿上抹了两下，低头去看那块把他划了的礁石。
礁石背阴的那一面，长着一片黑褐色的东西，一簇一簇挤在石缝里，根部是青灰色的软皮，顶上分出几瓣硬壳，壳是白的，边上泛着黄。整片石头的下沿都是，密密麻麻。
陈屿蹲下去，用手掰了一簇下来。掰下来的时候，那东西的根还在一伸一缩地动。
“阿屿，你蹲那儿做什么。”母亲在几十步外喊，“那底下没东西，都是笔架，扎手。你别去掰，划破了要发脓。”
陈屿捏着那簇笔架，把它翻过来，捏了捏根部的软皮。新鲜，肥厚。
村里人管这个叫笔架，从来没人捡。壳硬肉少，煮出来一股土腥味，连自家吃都嫌麻烦。老人说这是石头上长的疙瘩，除了扎脚没别的用处。
陈屿在县城水产市场干了十几年。九十年代往后，这东西在福州、厦门的酒楼里叫笔架，白灼、清蒸、盐焗，一小碟能卖出让人咋舌的价钱，后来连日本人都来收干货，霞浦这一带的滩涂被翻了个遍。
而现在是一九八三年。这片礁石上长满了它，全村没有一个人知道它值钱。
他扶着石头站起来，往滩尾那头看过去。滩上除了母亲，还有三四个采海瓜子的妇人，隔着几十步弯在泥里，谁也没往这边抬一下头。从他脚底下这块礁石起，往东一直到滩尾那道矮堤，凡是背着太阳的那一面，石缝里全是黑压压的一层，被潮水泡得发亮，一簇挨着一簇，中间连插进一根手指的空当都没有。他顺着礁石往前走了二十来步，一路走一路看，越往滩尾越密，密到分不清哪一簇是哪一簇，粗粗估下来，光眼睛能扫到的就有上千斤，这还没算涨潮时候淹在水线底下的那一大截。
他记忆里的乱石滩不是这样。他记得的是九十年代末的乱石滩，那时候这一带早被人翻烂了，从天亮掰到中午能装满半篓就算运气好，石头上剩下的净是指甲盖大的小苗，掰下来也没人收。他这些年一直想当然地以为，八十年代初无非是比那会儿多些，多个三成五成，多一倍顶了天。
他重新蹲下去，把手伸进最底下那道石缝里，指尖贴着石壁往里探，探进去半尺还没摸到头，底下还压着厚厚一层，指头抠住了掰不动，得拿凿子来。
他把手抽出来，在裤腿上甩了甩泥水。比他记着的多。多得不像话。
他把那簇笔架揣进兜里。
“妈，我问你个事。”
“你说，我听着呢。”
“镇上保和堂柜台后头那个老头，这两年还在不在。”
母亲直起腰，拿手背擦了一下额头：“在啊，怎么不在，去年我还去问过一回。你爸那药他柜上有，一副要八毛，得现钱，赊不着。我站在柜台前头算了半天，八毛是三斤米，转身就回来了。你问这个做什么，家里连一副的钱都凑不出来，你别乱想。”
“我不是要去抓药。”
“不抓药你打听他做什么，你别是又要去借钱。”
陈屿把手从兜里抽出来，摊开给她看。那簇笔架躺在他掌心里，根部的软皮还在一伸一缩。
母亲看了一眼，眉头就皱起来了：“你捡这个？我刚才怎么跟你说的，这东西扎手，划破了要发脓。你把它扔了，回头我给你找块布把手包上。”
“妈，”陈屿说，“这个能卖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