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年的时间，在医学院的校园里过得比许大茂想象中更快。
他每天的生活几乎固定成同一种节奏：
早上六点起床，洗漱，去食堂吃早饭，然后上课，课间去图书馆翻书，午饭后继续上课或做实验，晚饭后回图书馆看看到闭馆，再回宿舍睡觉。
没有周末，没有假期，就算是寒暑假也多半待在图书馆里翻那些还没来得及翻完的书。
偶尔晚上回宿舍的路上，看着路灯下自己的影子被拉长又缩短，他会在心里想一下：
自己已经在这条路上走了多久了。
四九城医学院的图书馆，是他这五年里待得最多的地方。
那里的藏书比他想象中多得多。
他第一次走进图书馆的时候，站在书架面前看了一会儿，然后抽出第一本书翻开，从第一页开始看。
他看书的速度比普通人快——记忆力好的优势在这个时候完全体现出来了，看上几遍就能记住关键内容，不需要反复翻看。
他利用这个优势，把自己能接触到的医学书籍都过了一遍：
解剖学、生理学、病理学、药理学、内科学、外科学、妇产科学、儿科学……每一本都从头看到尾，重要的段落反复看几遍，不重要的段落看一遍就过。
需要记住的内容，他都记下来了。
五年下来，他的脑子里装着的东西比刚入学时多出了不知道多少倍。
那些知识在课堂上被老师们一点一点地讲透，那些他记在脑子里的内容也跟着慢慢活过来了——不再是一行行字，而是一张张能用的图。
学中医的时候他就是这么过来的——不管懂不懂，先把上百万字的典籍全部背下来再说。
现在学西医也是一样，先把书背下来，然后等着课堂上的那些讲解像钥匙一样把锁一个个打开。
老师们都是真才实学。
他们站在讲台上，把那些他背过但没有完全理解的公式、机制、病理过程一条一条地讲清楚，偶尔停下来问一句听懂了吗，然后继续往下讲。
他在底下听着，把那些背诵过的内容跟老师讲的结合起来，一点一点地串在一起，像一条一条的河最后汇成了一片湖。
寒暑假他也从来没有真的。
每年假期他都回到济世堂，在金老先生的诊室里坐诊。
金老先生的身体一年不如一年了，走路慢了很多，说话的声音也低了一些，但只要坐在诊桌后面把手指搭上病人的脉搏，他的手还是稳的。
许大茂在旁边看诊、开方，遇到拿不准的地方就回头问师父一句，师父有时候答，有时候不答，只是抬眼看他一下，他就知道该往哪个方向再想一想了。
有时候金老先生会把六位师兄都请回来，师徒七个人围坐在正堂里，聊一整天的中西医。
有人讲最近遇到的一个病例，大家就轮流说自己的看法——学中医的师兄会从方剂入手，学西医的师兄会从化验指标入手，说着说着就开始争论起来，争到最后谁也不服谁，然后金老先生端起茶碗喝一口，慢悠悠地插一句嘴，大家就都安静了。
许大茂坐在一旁，把这些东西一样一样地收进脑子里。
五年下来，他逐渐理清了一个轮廓——中医和西医，不是谁对谁错，而是在哪个位置该用哪一把钥匙。
中医是的学问，西医是的学问。
前者把人体看成一个整体，通过望闻问切观察外在表现，用中药、针灸、推拿调整失衡的状态，目标是扶正祛邪，帮助身体恢复平衡；
后者把人体拆成器官、组织、细胞来分析，依赖化验和影像数据找到病灶，用药物、手术直接干预，目标是消除病因，把偏离正常值的指标拉回标准范围。
它们看到的是同一个身体，只是各自站在不同的角度。
中医的君臣佐使讲究配伍和辨证施治，一个人同一个病在不同阶段用的方子可能完全不同，因为身体状态在变；
西医强调有效成分的精准提取，体重和剂量匹配好就能用药，不管你是张三还是李四。
中医说你生了病是因为体内的阴阳不平衡了，治好了就能恢复健康；
西医说你生了病是因为某个指标异常了，治好了就回到正常区间。
但不管怎么说，它们最终都在做同一件事：
帮助身体自己好起来。
现代医学说支持治疗，为身体创造自我修复的条件；
中医讲扶正祛邪，核心也是扶助人体的正气。
连它们的局限也差不多。
西医把病灶切除了，身体能不能恢复还要看整体的代偿能力；
中医把方子开对了，病人的正气能不能起来还要看各人禀赋的深浅。
它们都承认同一件事：
疾病痊愈，最终靠的是身体自己的免疫力、再生能力和代偿功能。
医者的工作是清除路上的障碍，或把走偏的路引回正轨，但走完最后一段路的，还是病人自己。
真正的病人面前，中医和西医，没有高下之分，只有合不合适。
第五年末的冬天，毕业前的最后一个假期，许大茂在济世堂的诊室里帮师父看完了最后一个病人。
金老先生坐在旁边的椅子上，没有像往常一样在看医案，只是看着窗外。
冬天的太阳照在他身上，把他的影子拉得很长，落在诊室的地面上。
五年了。金老先生说了一句，像是自言自语。
许大茂应了一声。
该学的都学了。剩下的你自己慢慢磨。金老先生站起来，拄着拐杖走到门口，回头看了他一眼，你比我会走得更远。
许大茂看着师父的背影，没有接话。
诊室里的药香还跟以前一样，混着冬天干燥的气息，熏得人鼻子微微发酸。
他在诊桌后面坐了一会儿，然后把桌上的脉枕收好，把纸笔归拢整齐，站起来关上了门。
窗外的阳光还照在院子里，石榴树的叶子已经落光了，光秃秃的枝丫上挂着一片还没被风吹走的枯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