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晨六点半，老街醒了。
不是那种喧闹的苏醒，是带着试探的小心翼翼。刘奶奶拉开卷帘门的声音格外轻，张老师扫院子的动作格外慢，连卖豆腐脑的老王推车经过时，车轮压过青石板路的动静都刻意放轻了。整条街像刚从一场大病里缓过来的人，每动一下都要确认自己还疼不疼。
林深和红英抱着那个油布包裹从西头走回来时，晨光正斜斜地切过屋檐，把他们的影子拉得很长。街坊们从窗户里、门缝里看见他们，没人问，只是默默点头。那种点头里包含着很多东西：信任，担忧，还有“需要我们做什么就开口”的沉默承诺。
回到张老师家时，客厅里的老人们大多已经醒了。陈秀兰煮了一大锅白粥，就着昨晚剩的腌萝卜，大家安静地吃早饭。没有人提夜里的事，但空气里飘着一种心照不宣的凝重——像暴雨前低垂的云。
小穗从防空洞上来了，眼圈发黑，但眼睛亮得吓人。她看见林深手里的包裹，什么也没问，只是接过，小心地放在桌上。
“苏姨呢？”林深问。
“在下面守着刘爷爷。”小穗轻声说，“苏姨让我告诉你：别急着决定。有些决定做了就回不了头了，得想清楚自己能不能走到头。”
这是苏芮式的提醒：不是阻止，是让你确认决心。
林深点点头，在桌旁坐下。他打开包裹，拿出木盒、信，还有那张“护童册补遗”的纸。老人们放下碗筷，围拢过来。晨光透过窗帘缝隙，正好照在那些木牌上。几十块小木牌，每块都刻着一个名字，那些名字在光里像有了生命，仿佛随时会从木牌里走出来，重新变成活蹦乱跳的孩子。
“吴守义……”刘奶奶拿起一块木牌，手指颤抖地抚过上面的字迹，“我嫁到老街那年，他还是个壮年人。整天背着手在街上转，谁家孩子病了，他比人家亲爹还急。后来他儿子出息了，要接他去城里享福，他死活不去，说‘我得守着这条街’。”
她抬头，眼眶发红：“原来他一直守到了最后。”
张老师展开那封信，戴上老花镜，一字一句地读出声。读到“老街之魂，在童”时，他停顿了很久，像被这句话的重量压住了喉咙。
读完信，客厅里沉默了很久。只有远处传来的鸟鸣，和锅里白粥咕嘟的声音。
“所以现在，”李哥最先打破沉默，“我们得算那个数？老街现在还有多少个孩子？”
问题很简单，答案却不简单。
什么是孩子？十八岁以下？还是只要在父母眼里永远是孩子的都算？那些意识破碎但身体还活着的人呢？那些已经离开老街但在别处生活的人呢？
“吴老信里说‘老街现存孩童数’。”红英指着那行字，“他写这封信是1986年，那时候老街的孩子，现在最小的也三十多岁了。他指的‘现存’，应该是写信时还在老街的孩子。”
“但陈聿留密钥是最近的事。”林深说，“她说的‘老街所有孩子的生日’，应该包括了那些孩子长大后的后代。而且……”
他顿了顿，看向窗外：“而且可能还包括了那些‘新来的孩子’。”
所有人都明白他指的是什么：倒悬屋收留的那些意识碎片。那些破碎的记忆里，有很多是属于孩子的——某个七岁生日的蛋糕，某次小学运动会的冲刺，某年冬天堆的第一个雪人。这些记忆虽然脱离了原来的身体，但它们还在，还在菌丝网络里闪烁，还在等待被完整地记起。
那么，它们算孩子吗？
“得有个标准。”张老师摘下眼镜，揉了揉眉心，“否则算出来的数字没有意义，当不了密钥。”
陈秀兰突然开口：“我觉得……孩子不是按年龄算的。”她声音很轻，像怕吵醒什么，“我照顾阿青这些年，有时候他睡着的样子，还像我们刚结婚时那样。那时候他也是个孩子，会为了看场电影高兴好几天，会因为我给他织了条围巾就得意地到处炫耀。”
她顿了顿，眼泪掉下来：“所以在我这儿，阿青永远是个孩子。哪怕他老了，糊涂了，躺在那儿动不了了，他也是我的孩子。”
这话让所有人都安静了。晨光在客厅里移动，从桌面移到墙上，照亮了墙上的老照片——那些已经泛黄的笑脸。
“那就按‘被当作孩子守护的人’来算。”红英说，“不管年龄，不管在哪儿，只要还有人把他们当孩子一样记着、护着，就算。”
