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奴又怕食物也不安分，吩咐道：”据闻有汉人投毒于饮水食盐中，或以毒饲猪而售者。我兵丁购猪，当日勿宰，留二三日，待药毒散尽，再行宰食。其饮水食盐，加意小心，勿堕其奸计。既有所闻之，我等即须善保自身。凡葱、瓜、茄子、鸡、鸭、鹅等诸物，均加留意。若见有诸申汉人二人合谋，同行者无论诸申汉人，见即拿获之各罚银一两。“
老奴索性对汉民实行武器管制：“汉人军士及百姓，凡有弓矢、刀、枪、炮等军械，限於二十日内，送交各该管官。逾二十日隐匿不送者，被人首告，治以重罪。禁止汉人工匠售卖弓矢刀枪等军械，十日以后，卖则罪其售卖之人，买则罪其购买之人。限各所属人於二十日将军械送交完竣，并着该管官员具文上奏。”
老奴自已做了亏心事，“疑神疑鬼”到何种程度，正所谓”自做孽，不可活！“；然而，老奴这些“冶标不冶本”的措施，并无助于民族和解。
从天启元年开始，辽东民众公开反抗建虏的行动”此起彼伏“，一浪接一浪；辽阳城有诸生父子六人，知必死，持刀突而出，毙虏帅，诸子持棍棒共击杀建虏二十余人。事起仓卒，出乎建虏意料之外，百姓乘乱逃亡，五六百人结队南行，建虏追之不及。继辽阳暴动之后，辽南四卫的矿工在李遇春和他的弟弟李光春组织下，聚矿工二千人守东山、铁山；他们不仅自己不剃发，而且见到剃发的人都当作是建虏斩杀。
老奴见他们声势浩大，先是派使者许以”高官厚禄“进行诱降，结果李遇春不为所动，反将使者斩杀；老奴“恼羞成怒”之下，又派出武尔古岱和李永芳等率兵三千人前往镇压，然而李遇春等人挫败他们的进攻，建虏死伤者数以千计；老奴知道遇上了强硬的对手，于是遣“鱼皮鞑子”（即今之赫哲人，因穿鱼皮制成的衣服而得名）前来，后来又辅之以长期围困封锁才将他们镇压下去。
还是天启元年，时任广宁巡抚的王化贞遣都司毛文龙、毛承禄、尤景和、王辅、陈忠等率二百二十余人，前往收复猪岛、海洋岛、长山岛、广鹿岛岛屿；。毛文龙至朝鲜弥串堡时，侦知伪署游击佟养真抄杀民众于双山等处，镇江城中空虚。当时，右卫生员王一宁往朝鲜借兵适回，毛文龙遂与商议攻取镇江，毛文龙令千总陈忠带一百多名官兵，乘夜渡江，镇江中军陈良策为内应。夜半，袭擒佟养真及子佟松年、侄佟松年等贼党六十人，后来又奇袭双山，阵斩伪游击缪一真等人，此役收辽民万人、旧额兵八百人，数百里之内的宽奠、汤站、险山等城堡望风而降，引发了老奴的极大恐慌。
当时朝野闻捷报，一片沸腾之声，时任内阁首辅的叶向官闻捷报曰：““毛文龙收复镇江，人情踊跃，而或恐其寡弱难支，轻举取败，此亦老长考虑。但用兵之道，贵在出奇，班超以三十六人定西域，耿恭以百人守疏勒，皆奇功也……今幸有毛文龙，此举稍得兵家用奇用寡之法。”
王在晋评曰：“毛文龙收复镇江，擒缚叛贼，四卫震动，人心响应。报闻之日，缙绅庆于朝，庶民庆于野。自清河、抚顺失陷以来，费千百万金钱，萃十数万兵力，不能擒其一贼。此一捷也，真为空谷之音，闻之而喜可知也。”
连一向沉迷于书画之中，甚少过问政事的董其昌也罕见地评论道：“毛文龙以二百人夺镇江，擒逆贼，献之阙下，不费国家一把铁、一束草、一斗粮。立此奇功，真奇侠绝伦，可以寄边事者！如此胆略，夫岂易得？使今有三文龙，奴可掳，辽可复，李永芳、佟养性可坐缚而衅之鼓下矣。”
老奴此后试图说服毛文龙来降，手书曰：“自古以来，诸国之兴衰，皆天轮之时连也，将亡之时大示共兆，烽烟遍地，惟至灭之。将与之时，上天默佑，每举必与，气势昌盛。类此之例，尔岂不知乎，昔伊尹如桀王之运，终往归成汤王而为臣。姜太公知纣王之运终，往归武王而为臣。”
老奴又“强词夺理”为自己的滥杀辽民找借口，“闻尔毛将军谓我为何杀人，若不杀人，谁不愿降；辽东，广宁之人原系朱氏皇帝之民也，因天授与我，故我以国增、兵增、钱粮增而悦之。自旅顺口以北至开原，自镇江以下至广宁，皆养有之。然欲养而不从，竟杀我所任之官、所遣之使，奸细往来，叛逃而去。对此岂能不杀而平白释放心遣之乎？我之所杀者，理也。由我处逃出愿结尔而前往之人，尔收容后，不如豢养，却令其从军，反戈而战，故于各处之被杀者，乃尔所杀，非理也。”
老奴大概是《三国演义》看多了，把自己当成仁义无双的刘皇叔：”我国思养昭明，故自东海以来，举国愿归。至于哈达，叶赫，鸟拉，辉发之人，虽曾鏖战不降，然败后擒之仍聚而养之。其时，出兵蒙古，我之所获尚不及自愿来归者多。如今归顺者“络绎不绝”，此皆莫我恩育之声誉而来耳。设若杀之，其何能来耶？“
老奴自己滥杀人，反把安邦彦扯出来当挡箭牌：“毛将军，我曾以为尔乃明智之人，今尔不知天时，是愚味也。明运已终，劫数来尽无处不杀汉人。安邦彦将山阴，安南，贵州、四川、广西、云南等省各处，所杀者高少乎？实乃明灭之时也。天之所灭、尔能救焉？昔周国运终，末世国乱。圣人孔，孟，欲救而不能，遂即灭之。
老奴把齐恒公、唐太宗等人拿来比自己，又用韩信、刘整来比毛文龙：“尔岂不知？常言：‘良翁择木而栖，贤人择主而事’。韩信弃霸王而归汉高祖，刘整弃宋国而发蒙古忽必烈汗，此皆观天时择主而事，且留芳名于后世。谁人曾谓彼等为恶？凡应天命而生之汗、贝勒等，皆不念雠敌，视其功德而养育之。古之桓公，养射已之管仲为社稷之臣。唐太宗养雠敌胡敬德，终得有裨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