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一年，朝鲜、喀尔喀部的丹津喇嘛、土谢图汗下的万舒克诺颜等七旗、厄鲁特部的鄂齐里汗、达赖喇嘛、班禅胡土克图、阿里禄克山托因、虎尔哈部的宜讷克，以及俄罗斯部的察罕汗和使鹿索伦部的头目布勒、苏定噶、索朗阿达尔汉的儿子查木苏都前来进贡。朝鲜再次前来进贡。
在十八年春季的正月壬子日，皇帝感到身体有些不适，但并没有太在意。然而，随着时间的推移，到了丙辰日，皇帝的病情却突然恶化，令人担忧不已。面对这种情况，朝廷决定采取一些措施来缓解局势，于是发布了一道赦免令，将死罪以下的罪犯全部赦免，希望能给皇帝带来好运。
可惜的是，这一切努力似乎都无法阻止病魔的侵蚀。丁巳日，皇帝最终在养心殿驾崩，年仅二十四岁。这个年轻而有抱负的皇帝就这样离开了人世，留下了无尽的遗憾和哀思。
在皇帝临终前留下的遗诏中，他坦诚地表达了自己内心的愧疚和自责。他承认自己虽然有幸继承皇位，但由于自身德薄才疏，无法像太祖、太宗那样开创宏伟的事业。自亲政以来，无论是纲纪法度还是用人行政，都未能完全遵循先辈们的理念，只是墨守成规，安于现状而已。此外，皇帝还提到自己渐渐受到汉族风俗习惯的影响，导致原本淳朴的旧制度发生了变化。正因为如此，国家治理未能达到理想的水平，民众的生活也未能得到充分的改善，这成为了他心中难以释怀的第一大罪过。
回顾过往，皇帝深感自己年幼时便遭遇太宗皇帝驾崩的变故，成长过程中的教导和养育全依赖于圣母皇太后。她的恩情深厚如海，自己永生难忘。如今自己先走一步，实在是愧对皇太后的养育之恩。同时，对于朝廷大臣们的辅佐之功，皇帝也表示衷心的感激，并希望后人能够汲取教训，不断努力，让国家变得更加繁荣昌盛。这份遗诏既饱含了皇帝对自己一生的反思，也寄托了他对未来的期许。厚，我无法报答。我日夜侍奉她，希望能尽到孝心。如今不幸未能终尽孝道，这是我第二个罪过。太宗皇帝驾崩时，我才六岁，不能服丧三年，这始终是我心中的遗憾。我侍奉皇太后，希望她长寿，这样我或许能稍微弥补之前的遗憾。现在永远离开了她的膝下，反而让圣母皇太后悲痛，这是我的第三个罪过。宗室中的诸王贝勒等，都是太祖、太宗的子孙，是国家的栋梁，理应得到优待。我对于诸王贝勒，交往疏远，给予的恩惠又少，情谊隔阂，友爱之道未能周全，这是我的第四个罪过。满洲的诸臣，有的世代忠诚，有的多年效力，应该加以倚重，让他们充分发挥才能。我未能信任他们，使得他们有才不能施展。而且明朝的灭亡，多因偏用文臣。我却不以为戒，委任汉官，甚至部院的印信，有时也让汉官掌管。这导致满洲大臣无心任事，精力懈怠，这是我的第五个罪过。我性格好高，不能虚心接纳意见。在用人的时候，总是要求他们的品德与自己相当，不能根据他们的才能来安排职务，导致我常常感叹人才缺乏。如果能扬长避短，那么即使有人只有一点微小的技能，也能得到任用，怎么会至于说全天下都没有人才呢？这是我的第六个罪过。设立官职，分配职务的时候，只看重品德是否高尚，对于官员们的职位晋升和贬谪罢黜，更是丝毫不敢懈怠。然而面对朝中大臣时，即使明知他们并不贤能，也不能够立刻将其罢免，反而选择了宽容姑息。例如刘正宗这个人，他不仅偏私狭隘、性格急躁，还善妒成瘾，对于他这样的品性，我其实早就心知肚明，但依然让他在重要岗位上长期任职。如此这般，便导致了见到贤能之人无法及时举荐，见到不贤之人也无法果断罢免的情况发生，这实在是我不可推卸的第七条罪状。
