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月十八的午后，阳光斜斜地切进病房，在白色床单上划出一道明晃晃的光带。顾慎之靠在床头，手里拿着本德文期刊，金丝眼镜滑到鼻梁中间。他没在看，目光落在窗外某处，很空。
我坐在窗边削苹果。水果刀很薄，刀刃划过果皮时发出细微的沙沙声。皮削得很小心，一圈一圈，连成长长的一条。
“削得挺完整。”他的声音从床边传来。
“傅文佩女士教的。”我说，“她说苹果皮不断，愿望就能成真。”
“那你现在许了什么愿？”
刀子突然一滑，皮断了。我看着那截掉进垃圾桶的果皮，没说话。
削好的苹果递过去。他接过，咬了一小口，咀嚼得很慢。喉结上下滑动时，脖颈侧面那道淡白的疤痕就跟着起伏——那是上次没注意到的，藏在衣领下面，平时看不见。
病房里很静。窗外的市声远远传来，像隔着一层棉布。
我把水果刀折好放回口袋。金属碰到布料里的东西——是前天那根棍子上的木屑，当时下意识抓了一把，忘记扔了。
“顾慎之。”我叫他。
他抬眼。
“你肩上那道疤，”我指着自己的左肩胛位置，“是民国二十一年在北平留下的？”
他咀嚼的动作停了。病房里的空气好像突然变稠了。
过了很久，久到窗外的阳光又挪了一寸，他才咽下苹果：“为什么问这个？”
“猜的。”我说，“那道疤边缘太整齐，是利器划的。但又不是刀——刀口会更干净。是刺刀吧？磨得不太好的刺刀，刃口有毛刺，所以伤口愈合后边缘不光滑。”
他放下苹果，拿起水杯。喝水的动作很慢，喉结再次滚动，那道疤痕像活物一样蠕动。
“你观察得很细。”水杯放回床头柜时，发出轻微的碰撞声。
“因为你身上这样的伤太多了。”我看着他的眼睛，“右腰那个圆疤是烟头烫的。但烟头烫伤通常是慌乱中按上去，边缘不规则。你这个太圆了，像是……被人故意按着，转了一圈。”
他的手指无意识地摸向腰间，隔着病号服，在那个位置轻轻按了按。
“还有左肋下那道。”我继续说，“斜着上去，从后腰到肋骨。要是再偏两寸，就扎进肺里了。那是去年的事？在南京？”
水杯里的水晃了一下。
“你怎么知道是南京？”他的声音很平，但太平了，像绷紧的弦。
“猜的。”我说，“去年三月你去南京开学术会议，回来时衬衫袖口有血渍。你说是不小心划伤的，但伤口在左手腕，你惯用右手，怎么会划到那里？除非是别人伤的。而且……”
我顿了顿：“而且那次你回来后，有一个多月没写专栏。林编辑问起，你说在整理资料。但你的书房里，那段时间多了很多南京的报纸，上面有些新闻被红笔圈出来了——都是跟贪污案有关的。”
病房里的光线暗了些。一片云遮住了太阳。
顾慎之摘下了眼镜，用病号服的衣角慢慢擦拭镜片。这个动作他做了很久，久到那片云飘走了，阳光重新涌进来，在他脸上跳动。
“陆依萍，”他重新戴上眼镜，镜片后的眼睛很清晰，“你比我想象的还要敏锐。”
“不是我敏锐。”我说，“是你藏得不够好。或者说……你根本没想藏。”
他笑了，那笑容很淡，淡得像水面的波纹，一晃就散了。
“民国二十一年，北平。”他开口，声音很轻，像在说别人的事，“冬天，零下十五度。我们在印传单，油墨冻住了，要用手焐热。军警来的时候，我正在窗边晾刚印好的那一批。看见他们从街口冲过来，刺刀在雪地里反光。”
他的手指在床单上无意识地划着，划出一道道看不见的线。
“我跳了窗。二楼，下面是堆煤的棚子。刺刀划过来时，我正往下跳，没完全躲开。”他指了指左肩，“就是那道。”
“为什么跳窗？”我问。
“因为炉子里还有没烧完的传单，井里还有拆散的油印机。我不能被抓，抓了，那些人就都完了。”
他说“那些人”时，语气很平常，像在说“那些书”“那些纸”。
“后来呢？”
“后来在雪地里跑了三条街，血滴在雪上，红得刺眼。躲进一个废弃的院子，用雪捂着伤口，等天黑。”他顿了顿，“那天真冷啊，冷到觉得血都要冻住了。”
病房里又安静下来。远处有护士推着药车经过，车轮碾过地板，发出咕噜咕噜的响声。
“那烫伤呢？”我问。
“在监狱里。”他说得很简单，“关了三个月。审问的时候，有人不耐烦。”
“为什么进去？”
“抗日救亡运动。”他抬起右手，手腕内侧也有一道淡白的疤，“这是手铐磨的。那时候用的铐子粗糙，动一下就磨破皮。久了，就留下印子。”
我看着他手腕上那道疤。很细，但很深，像刻进去的。
“南京那次呢？”我听见自己的声音有些干。
“调查一桩粮食贪污案。”他说，“有人把军粮倒卖了，前线的士兵在吃掺沙子的米。我跟了三个月，证据快齐的时候，被发现了。”
他的手指移到左肋下：“这一刀，是警告。意思是再查下去，下次就往心口捅了。”
“然后呢？”
