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时期相当一部分高级军官的经历都很复杂，62师师长陶广也是这样。
陶广是湖南醴陵人，18岁时曾到瓷器行学习在瓷器上绘画，如果不是在20世纪初那个风云年代，以陶广的悟性很可能成为一代匠师。时代风云还是把陶广卷进了变革的潮流中。他先后去北京宪兵学校和南京江南讲武堂学习，毕业后曾到护国将军蔡锷麾下任参谋，北伐时期就是团长，在攻克汀泗桥、贺胜桥和武昌战役中率部奋勇拼杀，立下赫赫战功，先后升任旅长、师长。当年也曾是一名革命军中马前卒，可惜后来随何健参与对中央红军的围剿，几乎是无役不与，成了剿共急先锋。特别是陶广一直指挥对红六军团的追剿，在红军战士心目中，那是标标准准的穷凶极恶的白狗子头目了。
历史上，陶广因追剿红军有功，于1935年升任28军中将军长。抗战爆发后，陶广率部参加淞沪会战，在金山卫与日军登陆部队展开殊死搏斗，后升任集团军副司令，在浙西杭嘉湖地区开展游击战，与新四军配合良好，因不愿参与皖南事变受蒋猜忌，部队多被调走。抗战胜利后退役，隐居杭州。解放前夕因参与李济深组织的反蒋活动被捕，经程潜营救出狱，解放后曾随宋时轮将军到上海拜见陈毅司令员，1951年去世。
但是，这一切都可能由于刘一民的到来而发生改变。
此时的陶广心里是百味杂陈。
今天一大早，陶广就接到了刘建绪司令长官要求62师和16师向通道地区截击红匪的命令。
和16师章亮基那个新提拔的师长一味抢功的心思相比，陶广的想法要更复杂一点。他是湘军宿将，考虑更多的是如何既消灭红军又维护湘军小集团利益。陶广认为只要堵住红军，不让其向北与贺龙部汇合就可以了，至于红军去贵州还是其他什么地方，那是蒋委员长和中央军考虑的事情，湘军的任务应该是迅速剿灭湘西贺龙、肖克部红匪。这个想法陶广早在蒋委员长任命何健为追剿军总司令时就直言不讳地说了，何健也深有同感。可是，在彻底消灭红军、建不世功业的利益驱动下，湘军高层还是形成了先剿灭朱毛红军，再回师剿灭湘西贺龙部的共识，何健专门召开了就任剿匪总司令的誓师大会，湘军将领们喜气洋洋、摩拳擦掌，一手发动宣传，愚弄百姓；一手挥动主力倾巢而出，杀奔湘江而去。结果湘江一战，湘军十万人马冲杀在第一线，虽然付出了巨大的伤亡代价，但还是让红军杀出了重围。
虽然红军现在已经是疲兵弱旅，但陶广没有章亮基和湘16师那么骄狂。因此，接到命令后，他将部队分成两部分，王育英旅作前卫，钟光仁旅居后策应。一旦前卫遭遇红军主力，钟旅可以迅速接应；同样，钟旅遭遇红军主力，王旅可以回师相救。没有想到，他自以为得计的部署，给了刘一民可乘之机。
刚才胡老虎开始阻击62师骑兵连的时候，陶广并没有在意，听枪声也就是四、五十号人，而且只有一挺轻机枪，和红军多年作战的经验告诉他，这一定是红军主力的后卫滞敌部队。这些人已被彻底赤化，悍不畏死，以区区几十个人就敢对62师发起攻击，简直是找死。
看到钟光仁到前面指挥去了，陶广就彻底放心了。别的国军部队战斗力怎么样，陶广不想说，但是自己的62师的战斗力，陶广心里是有数的。他相信自己的部队，相信爱将钟光仁的能力。
很快情况就不对了，在行军队伍后端的陶广先是看到自己的迫击炮阵地被摧毁，接着就听到了正面山头上激烈的机枪声，然后就是钟光仁下令撤退的号声。陶广马上意识到麻烦了，自己可能遭遇红军主力了。
陶广马上命令电台开机，向第一兵团刘建绪司令长官报告遭遇红军主力，请求增援；命令王育英旅立即回师救援。想想还不放心，又命令电台与16师联系，要求他们立即向自己靠拢，夹击红军。
战后，国军中很多人责难陶广的这个命令，认为是他这个命令，导致王育英旅和63师主力被歼。也有一些激进报刊的记者们不这么认为，其中有个笔名三问的记者就写到：陶广作为指挥官，在遭遇敌军主力时向更高一级指挥官报告敌情、请求增援是天经地义的事，命令自己的前卫旅回援也符合逻辑。问题不在陶广下这个命令正确与否，关键是谁也不能违背杀人者恒被杀的铁律，湘军既然有把红军赶进湘江喂鱼的勇气，就应该有伸头挨刀的自觉，所谓天理昭昭、报应不爽！
就在陶广发电求援的时候，钟光仁旅向正面山头和公路东侧山头攻击的两个团已经垮了。从山坡上逃下来的士兵们拥上了公路，乱哄哄的，完全失去了建制。
奉命组织部队进行阻击的敌前卫团长急的跳脚大骂：“王八盖子滴，慌什么慌，没打过仗么？爬下射击，爬下射击，都他妈的爬下给老子射击。”
敌团长话刚说完，红军的迫击炮弹就落到了公路上湘军士兵的头上，那么密集的人群，一发炮弹落下去，就有四、五具残肢碎体凌空飞起；几十颗炮弹一起落下去，带起的就是漫天血雾。
