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四年的冬天，北京干冷的北风似乎也吹不散围绕在我身边的热度。
《红星一号》的持续热卖和《明朝那些事儿》引发的争议与畅销，让我这个“十岁天才”的名声如同投入湖面的石子，涟漪不断向外扩散。
生活的表层依旧维持着固有的节奏。晨跑、去红星“上班”、泡图书馆、偶尔去出版社商讨书稿。
但在水面之下，暗流愈发汹涌。
邀歌的、约稿的、寻求合作的信件和电话，开始雪片般飞向红星生产社和人民文学出版社。
陈健添先生和聂震宁副总编辑，不约而同地成了我的“防火墙”。
陈先生乐见其成，但更懂得细水长流的道理。
他替我婉拒了大部分商业演出和综艺节目的邀请，理由是“孩子年纪小，学业为重”。
但他也开始更有计划地利用我的“创作能力”，为旗下其他艺人量身打造歌曲，进一步巩固红星在原创音乐领域的地位。
同时，他也开始带着我出席一些圈内的高端聚会，将我引荐给更多音乐制作人、乐评人和媒体大佬。
“浩彣，记住，在这个圈子，人脉有时候比才华更重要。”在一次宴请某位资深乐评人的饭局上，陈先生低声提点我。
我点点头，举起手中的果汁，模仿着大人的样子，说着得体而谦逊的场面话。
我那与年龄不符的沉稳和偶尔迸发的惊人见解，往往能让这些见多识广的圈内人印象深刻。
而在出版社那边，聂老则更像一位护犊子的师长。
面对学界一些对《明朝那些事儿》不够严谨的批评，他并未一味让我妥协修改，而是鼓励我坚持自己的风格，同时也在一些关键的历史节点和史实引用上，请社里的老编辑帮我严格把关，做到“大处不虚，小处不拘”。
“有争议是好事，说明你打破了窠臼。”聂老在一次审稿会后对我说，“但要立得住，光靠新奇不行，底子还得扎实。浩彣，你的阅读量和知识储备，要跟上你名声增长的速度。”
我深以为然。名声是一把双刃剑，它可以放大你的优点，也能暴露你的浅薄。
我将更多的时间投入到阅读和学习中，不仅是历史，还有哲学、社会学，甚至开始自学英语，试图理解更广阔的世界。
脑中的“AI外挂”让我的学习效率远超常人，但那种知识内化后带来的底气和视野的开阔，是任何外挂都无法替代的。
就在我忙于应对京城带来的声名与压力时，一股来自南方的风，悄然吹至。
十二月初的一天，陈健添先生神神秘秘地把我叫到他的办公室，脸上带着一种混合着兴奋和算计的笑容。
“浩彣，有个好消息！”他递给我一份传真件，上面是繁体字，“台湾滚石唱片，通过关系找到我们，想邀歌！”
滚石！我的心猛地一跳。这可是华语乐坛的巨擘，旗下巨星云集。
在九十年代，港台音乐对内地有着巨大的影响力，能被滚石邀歌，对任何音乐人来说都是一种极高的认可。
“他们点名要你创作！”陈先生压低声音，难掩激动，“据说是他们的制作人偶然听到了《蓝莲花》，惊为天人，辗转打听到作者是你。他们正在为一位姓任的歌手筹备新专辑，希望你能为他写一首主打歌级别的作品。”
姓任的歌手？我脑海中立刻浮现出一个名字——任贤齐。
此刻的他，应该在滚石旗下苦熬资历，尚未真正大红。
而我知道，他缺的，就是那一首能让他一飞冲天的代表作。
“任贤齐？”我试探着问。
陈先生惊讶地看了我一眼：“你知道他？”
“听过他一些歌，声音条件很好，有辨识度。”我含糊地解释，心中已然有数。是时候让《心太软》提前问世了。
“这个邀约，接不接？”陈先生征求我的意见，态度已然是平等的合作伙伴。
“接！”我毫不犹豫，“这是一个机会，让我们的音乐走出去的机会。”
当晚，我在招待所的房间里，借着台灯，将《心太软》的旋律和歌词“回忆”并工整地誊写下来。
这首歌旋律简单上口，歌词直白戳心，几乎是为此时尚未遭遇情感挫折、但嗓音温暖中带着一丝憨直的任贤齐量身定做。
我将曲谱交给陈先生时，他哼唱了一遍，眼神有些复杂地看着我：“浩彣，你这创作……也太快了。而且，这首歌的风格，和《蓝莲花》完全不同……”
我笑了笑：“你不是常说，音乐人应该尝试不同风格吗？我觉得这首歌，应该能火。”
陈先生将信将疑，但还是将曲谱传真了过去。
几天后，滚石那边传来了热烈的反馈，对方制作人对《心太软》赞不绝口，当即拍板采用，并开出了在当时堪称优厚的买断价格。
陈先生代表我与对方进行了几轮谈判，最终不仅达成了交易，还以此为契机，初步建立了红星生产社与滚石唱片的联系。
