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当举国上下民众深受鼓舞，全力抗倭之时，蒋氏和他背后财团黑手又开始搞耗子扛枪-窝里横的“剿匪”活动，他调集50万大军，准备发动对中央苏区的第五次围剿。
察哈尔民众抗倭同盟军6月15日在张家口召开第一次代表大会，确定了同盟军的政治、军事纲领。其主要内容就是：外抗暴徒倭寇，武装保卫察哈尔，收复失地；对倭绝交，反对中央当局签订《塘沽协定》等妥协外交，肃清卖国贼，没收汉奸军阀一切财产及倭货等。察哈尔民众抗倭同盟军北路前敌总司令为方振武，吉鸿昌为北路前敌总指挥，率军北征。
由于军队收到大批爱国人士的支持和厚爱，民众抗倭同盟军在短期内很快初具规模，渐渐达到10万之众。
统一整编后的抗倭同盟军大举北进，有共产党人随军鼓舞宣传，全体官兵士气高昂，沿途又得到当地群众热情支援，大军所向披靡，10天内连续收复康保、宝昌、沽源等地，最后分兵三路围攻多伦。
正当抗倭同盟军为收复察东失地而浴血奋战的时候,蒋氏与汪精卫却在密谋策划，加紧扼杀抗倭同盟军，7月3日同盟军总攻多伦前夕，不收复失地而全力忙于“剿共”的蒋氏从江西致电汪精卫，说冯玉样“为共产荧惑，实行赤化组织,赤色旗帜已益鲜明”,要求行政院赶快筹集军队，要其他部分一起合作解决抗倭同盟军这个麻烦。
何应钦6号向淮市报告集结优势兵力进攻察哈尔的方案，拟任命庞炳勋为“察哈尔剿匪总司令”，并令庞率领第四十军、冯钦哉率领第七军、万福麟率领第一一九师、关麟徵率领第二十五师、何遂率领第五十五军一部及冯占海部，于13日前分别开赴下花园、涿鹿、沙城、怀来和独石口、龙关等地集结待命。
8号，忍无可忍的冯玉祥通电全国，控诉国民党当局的无耻行径。一边抗倭军队还在背水一战，另一边国民政府非但不给予支持，竟然和鬼子合作把枪口对准自己人？？？这种做法实在让人无法理解，匪夷所思。
边庭流血成海水，而我们的独裁者们还在为一己私欲随意的践踏民族尊严，舍弃民族脊梁。南撷、李增、高之愈、关唯珺、韩世新，李文杰还有他们同盟会的其他同学都在一遍遍的抄写岳飞的《满江红》，好像只有这样才能表达出他们心底里的愤怒。
怒发冲冠，凭栏处、潇潇雨歇。抬望眼、仰天长啸，壮怀激烈。三十功名尘与土，八千里路云和月。莫等闲、白了少年头，空悲切。
靖康耻，犹未雪！臣子恨，何时灭！！驾长车，踏破贺兰山缺。壮志饥餐胡虏肉，笑谈渴饮匈奴血。待从头、收拾旧山河，朝天阙。
他们打算趁着晚上去淮市几条人流密集大的和最热闹的街上，把这些抄好的词和抗倭宣传语撒出去。在高之愈他们为抗倭活动努力时，抗倭同盟军也已经和鬼子对上了。
多伦城，城池坚固，驻军兵力也十分雄厚，除了倭寇茂木骑兵旅团以外，还有伪军汉奸李守信部3个支队6千余人。而抗倭同盟军大部分装备的都是轻武器，缺乏攻坚的火炮。攻城官兵虽然不惜以大刀与敌人肉搏，但是血肉之躯何以抵挡枪炮的威力，有的战士甚至没有跑到城楼下就被敌人的子弹击中牺牲了。战士们爬城三次均未攻克，伤亡惨重。
得知消息的冯玉祥悲愤交加，向前线将士发出多伦最后决战死报国电，鼓励说：“今日之事，进则俱生，退则俱死。粉身碎骨以报国者，鄙人愿以之自勉也。”在总司令的鼓舞下，担任总指挥的吉鸿昌派精兵偷偷入城里应外合，经3个多小时巷战，终于收服了失守72天的多伦。
多伦收复的消息传到淮市，举国振奋。可汪精卫立即召开中央政治会议,商讨对付同盟军的办法。会议决定增派部队,又命令宋哲元、王以哲、傅作义等部入察。
此时,倭寇与淮市政府暗相呼应,也趁机向冯玉祥和同盟军施加压力,企图重占多伦、沽源等地。鬼子在同盟军攻占多伦后，由驻平倭使馆武官柴山兼四郎于14日面见何应钦，对民国提出口头警告，指我方违反《塘沽停战协定》；同时对冯玉祥驻平代表提出严重抗议，说我们抵抗侵略的行为破坏协定。真是可笑之极，可更可笑的还在后面。
抗倭同盟军处在国民党、倭伪的连环攻夹击之中，形势日趋严峻。冯玉祥一面对倭寇的武力讹诈和威逼进行了针锋相对的斗争，一面又要应对国民党对抗倭同盟军的打压。多伦收服后，同盟军乘胜进军，迅速光复察哈尔全省。但就在冯玉祥决心“自率十万饥疲之士，进而为规复四省之谋”，并在张家口设立“收服东北四省计划委员会”之际，以蒋氏、汪精卫为首的淮市国民政府却接二连三来电要求取消抗倭同盟军名义，并对冯司令及同盟军的战绩进行造谣污蔑。
7月16日,冯玉祥在接到倭寇关东军军部提出取消抗倭、退出多伦的“觉书”后，立刻要求倭军退出东三省为要求为交换条件。倭寇随后又提出如“三天之内没有答应他们的要求，一定竭尽全力攻下察省”。
