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孙衍的运气可能用完了。在朝堂上受排挤。在战场上遭受失败，在岸门之战后，公孙衍合纵的战略受挫。魏襄王五年，秦国攻取魏的焦和曲沃，迫使韩魏向其屈服，韩国把太子仓入质于秦。次年，魏秦会盟，魏襄王按照秦惠文王的意见，立了亲秦的公子政为太子。于是张仪所主持的秦和韩、魏连横的形势再度出现，张仪“以秦、韩与魏之势伐齐、楚”的策略就再度推行。
在韩国放弃合纵后，公孙衍不得不回到魏国，继续担任魏将。这时魏国的相国是田需，与公孙衍有宿怨，而魏襄王再次兼用两位大臣。于是田需派苏代劝说魏襄王信重田需，提防田文、公孙衍。公孙衍则派季子给自己说情，劝魏襄王弃用田需。魏襄王七年至八年秦、魏、韩与楚、齐之间爆发丹阳，蓝田之战，结果秦、魏、韩取得大胜。魏襄王九年魏相田需去世。楚相昭鱼担心张仪、公孙衍、田文中将有一人相魏，例如公孙衍相魏将亲近韩国，对楚国不利，因此就支持魏王任用魏太子魏遫为相。
公孙衍到晚年也十分的悲凉，有的说他在奔波劳累中，寿终正寝。有的说他再次吸入秦国为官。还联合众多大臣，排挤走了张仪。反正一代名将也就此落幕，
然后将时间倒回来，当年赢驷听说。其为二人在徐州称王，那也是很火热的，但他知道自己现在没有那个实力，于是经过4年的艰苦奋斗，赢驷感觉自己有称王的能力了，于是就在秦惠文王十四年，嬴驷效仿山东六国的做法，亦自称为王，改元为更元元年。赢驷也就是秦国历史上第1位王，那时候的王都是世袭罔替的，父亲死掉爵位留给长子或者继承人，
秦惠文王更元八年，魏、赵、韩、燕、楚五国联合攻秦，秦惠文王派庶长樗里疾破魏、赵、韩三国军于修鱼，斩首八万。暂时抵挡住东方联军的进攻。但西方的义渠又发兵袭破秦军于李帛。在东西夹攻之下，秦惠文王及时改变战略，于秦惠文王更元九年，用司马错之策攻蜀，破蜀军于葭萌关，伐灭蜀国。秦惠文王更元十三年，遣张仪自秦赴楚，阴行反间，诱使楚国绝齐。然后又设计激怒楚怀王，诱使楚国冒险出兵攻秦，使秦军在丹阳大败楚军，得楚地汉中。解除了楚国对秦国本土和巴国、蜀国的威胁。楚国从此一蹶不振。这样，秦国的关中、汉中、巴蜀连成一片，秦国对六国形成了居高临下的压迫形势。秦惠文王不仅在军事上取得了胜利，扩大了疆域，而且针对犀首并相六国，发动东方诸国合纵攻秦的形势，采用了张仪的连横之策，实行分化瓦解，各个击破的策略，打退了六国的进攻，取得了政治外交上的胜利，为后来秦王嬴政扫灭六国创造了有利条件。
当时秦国在西北部最强大的一个少数民族政权叫做义渠，义渠是匈奴的一个分支，义渠占有今天的陕西北部、甘肃中北部和宁夏等地。义渠凭借骑兵特有的机动性对秦国的边境进行劫掠，甚至曾经侵入到秦国的洛河流域。正是义渠的巨大危害性和破坏性，才使公孙衍能够说动秦惠文王暂停攻魏而转为攻义渠。秦国对付义渠这些游牧民族的办法主要是烧荒，很有效果。游牧民族不敢靠近牧草被烧光的秦国边境，以避免大批马牛羊被饿死。
秦惠文王七年，义渠发生内乱，秦派庶长操趁其自相残杀，平定了义渠。义渠的力量遭到了很大的削弱。秦惠王十一年，秦国在义渠设县，义渠称臣。秦惠文王更元十年，秦伐取义渠二十五城。秦国在西北地区占有了大片的优良牧场。秦惠文王更元十四年，秦惠文王去世。时年四十六岁，安葬于咸阳北原。近世所谓周文王陵，实际是秦惠文王的公陵。
秦惠文王慧眼识珠、任贤用能、甄拔人才。他不仅重用嬴华、异母弟公子疾、司马错等秦人，也重用了大量的外籍能臣。诸如公孙衍、张仪、魏章等魏人都能为嬴驷重用。如果嬴驷不能识人善任，不能不拘一格地重用人才良将，他绝对是不会取得重大政绩的，也绝对不会彪炳史册的。
当然正是有大批能臣造就了秦国在惠文王时代的辉煌，也反映了秦惠文王的识人驭人的本领。秦惠文王即位后的第一个对手就是大名鼎鼎的商鞅。从当时的情况来看，秦国的法治建设已基本成功，倒是独掌大权的商鞅的存在成了秦国改革成果的最大威胁。秦国的法治建设是靠强力完成的，也就是商鞅所说的霸术。在法治建设完成后，秦国有两个人是双重性质的，秦惠文王和商鞅。他们由于拥有巨大的权力，既是法治的最强维护者，也是法治的最大危害者，而君主制下的法的象征只能是一个人。商鞅的悲剧根源就在这里。就算秦孝公没有暗示，秦惠文王也要除掉商鞅。像商鞅这种人，秦国不用，也必然是不会让别国来用的。秦惠文王重用张仪连横破合纵，是他一生中最大的亮点。对张仪，嬴驷求之、试之、任之、信之。在秦与列国间复杂的邦交斗争中，多次逆转危势，击溃五国攻秦之兵。继孝公用商鞅之后谱写了又一页君臣合璧的华彩篇章。自此，直到秦始皇统一中国，秦国用士“不唯秦人”成为不变的路线。用张仪又不唯采张仪之策。当张仪与司马错对是否平蜀发生激烈辩论时，嬴驷毅然委任司马错领军平蜀，展现了嬴驷审时度势、高屋建瓴的王者风范。
秦惠文王。有两个儿子比较出名，一个就是被称为秦国第一大力士的秦武王嬴荡，而另外一个就号称战国时期超长待机大魔王赢稷，古代都是嫡长子即位。所以作为长子的嬴荡。理所应当的继位号称秦武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