“然后？”他笑了，这次笑得真实些，“然后我伤好了，继续查。两个月后，那批人全进去了。”
他说得轻描淡写，像在说“今天天气不错”。
但我看见他说话时，左手不自觉地护在肋下，像是那里还在疼。
窗外的阳光又斜了些，从床尾移到墙上。墙上的挂钟指向下午三点，钟摆不紧不慢地摇晃。
“顾慎之。”我叫他。
他抬眼。
“你到底有几个身份？”我问，“教授？作家？还是……别的什么？”
他沉默了很久。久到我都以为他不会回答了。
“公开的，是教授，是钟夜。”他终于开口，“半公开的，是几个进步组织的顾问，是《新女性》的特约撰稿人。不公开的……”
他顿了顿，看着我的眼睛：“有些事，知道得越少越好。”
“但我已经知道了。”我说，“从你帮我查陆家开始，从你总能拿到那些拿不到的资料开始，从你身上这些伤开始——我就知道了。”
他摘下眼镜，又擦。这次擦得很用力，指节都发白了。
“现在国共合作抗日，”他的声音低下来，“有些事可以放到明面上做。但有些事……还是要小心。陆依萍，你明白吗？”
我明白。
太明白了。
明白为什么他总是行踪不定，为什么他总有那些“朋友”，为什么他愿意帮我这个几乎陌生的人，为什么他身上背着这么多伤还笑得出来。
“你怕吗？”我问。
“怕。”他说得很快，很坦然，“但怕也得做。北平那会儿，我们有个同志说过一句话——要是连我们都怕了，那还有谁往前走？”
这话像块石头，砸进心里，荡开一圈圈涟漪。
“陆家的事，”我换了个话题，“也是你要做的‘事’吗？”
“开始不是。”他摇头，“开始只是帮你。后来发现，陆振华牵扯的人太多。扳倒他，不只是帮你报仇，也是……清理一些蛀虫。”
“蛀虫？”
“嗯。”他重新戴上眼镜，“军队的，政府的，商界的。他们像藤蔓一样缠在一起，吸这个国家的血。砍断一根，其他的会疼，会乱，会暴露更多。”
他说这话时，眼神很冷。那种冷不是冷漠，是像刀锋一样的冷，锐利，清醒。
“所以你帮我，也是在帮你自己？”我问。
“互相帮忙。”他纠正，“你给了我一个切入点，我帮你讨回公道。很公平。”
公平吗？
也许吧。
但那一棍子砸在他背上的时候，可没什么公平不公平。
“你的伤，”我换了个话题，“医生说要养一个月。但你等不了那么久，对吧？”
他愣了一下，随即笑了：“你怎么知道？”
“猜的。”我说，“你床头那本德文期刊，里面夹着张去南京的车票。正月二十二，下周三。”
他的笑容淡了：“你翻我东西？”
“没翻。”我说，“早上护士换药时，期刊掉地上了，车票滑出来的。”
他没说话，只是看着我。阳光从他背后照过来，给他的轮廓镶了层金边，但脸在阴影里，看不清表情。
“非去不可？”我问。
“非去不可。”他说，“有个会，很重要。”
“跟那些‘事’有关？”
他沉默，算是默认。
病房里的挂钟滴答滴答地走。每一声都像踩在心上。
“顾慎之。”我又叫他。
“嗯？”
“不管你有几个身份，不管你在做什么，”我说，“你是我的朋友。这点不会变。”
他怔住了。眼镜后的眼睛微微睁大，然后慢慢弯起来，弯成很温柔的弧度。
“你也是。”他说，“永远都是。”
窗外的阳光更斜了，开始泛出橘红色。远处的钟楼传来钟声，当当当，四下。
一天又要过去了。
而有些人，有些事，才刚刚开始。
“等这些事都了了，”他忽然说，“我想开个书店，像你这样的。每天看书，喝茶，听雨，看雪。过清静日子。”
“我也想。”我说，“开书店，做旗袍，陪我妈，看着可心长大。过清静日子。”
“然后呢？”
“然后……”我想了想，“也许写点东西。把我们这些事写下来，免得忘了。”
他笑了，笑得很开心：“好。等你写完了，我要第一个看。”
“一言为定。”
阳光完全变成了橘红色，从窗户斜斜地照进来，把整个病房染成温暖的颜色。墙上的影子拉得很长，他的，我的，在墙角交叠在一起。
“该换药了。”我说。
“嗯。”
我站起身，从床头柜上拿起药瓶。拧开，草药味弥漫开来。
他转过身，背对着我。病号服褪到腰间，背上的淤青已经淡了些，但依然触目惊心。那些旧伤和新伤叠在一起，像一张地图，记录着他走过的路，经历的事，遇见的人。
药膏抹上去时，他的背微微绷紧，但没出声。
我抹得很慢，很仔细。就像在修复一件珍贵的瓷器，或者……在抚摸一段沉重的历史。
“顾慎之。”我最后说。
“嗯？”
“活着回来。”
他的背僵了一下，然后慢慢放松。
“好。”他说，“我答应你。”
窗外的天色渐渐暗了。但我知道，明天太阳还会升起。
而有些人，会继续往前走。
迎着光，或者背着光。
但无论如何，会往前走。
因为这就是他们选择的路。
也是我们选择的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