冯司令又回复倭寇”三天内速速停止侵略行为的觉悟，否则一定全力以赴夺下热河”。同时命令吉鸿昌、张凌云严加戒备。
冯玉祥17日通电淮市政府请求取消《塘沽协定》。两天后复令吉鸿昌向多伦、沽源增兵防敌。接着续调乜玉岭、姚景川、任平治三个师前往协守,严令寸土不得轻易丧失。又通电全国和西南当局,说明因抗倭而“获罪于政府”,呼吁各方主持正义,阻止国民党入察各部队继续推进,并给予同盟军以道义上和物质上的援助。
冯玉祥的呼吁立即得到全国民众各方的响应。7月17日,国民党西南政委会电请北方各省当局各将领，“均应仗义直言，解此纠纷”。
并劝庞炳勋、关麟征、冯钦哉等，“应以国家为前提,以民意为主要方向，不宜为个人所利用，为危祸作乱的人所操持”。因对当局政府长期以来迷惑做法的不满，7月20日，国民党中委胡汉民、陈济棠、白崇禧等，以强硬态度致电国民党中央与政府，指责“当局派重兵入察,要求赶紧停止入察的军队，若一味的冥顽不灵，抑内媚外”，“我西南为党国生存，为民族前途，绝对不会袖手旁观，置之不理的”。
在国民政府为抗倭联盟的事情焦头烂额之际，又收到7月19日,法国对外宣布占领南海九岛,后将其归入法属印度管辖。
22日,两架倭寇机侦察多伦后,并沿多伦、张家口大道直飞康保,散发传单,声称同盟军如不退出多伦,倭军将大举进攻,并投放大量的重弹轰炸，使这里赤地千里，同时派倭军两个旅团及伪军张海鹏部共二万余人,向察哈尔边境移动，伺机进犯。
至7月底,国民党入察部队已达十六个整师,共十五万余人,形成大军压境之势，国民党军进入察哈尔省，并在怀来设立机场，准备对张家口实施轰炸。全国民众救国团体联合会致电冯玉祥,鼓励“坚持到底,力排魔障”,表示“定会当再通电全国,一致拥护,藉申民意”。
全国既反对对察省用兵,国民党一部分中央委员又公开为冯玉祥鸣不平,迫使淮市政府未敢立即言战,但仍坚持其取消政策。蒋氏、汪精卫28日联名发出俭电,以最后通牒方式向冯提出解决察事的四项原则:“(一)勿擅立各种军政名义,致使察省脱离中央,妨害统一政令,成为第二傀儡政府；(二)勿妨害中央防边计划,致外强中干,沦察省为热河之续；(三)勿滥收散军土匪,重劳民力负担,且为地方秩序之患；(四)勿引用“共匪头目,煽扬赤焰,贻华北之无穷之祸根。”
冯玉祥也于7月31日发出通电,对蒋汪俭电所谓“抗命”、“割据”、“赤化”等诬蔑,严厉批驳，指出：抗倭“胜虽不足言功,但胜亦何至获罪?……此真千古奇闻”。
更加卑鄙的还在后面，蒋汪发出俭电的同时,还派遣蓝衣社特务潜入察省,利用同盟军成分复杂、政治态度不一的弱点，进行分化瓦解。包刚、冯占海、张人杰、李忠义等先后被收买，魏宗普、邓文等被暗杀，造成同盟军思想上的混乱与动摇。而且，为了迫使抗倭同盟军崩溃分裂，北平军分会令平绥路局停止张家口、宣化通车，切断察省与外面的弹药、粮食运输。可耻至极！！可耻至极！！
得知政府令平绥路局停止察省的通车，令社会各界的爱国人士都难以置信，也更加愤慨，南撷用先秦的一位佚名诗人的《相鼠》投稿到当时有名的报社，来讽刺当局统治者的做法：
“相鼠有皮，人而无仪！人而无仪，不死何为？
相鼠有齿，人而无止！人而无止，不死何俟？
相鼠有体，人而无礼！人而无礼，胡不遄死？”此诗一经发表，备受好感。
可这并不能帮助抗倭同盟军解决眼前的困境，8月3日、4日冯玉祥两次召开同盟军军政人员会议。经过激烈争论,冯玉祥考虑到如与国民党军开战，不利于整个抗倭大局，遂希望原察省主席宋哲元回察，在二十九军的掩护下保存一部分抗倭力量，于是决定取消同盟军名义离察出走。
8月5日,冯玉祥发表通电，宣布自即日起“忍痛收束军事”，要求政府令宋哲元回察接收一切;并表示“抗倭雪耻之念，愈挫愈坚，一息尚存，此志不渝”。同时，一度萎靡的倭寇和伪军也顿时嚣张起来，两个旅团的倭军在伪军张海鹏部配合下，再次向察东大举进攻。倭寇驻北平武官柴山也连续向何应钦提出“严重抗议”，要求对抗倭同盟军进行惩处。冯玉祥在腹背受敌的艰难情况下，唯恐察哈尔省这块西北军仅剩的地盘落入中央军手中，极力催促宋哲元回张家口主政。
当时，不少人对请宋哲元回来表示不解。冯玉祥解释道：“目前国贼已经和倭寇勾结，已安排了进攻察省的计划，我们的枪械简陋、弹药短缺，如果不迎宋返察、以增实力，怎能御敌呢？”宋哲元6日发表复职通电，次日宋哲元部冯治安师接防张家口。
8月7日同日宋哲元派秦德纯接收察省军政各机关。
8月9日冯玉祥撤销抗倭同盟军总部，辞去同盟军总司令职务。
最大的隐患得以缓解，倭军得在东北设立细菌部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