这个标准很主观，但也许正因为主观，才真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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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午八点，普查开始了。
没有表格，没有问卷，只有口耳相传。刘奶奶搬了把椅子坐在自家门口，纳着鞋底，跟路过的每个老街坊聊天：
“他婶，你家小孙子在南京读大学对吧？生日是几月几来着？”
“王大哥，听说你闺女去年添了个外孙女？啥时候生的？名字取了没？”
“赵姨，你那个在深圳的侄子，过年回不回来？他小时候最爱吃我做的糖饼……”
问题很家常，回答也很家常。没有人怀疑什么，只当是老街老太太又在收集“谁家孩子有出息”的谈资。但刘奶奶手里有个小本子，每问出一个生日、一个名字，她就在本子上记一笔——用只有她自己看得懂的符号。
另一边，张老师在整理学校的学生档案。虽然是周末，但他以“整理校友录”的名义回了学校。档案室里灰尘飞扬，阳光从高窗射进来，照出空气中漂浮的无数细小颗粒。他翻开那些已经泛黄的花名册，从1950年建校开始，一年一年往下翻。
有些名字后面备注了“已故”，有些写了“迁出”，还有些只留下一个名字，后面什么都没有，像断了线的风筝。张老师把每个名字都抄下来，包括那些备注——他觉得，吴守义说的“现存”，可能也包括这些活在别人记忆里的名字。
李哥的任务更特殊：他骑着自行车，把老街所有还在营业的店铺都跑了一遍。不是买东西，是“看”：看每家店里有没有孩子的照片贴在墙上，看店主接电话时会不会提到“我家那小子”，看那些送货的、修水电的、送快递的年轻人里，有没有老街出去的孩子。
他假装闲聊：“张老板，你这店里新招的小伙计挺精神啊，谁家孩子？”
“哦，东街老陈的外孙，高中毕业没考上大学，先在这儿干着。”
“哪天生日啊？看着面善，说不定跟我儿子一天生的。”
“八月初六，属马的……”
这些碎片化的信息，通过老街那套原始的暗号系统汇总：张老师在阳台晾出三件不同颜色的衣服，代表“学校档案整理完毕”；李哥在街口修车摊多待了半小时，代表“商铺信息收集完成”；刘奶奶在门口多摆了两盆花，代表“街坊口述记录完毕”。
而在防空洞里，另一项工作也在同步进行。
小穗连接着菌丝网络，调出所有意识碎片的档案。她和苏芮一起，一个碎片一个碎片地“看”——不是用眼睛，是用共鸣去感受那些碎片里保存的记忆内容。
“这个碎片……”小穗闭着眼睛，眉头微皱，“记忆里有一片油菜花田，有个小女孩在田埂上跑，摔倒了，哭了两声又自己爬起来。应该是……应该是春天，因为油菜花开得很旺。”
“几岁的样子？”苏芮轻声问。
“跑起来还摇摇晃晃的，大概三四岁。”
“那就算一个孩子。”苏芮在本子上记下，“碎片编号多少？”
“041。”
“下一个。”
她们用这种方式，从七百多个碎片里，筛选出那些属于儿童时期的记忆。有些很完整：一次生日派对，一次春游，一次获奖。有些很零碎：妈妈哼的摇篮曲，爸爸胡茬扎脸的感觉，外婆做的桂花糕的味道。
每一个被确认的“孩子记忆”，苏芮就在本子上记下一个编号。她的笔迹很稳，但手在微微颤抖——因为她在经历的，不是数据统计，是七百多段人生的切片。有些切片很甜，有些很苦，有些还没开始就已经结束了。
“这个碎片……”小穗的声音突然哽了一下，“记忆里只有黑暗，和很疼的感觉。有人在哭，在说‘对不起，妈妈没保护好你’……”
她睁开眼睛，眼眶通红：“是个还没出生的孩子。妈妈流产了，但妈妈一直记得他。”
苏芮沉默了很久，然后在本子上写下：碎片219，胎龄6个月，未命名，母亲记得。
“算吗？”小穗问。
