至于说古时候重农抑商，士农工商，商人地位最低，商人的子女不能参加科考。
这就要结合历史背景了。
唐朝科举制正式确立，但是【唐六典】明确规定了“工商杂类，不得预于士伍”。
这意味着商人、手工业者及其子孙，连参加科举考试的资格都没有。
这一规定在唐朝执行得较为严格，商人子弟被排斥在科举大门之外。
大诗人李白就是这一制度的最典型受害者。
李白家境富裕，其父亲“李客”被多数学者认为是一名商人。
因此，作为商人子弟，李白在制度上被剥夺了通过科举入仕的资格。
科举之路走不通，为了实现“济苍生、安社稷”的政治抱负，
李白只能另辟蹊径，走了一条“由隐入仕”的坎坷之路 。
他通过四处漫游、结交名流、写“干谒诗”向权贵自我推荐，
并借助入道、隐逸等方式积累社会声望。
最终，他通过玉真公主等人的举荐获得了唐玄宗的征召，
被特批入京担任“翰林供奉”。
可惜李白豁达、又恃才放旷的性子实在不适合宫廷，
加之唐玄宗也只是将他当做一个标榜自身爱才的御用诗人，没有重用他。
最终，在天宝三载（744年），唐玄宗下诏将他“赐金放还” 。
表面上看，这是皇帝体恤臣子，赏赐了一大笔金钱让他衣锦还乡；
但实际上，这是李白在政治上的彻底失败，
是他从长安三年迷梦中惊醒、放弃对朝廷幻想的无奈之举 。
离开长安时，李白内心充满了失落与激愤。
他写下《东武吟》遣怀，感叹自己“一朝去金马，
飘落成飞蓬。宾客日疏散，玉樽亦已空”。
当然了，人李白虽然不能考科举，政治上的理想壮志难酬，
但却也是一名人生赢家，一生基本没正经工作，却能游山玩水、挥金如土。
首先就是含着金汤匙出生，李白出身于一个富商家庭，家境十分殷实。
他年轻时“仗剑去国，辞亲远游”，离开家乡时家里给了他一大笔钱。
据李白自己回忆，他在扬州一带游玩时，“不逾一年，散金三十馀万”，
短短一年就花光了三十多万钱，还用来接济了许多落魄的公子哥。
这笔丰厚的家族资本，是他早期潇洒漫游的底气。
而到了中年，他又两次入赘豪门，吃上了香喷喷、软乎乎的吃软饭。
第一任妻子许氏：她是唐高宗时期宰相许圉师的孙女。
娶了许氏后，李白获得了安陆的田产和庄园，有了稳定的产业收入。
第二任妻子宗氏：她是武则天时期宰相宗楚客的孙女。
李白在梁园醉酒后挥毫写下《梁园吟》，
宗氏看到后被他的才华深深折服，两人结为连理。
而这位宰相孙女的家底同样非常雄厚。
还有就是李白自身才华出众，是公认的“谪仙”，
写几篇文章，润笔费就哗哗的来了。
盛唐时期上流社会特别推崇诗文，李白名气极大，
自然不缺求他写碑文、墓志铭的人。
他写的碑、铭、赞、颂等带有“商业性质”的文章多达数十篇，
除了丰厚的金钱报酬，还经常收到美酒、茶叶甚至名贵衣物等实物回报。
另外就是强大的“粉丝经济”，李白交游广阔，
上至王公贵族，下至平民百姓，他的“粉丝”遍布天下。
比如着名、堪称古代版本的榜一大哥，被李白称为“桃花潭水深千尺，
不及汪伦送我情”的汪伦，为了请李白来做客，
不仅提供豪华食宿，临走时还赠送了八匹名马和十匹绢帛。
当然，汪伦也不亏，无数的人到死也没有在青史上留下一个名字，
他付出些许财货就名传千古，千年后还有无数人记得他。
和他一样的，还有《邹忌讽齐王纳谏》里的城北徐公，
《承天寺夜游》里一直熬夜，颇有21世纪网友风采的“怀民亦未寝”的张怀民。
可以说，李白的一生，是用才华和名气在盛唐的社交圈里“刷脸”变现的一生。