这件事，像一块投入平静池塘的石头，在红星内部也激起了波澜。
师兄师姐们看我的眼神，除了以往的亲近，更多了一丝敬佩。
能写出《蓝莲花》这样充满人文气息的作品，又能创作出《心太软》这样市场潜力巨大的流行金曲，这种跨越风格的创作能力，让他们真正意识到了我的“可怕”潜力。
然而，音乐的南风刚吹拂而过，文学的“星火”也开始了它的燎原之势。
一个周末，我照例去出版社。聂老见到我，脸上带着一种神秘的笑容。
“浩彣，给你看样东西。”他递给我几封信件，信封来自天南海北，有上海、广州、西安，甚至还有香港。
我疑惑地打开。这些竟然是读者来信！
有的信来自大学生，激动地告诉我他们如何因为《明朝那些事儿》爱上了历史，寝室里如何争相传阅；有的信来自中学老师，感谢我提供了一种新的历史教学思路，学生们上课积极性大大提高；还有一封信来自一位退休的历史学教授，虽然信中批评了我的部分表述不够严谨，但最后也承认，我的书“在激发公众历史兴趣方面，功不可没”。
看着那一行行或娟秀、或潦草，却充满真诚的文字，我的眼眶有些湿润。
这是一种不同于版税数字和销量排名的成就感，是一种直接的心灵碰撞。
我知道，我写下的文字，真正地影响了一些人，触动了一些人。
“这才只是开始。”聂老欣慰地看着我，“随着加印和后续册数的出版，这样的信会越来越多。浩彣，记住这种感受，这是一个作者最宝贵的财富。”
更让我意想不到的是，文学的星火，也燃到了音乐圈。
一天晚上，我和郑钧、许巍等几个师兄在中戏附近的小馆子吃饭。
几杯啤酒下肚，气氛活跃起来。
郑钧突然拍着我的肩膀，大声说：“耗子（他们给我起的外号），你那本《明朝那些事儿》我看了！真他妈带劲！比那些正儿八经的历史书好看多了！”
许巍也点点头，眼神清澈：“里面有些话，写得真好。比如那句‘所有的坚强，都是柔软生的茧’，我琢磨了很久。”
我有些愕然，没想到他们也会看我的书。
郑钧灌了一口啤酒，兴致勃勃地说：“我们最近在筹备新专辑，正缺一首有历史厚重感、又能吼出点劲儿的歌。耗子，你既然能把明朝写得那么活，能不能也给哥们儿整一首？要那种……站在荒漠里，冲着老天爷喊不服的劲儿！”
我心中一动，脑海中瞬间浮现出那首《回到拉萨》。
这首歌，本就是郑钧的代表作之一，充满了对西藏那片神秘土地的向往与生命的呐喊，其精神内核，与我书中试图表达的打破束缚、追寻自由确有相通之处。
我沉吟片刻，没有立刻答应，只是说：“钧哥，我试试看。有点感觉，但还得琢磨琢磨。”
郑钧大手一挥：“不急！你慢慢琢磨，哥信你！”
这次偶然的交流，让我意识到，音乐与文学，在我身上并非割裂的两个世界。
它们可以互相滋养，互相激发。我笔下的历史人物，他们的挣扎、坚守与豁达，或许正是许多音乐人试图在旋律中表达的情愫。
南风的邀约，读者的来信，师兄的请托……这一切都像不断添加的柴薪，让“田浩彣”和“口四文三”这两团火，燃烧得愈加旺盛。
九四年的日历即将翻过最后一页。站在岁末的节点回望，这半年如同梦幻。
我从一个蛰伏小镇、默默积蓄力量的孩童，一跃成为在音乐和文学两个领域都崭露头角的“名人”。
然而，我内心却异常清醒。
我知道，这一切的基础，很大程度上源于我脑中的“先知”。
《心太软》会火，《回到拉萨》会成为经典，这在我“记忆”中是必然。
我所做的，不过是选择了恰当的时机，将它们“搬运”到这个时空。
这种“必然”带来的成功，在初始阶段是强大的助推器，但也可能成为依赖和陷阱。
我不能永远只做一个“搬运工”。
如何将“先知”与这个时代的真实脉搏、与我自身的真实成长更好地结合，创作出真正属于“这个我”的作品，是摆在我面前更深远的课题。
京城冬夜的寒风凛冽，招待所的窗户上凝结着冰花。
我伏在案前，一边整理着《明朝那些事儿》第二册的手稿，一边在五线谱上勾勒着《回到拉萨》的旋律雏形。
南风已入弦，星火正燎原。
前路漫漫，而我，才刚刚热身完毕。真正的征程，或许才要开始。
注：
《心太软》任贤齐演唱；由小虫作词、作曲；收录于任贤齐1996年12月24日由滚石唱片发行的同名音乐专辑《心太软》中。
《回到拉萨》是郑钧作词、作曲并演唱的歌曲；收录于郑钧1994年6月1日发行的《赤裸裸》专辑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