“算。”苏芮的声音很轻，但很坚定，“只要被记住，就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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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午十二点，所有数据在老街地下防空洞汇聚。
林深、红英、小穗、苏芮，还有被悄悄接下来的几位老人代表——刘奶奶、张老师、陈秀兰、李哥。防空洞里光线昏暗，只有菌丝网络发出的淡金色微光，和几盏应急灯。墙上沈铭的纪念墙静静立着，那些名字在微光中若隐若现。
桌上摊着四份记录：
刘奶奶的口述本，密密麻麻写满了符号和简写。
张老师的校友名录，厚厚一沓，从1950年至今。
李哥的商铺走访记录，零散但鲜活。
苏芮和小穗的意识碎片清单，每一个编号后面都附着一小段描述。
“开始核对吧。”林深说，“重名的合并，确认已经离世的标记，还在世的统计，下落不明的单独列出来。”
这是一项繁琐到令人绝望的工作。没有电脑辅助，全靠人力。几个人分工：红英和张老师核对校友名录和口述记录，刘奶奶和李哥确认商铺信息，苏芮和小穗整理碎片清单，林深负责汇总。
时间在昏暗中流逝。应急灯的电池换了一次，带来的干粮和水消耗了大半，但没有人喊累。因为随着一个个名字被确认、被归类，一种奇异的感觉在防空洞里弥漫开来——
他们在清点一条街的血脉。
那些或熟悉或陌生的名字，那些或长或短的人生，那些或甜或苦的记忆，像无数条细小的溪流，正在这里汇聚，即将汇成一条河。
下午三点，初步统计完成。
林深在墙上的白板写下几个数字：
“老街在册孩童（含已成年）：287人
其中：健在214人，已故59人，下落不明14人
意识碎片中的‘孩子记忆’：89个
其中：可对应到具体人的37个，无主碎片52个”
他看着这些数字，突然明白了吴守义那个算式的深意：“所有节气日孩子生日之和 ÷ 老街现存孩童数 x 100”。
节气日孩子，指的是那些在特定节气日出生的孩子——护童册补遗上标记的那些。他们的生日之和，是一个具体数字。除以“老街现存孩童数”——这个数字不是固定的，它取决于老街还有多少人记得这些孩子，还在守护这些孩子。
所以密钥是动态的，是会随着记忆的存续而变化的。
这不再是简单的密码，是一种宣言：只要还有人在记着、护着，老街的血脉就不会断，真相就永远能被打开。
“现在的问题是这个。”红英指着白板上的“老街现存孩童数”，“按什么标准算？只算还活着的214人？还是加上已故但被记得的59人？还是连那些无主碎片也算上？”
“如果算上所有被记得的，”小穗轻声说，“那数字就是214+59+52=325人。”
“如果只算活着的，就是214人。”张老师说。
“如果算上所有曾经存在过的，”刘奶奶的声音在昏暗中有种奇特的穿透力，“那得从老街有记载开始算起，恐怕得上千了。”
选择哪个数字，决定了密钥是什么，也决定了他们如何看待“存在”这件事。
防空洞里安静下来。菌丝网络的光在墙壁上缓缓流淌，像无声的河流。
苏芮突然开口：“你们知道沈铭为什么把倒悬屋建在这里吗？”
所有人都看向她。
“不是因为这里隐蔽，也不是因为这里有现成的空间。”苏芮转动轮椅，面向纪念墙，“是因为这下面，是老街的老坟场。”
这话让所有人都怔住了。
“清末的时候，老街死了很多人，瘟疫，战乱。没地方埋，就都埋在这一片。后来建防空洞，挖出好多白骨。再后来城市建设，坟场被填平，上面盖了房子。但沈铭说，有些东西是填不掉的。”
她的手轻轻抚过墙上一块没有名字的电路板：“所以他在这里建了这面墙。他说，倒悬屋不仅要收留还活着但被忘记的人，也要收留那些死了很久、连名字都没留下的人。因为记忆没有保质期，只要还有人愿意记着，死了的人就还‘在’。”
她转头，看向白板上的数字：“所以我的答案是：都算。活着的，死了的，记得清的，记不清的，只要曾经在这条街上哭过、笑过、被爱过、被守护过——都算。”
这个答案很重，重到让空气都凝固了。
但也很轻，轻到像一声叹息。