湘军士兵们彻底炸了，根本没有人听从长官指挥，也不可能想着去卧倒、去射击，老兵们心里在骂下令爬下射击的团长：笑话，那是炮弹，卧倒就能安全么？你卧倒抵抗给老子看看？所有的士兵脑子里基本上只有一个字：跑。于是，乱兵们蜂拥着、叫骂着，向着来路溃逃。有个不开眼的军官想制止士兵溃逃，刚想用手枪击毙带头的几个溃兵，就被人群挤倒在地，被踩得血肉模糊。
这下可是让李昌和他的炮兵们过足了瘾。
李昌虽然去苏联学过炮兵，可当时红军的条件哪有机会让他这样子放开手脚进行炮击啊！只有红18团，只有刘一民提出的能用炮弹解决的坚决不用子弹解决、能用子弹解决的坚决不用手榴弹解决、能用手榴弹解决的坚决不用刺刀解决的理论，才能让深受苏军大炮兵主义影响的李昌大干一场。
就这样，李昌指挥着他的迫击炮群，和李清那边四营、五营配属的四门迫击炮遥相呼应，追逐着湘军溃兵人群，哪里人扎堆就往哪里轰，直把公路上的湘军蹂躏得鬼哭狼嚎、体无完肤，彻底摧毁了湘军士兵的战斗意志。
陶广和钟光仁就站在路边，呆呆地看着眼前乱哄哄的溃兵，好像不认识这是自己的部队一样。
本来，钟光仁已经下令旅警卫连保护旅部和师部撤退，也已经命令后卫营掉头抢占要点，掩护部队撤退。可是他没有想到，自己的旅主力会垮的这么快，不等师部、旅部撤退，也不等后卫营抢占要点，溃兵们就涌上来了，直接将警卫连和后卫营的行军队形冲乱了。等他和陶广汇合的时候，溃兵已经裹挟着后卫营、旅警卫连和师直属部队沿公路溃逃，至于师部、旅部、辎重什么的，根本就没人管了。
陶广气的八字胡一抖一抖的，这还是自己训练的精锐么？简直就是他妈的一群土匪！不，连土匪都不如。
其实还真是让陶广骂对了。后来国民党败退台湾后，痛定思痛，总结教训，一个军事理论家就总结了国军失败的原因，其中很重要的一条就是土匪作风。他认为国军只能打胜仗，不能打败仗。一打败仗，队伍就垮，往往一次转进，几万人的部队就会溃散的一干二净。这一点，中央军表现的比杂牌军更突出。这个军事理论家说的一点没错，退到台湾的国军高级将领也都承认，国军作战就和土匪作战一样，占上风的时候，嗷嗷叫着往上冲，一旦失利，马上就会作鸟兽散。眼下的62师就是这幅德性。
激怒交加，羞愧难当，无地自容，等等。什么词都不足以形容陶广此时的心情。
山头上红军的冲锋号已经吹的震天响了，从正面山头冲下来进行尾击和东侧山坡上冲下来实施截击的红军都已杀上了公路，但是他们都落在了溃兵们的后面，只有炮弹能追上溃兵的步伐，在溃兵们的头上不停的爆炸，每一声炮响都会带走几条生命。
钟光仁百思不得其解，红匪哪里来的这么多迫击炮，为什么炮打的这么准。他哪里知道，这些炮都是湘16师的，炮手们大部分都是桂军、湘军训练有素的炮手，不过，他们现在是红军战士了，新战士立功心切，再来打湘军，自然是一打一个准了。
陶广心如刀绞，看来自己的军事生涯就要到此结束了，他不甘地看了一眼舍他而去的溃兵们，举起手枪对准了自己的太阳穴。
站在旁边的钟光仁慌忙夺下陶广的手枪，两眼噙泪，对陶广喊着：“师座，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
陶广叹了口气：“我们完了！”
钟光仁看陶广心情黯淡，一招手，剩下的卫兵一起一拥而上，架起陶广就跑，加入了溃兵队伍。至于电台什么的，就顾不着管了。
前面就是北山村，冲过村子，估计红匪就追不上了。溃兵们的脚步越发的快了。
村口的半截石墙下，红18团六营长雷鸣带着他的一连冷冷的看着62师的溃兵队伍。现在的雷鸣对战场形势可以说是一眼看透：湘军已经彻底败了，队伍散了，迫击炮被炸毁了，轻、重机枪丢弃了，辎重物资丢弃了，有的士兵嫌武器弹药影响跑路的速度，甚至连步枪和手榴弹都丢弃了。雷鸣观察得出的结论就是：这是一群等待屠宰的羔羊！
看看溃兵们已涌到了村口，到了自己的枪口下，雷鸣嘴里冒出一句刘一民在小水之战伏击16师时候的国骂“傻逼”，抬手就是一枪。阵地上登时枪声大作，五挺重机枪和一连的九挺轻机枪组成的火网将溃兵们兜头罩住，打得溃兵们扑扑腾腾地直往地下趟。
后面的溃兵一看前路不通，就更加混乱了，一部分扭头就向后跑，一部分转身向公路东侧的山伯上爬，还有一部分开始跳下公路向对面的平地跑。
很快，溃兵们都意识到往哪里跑都是死路一条。向后跑的迎面撞上了衔尾追来的红军的枪口，向山坡上跑的被六营二连一顿猛揍直接退回公路，向公路西侧农田里跑的，被六营三连的机枪打的象喝醉的醉汉一样东倒西歪。
听着满山遍野回荡着的“缴枪不杀、红军优待俘虏”的喊声，看着四周围上来的黑压压的红军队伍，和红军打惯了交道的62师溃兵们心里明白，只有一种姿势能挽救他们的生命，那就是跪在地上、双手举起。
陶广和钟光仁也夹在这些溃兵中间。看着自己士兵的姿势动作和围上来的红军战士黑洞洞的枪口，陶广眼角滴下两点浊泪，咕嘟了一句“时也、运也、命也”，丢下了手枪，举起了双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