此外，国家的开支异常庞大，军队的粮饷又严重不足。可那些金银财宝，却统统被用于满足宫廷里的日常花销，完全没有一点节余可以挪作他用。每当遇到国库亏空之时，每每召集诸位王爷和大臣共同商议对策，得到的结果无一不是毫无新意，仅仅提出通过削减官员工资来补充军饷这种办法而已。这种做法无疑是优待自己而亏待他人，损害下层利益以增益上层利益，这便是我必须承认的第八条罪状。建造宫殿的时候，要求每一处细节都必须达到极致的精美；制造器具时，更是力求每一个部件都是最完美的工艺。然而，这些看似华丽的建筑和精美的器具，实际上并没有太多实用价值，却耗费了大量的钱财。而我竟然没有自我反省，也没有设身处地去体谅百姓们的艰辛与不易，这实在是我不可推卸的第九大罪过。
端敬皇后一直以来对皇太后孝顺有加，尽心尽力地辅佐我管理国家事务，使得内政得以修明。我本应遵循皇太后的旨意，追思她的贤惠品德，但在丧祭典礼上，我却给予了她过于优厚的待遇。这种行为完全没有以礼法来约束自己的情感，导致各种事情都过度铺张，甚至逾越了礼制的规定，这便是我的第十大罪过。
想当年，祖宗们创立这份基业时，从未任用过宦官。他们深知宦官专权会给国家带来巨大的危害，因此始终保持着警惕。可如今，我却打破了这个传统，让宦官参与到了朝政之中，使得朝廷的政治风气变得污浊不堪。这不仅违背了祖宗的遗训，更是对国家未来发展的不负责任，实在是罪大恶极啊！而且明朝的灭亡，其实就是因为任用宦官所导致的。我明明知道其中存在着极大的弊端，但却不将此作为教训而引以为戒。不仅如此，我还设立了内十三衙门，并任用宦官，这和明朝时期有什么区别呢？正是因为这样，才导致他们营私舞弊，甚至比以往任何时候都要严重得多，这便是我的第十一个罪过啊！再加上我这个人的性格比较喜欢闲适，常常贪图安逸，总是居住在深宫之中，极少上朝去处理那些繁琐的政务。
我与朝廷大臣们的接触和接见过于稀疏，上下之间的情谊因此受阻，这是我作为皇帝的第一个错误。人做事，谁能没有过错呢？我每日处理万机事务，怎么可能一点错误都没有？但是，只要我能够听取建议并接受批评，那么我的过错就一定能够被知道。我常常自恃聪明，不能虚心听取别人的意见。古人说：‘好的商人深藏不露，像空的一样；君子品德高尚，但外表看起来却像愚笨一样。’我在这方面，与他们大相径庭。这导致大臣们保持沉默，不肯进言，这是我作为皇帝的又一个错误。我既然知道自己有过错，常常自责并后悔。但我却只是停留在口头上的自责，未能真正反省并改正，过错日益积累，错误越来越多，这是我作为皇帝的又一个错误。
太祖、太宗为我们打下了基业，这是非常重要的。皇位的继承人，不能长时间空缺。我的儿子玄烨，是佟氏妃所生的，他聪明伶俐，能够继承宗庙，所以我立他为皇太子。我将按照典章制度，守丧二十七日，然后他便即皇帝位。我特命内大臣索尼、苏克萨哈、遏必隆、鳌拜为辅臣。他们都是功勋卓着的重臣，我把他们当作心腹来托付。希望他们能够忠诚地辅佐新皇帝，帮助他处理政务。我将这个决定公告天下，让所有人都知道。”
三月癸酉日，上尊谥号为“体天隆运英睿钦文大德弘功至仁纯孝章皇帝”，庙号为世祖，葬于孝陵。后来，又多次追加尊谥，最终尊谥为“体天隆运定统建极英睿钦文显武大德弘功至仁纯孝章皇帝”。
评论说：顺治初年，睿亲王摄政。他率军入关，定都北京，统一了全国。但当时战事频繁，没有时间来休养生息。等到顺治皇帝亲自处理朝政后，他勤政爱民，努力治理国家。他整顿赋税和劳役，以革除横征暴敛；他制定法律，以涤除冤案滥刑。他减免租税和赋役，这在历史上是屡见不鲜的。他执政十八年，使百姓从水深火热中得到了安宁。虽然他的一生短暂，但他的基业已经巩固。到了临终的时候，他还能够反省自责，公告臣民。这比起古代禹、汤罪己，有过之而无不及。《尚书》上说：“聪明贤能的人才能做君主，君主是人民的父母。”这说的就是世祖皇帝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