林深拿起笔，在白板上写下最终的数字：325。
然后用这个数字，去计算吴守义留下的算式。节气日孩子的生日之和，他们已经从护童册补遗上算出来了：一个很长的数字。除以325，再乘以100。
计算器屏幕上的结果跳出来时，所有人都屏住了呼吸。
那是一串十六位的数字，看起来毫无规律。但它就是钥匙，能打开陈聿藏在云存储里的证据。
“现在怎么办？”李哥问，“用这个密钥登录云存储？会不会被追踪？”
“会被追踪。”红英肯定地说，“协会现在肯定监控着所有可疑的数据访问。一旦我们登录，位置会立刻暴露。”
“那就让他们暴露。”一个声音从防空洞入口传来。
所有人转头。
是陈秀兰。她不知什么时候上去了又下来，手里抱着一个铁皮饼干盒——就是昨晚装老照片的那个。她把盒子放在桌上，打开。
里面不是照片，是一沓厚厚的、手写的信。
“这些是阿青生病前写的。”陈秀兰的声音很平静，但眼眶通红，“他那时候就知道自己可能会忘事，所以把重要的事都写下来。有给我写的，有给老邻居写的，还有……给协会写的举报信。”
她抽出最下面一封信。信封已经泛黄，上面写着：“致未来可能调查‘遗产守护者’的人。若见此信，我已不能亲口陈述，但所写皆为事实。——老街居民，陈阿青”
信的内容，是阿青当年作为建筑工人，参与修建“协会数据中心”时的见闻：他看见地下有隐藏的实验室，看见有穿白大褂的人用奇怪的设备给人做检查，看见有人被送进去时还好好的，出来时眼神就空了。
“阿青就是因为看见这些，才被盯上的。”陈秀兰的眼泪终于掉下来，“他们给他用了什么药，他就慢慢开始忘事。但他忘之前，把这一切都写下来了。”
她把信推到桌子中央：“这些，加上陈聿的证据，应该够了。”
林深拿起那封信。纸很脆弱，字迹因为手抖而歪歪扭扭，但每一笔都写得很用力，像要用笔尖把真相刻进纸里。
“可是怎么送出去？”小穗问，“协会现在肯定封锁了所有通道。”
“不用送出去。”苏芮说，“让证据自己‘长’出去。”
所有人看向她。
“菌丝网络现在连接着新城的意识共鸣网络。”苏芮看向墙上流动的光，“孙薇在的时候，这个网络能传递情感和记忆。那能不能……传递证据？”
红英的眼睛亮了：“你是说，把证据数据转换成意识频率，通过共鸣网络扩散出去？”
“像撒种子。”苏芮点头，“让每一个接入网络的人，都在潜意识里接收到这些数据碎片。不需要他们立刻理解，只要种子种下了，总有一天会发芽。”
这个想法大胆到近乎疯狂。但在这个昏暗的防空洞里，在这个被遗忘的老坟场上方，疯狂似乎是最合理的选择。
“那就做。”林深说，“红英，你负责把证据数据转换成频率。小穗，你调整菌丝网络的输出模式。李哥，你带人守住所有入口。张老师、刘奶奶，你们回地面去，稳住老街的日常——不能让协会察觉到异常。”
“我去哪儿？”陈秀兰问。
林深看着她，又看了看她手里的饼干盒：“你留在这儿。这些信……得由你来念。用你的声音，把这些字读出来，录进去。因为只有你念的时候，这些字才有温度。”
陈秀兰用力点头，眼泪止不住地流，但嘴角在努力上扬。
分工完毕，人们各自行动。防空洞里响起设备启动的嗡鸣，键盘敲击的哒哒声，还有陈秀兰压抑的、带着哭腔的朗读声：
“尊敬的调查人员，我是老街居民陈阿青。1987年5月，我作为建筑工人参与协会数据中心地下三层施工时，目睹以下异常情况……”
声音在防空洞里回荡，撞在墙壁上，又弹回来，像是无数个阿青在同时诉说。
林深站在纪念墙前，看着墙上那些发光的名字。沈铭的，吴守义的，还有那些不知名的人。他想，也许从一开始，这一切就不是巧合。从沈铭选择在这里建倒悬屋，从吴守义藏起护童册，从陈阿青写下那封信，从孙薇点亮共鸣网络——所有这些看似孤立的事件，其实是一条河的不同段落。
而现在，这些段落要汇在一起了。
要成河了。
要流向该去的地方了。
墙上的光，突然亮了一瞬。
像在回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