不过，李白虽然软饭吃得飞起，其他的收入也颇丰，
但他视钱财如尘土，花钱大手大脚，“金樽清酒斗十千，玉盘珍羞直万钱”，
加上晚年遭遇政治风波，卷入永王李璘案被流放夜郎，家产被抄，
最终还是落得个穷困潦倒、需要靠亲友接济的结局。
………
继续说回科举。
唐之后的宋朝并不禁止商人子弟参加科举，
在法律和制度上允许商人及其子弟参加科举考试，
这是中国古代社会阶层流动的一个重大转折。
在唐代，实行“重农抑商”政策，明确规定“工商之家，
不得预于仕”，商人子弟被剥夺了科举入仕的资格 。
而到了宋代，随着商品经济的繁荣，政府放宽了尺度。
宋英宗治平元年（1064年）下诏规定：
“工商杂类，有奇才异行、卓然不群者，亦听取解（许解送）。”
这标志着国家从法律上正式承认了商人的入仕权。
宋朝之所以做出这一调整，主要是因为商业的兴盛让商人积累了雄厚的财富，
政府需要借助商贸获取大量税金。
为了笼络天下人才、团结相关势力，并扩大统治基础，
宋朝统治者调整了政策，向商人阶层倾斜 。
在这一政策红利下，宋代社会普遍出现了“父商子仕”的现象，
即长辈经商致富，为子弟提供良好的教育，子弟则通过科举入仕改变家族命运 。
例如，北宋显官许骧、冯京皆出身于商人家庭；
南宋商人黄汝楫全力支持子弟科考，
五个儿子全部高中进士，留下了“五子登科”的佳话。
正如之前聊到的李白，他因为家族经商的身份，
在唐朝连科举考场的门都进不去，只能无奈地走“干谒”求仕的路线。
而如果在宋朝，像李白这样出身商贾但才华横溢的人，
完全可以名正言顺地参加科举，通过考试堂堂正正地步入政坛。
不过商人的好日子也就在宋朝了。
到了明朝，在科举制度的根本大法《科举成式》中明确规定：
“凡商贾、杂流，及曾为优伶、隶卒者，皆不许应试。”
这是中国历史上对商人参加科举限制最明确、最严格的朝代之一。
不仅商人本人不能考，其子孙也被连带限制。
清朝初期“清承明制”，也就沿袭了明朝对于科举的限制政策。
但到了雍正时期，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雍正下令“废除贱籍”，
并在乾隆年间逐步放宽了对商人及其子弟参加科举的限制。
到了清朝中后期，只要商人子弟能够证明自己的户籍已经脱离商籍，
例如通过捐纳获得功名，或经过地方官的严格审查就可以合法参加科举。
需要注意的是，尽管有这些禁令，但在实际操作中，
商人往往通过“捐纳”（花钱买官）、“冒籍”（隐瞒身份、
伪造户籍）等方式，依然有途径让子弟进入仕途。
因此，这种禁令在历史上更多是一种政策导向和身份歧视，而非绝对的物理隔绝。
办法有的是，譬如最经典的做法是去某地找一个有名但已经落魄绝嗣的读书世家，
然后打听好其中各种消息，再以远房亲戚来认祖归亲。
这个过程要大把的花钱，打点关系，修缮祠堂等等获得认可，
然后以过继的方式过继到这个家族承续香火。
这个过程中，宗族获得祠堂修缮和定期上交给宗族的例子钱，
地方官员除了收到钱财，还给县衙带来额外赋税以及潜在的读书苗子。
邻里和看客除了能几天好吃好喝的还有红包拿，
关键是建学堂还给孩子免费的上学指标；
而商人子弟获得读书科举、入仕当官的资格，
堪称是秦始皇摸电线，大家都赢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