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梦其实很长，投射到现实不知道我睡了多长。
有时你做一个无比漫长的梦，但实际上只睡了十分钟。梦里的时间和现实的时间，严重不对等。
“醒醒，醒醒！”两名警察把我从睡梦中摇醒。
墙上没有钟，我作为劳改犯也不会有手表，我顾不上问时间，我一恢复意识立刻就问：“王医生，测试结果怎么样？”
王福全铁青着脸，白了我一眼，不理我，伏首在纸上写着什么，看来他还是很讨厌我。
“警察同志，测试结果怎么样？”
警察很和蔼的道：“王主任说你峰谷波很高，而且刚才我们也看到你手舞足蹈，就像要跳下床似的。你满嘴脏话在骂王主任，我们齐力摁住了你。这些情况我们都会如实跟法庭反映，你放心。”
我说王福全脸色咋这么难看，心里暗暗好笑，被人在梦里骂了，又不能跟一个做梦的人对骂，难怪他觉得憋屈。
王福全道：“警官别这么早下结论，我还有测试要做呢。”
“怎么做？”警察问。
我只怕机器测试，而至于精神科医生的测试鉴定，无非就是观察其言行和问话。
具体来说，专家会要求被鉴定人描述作案时的动机和经过，以此考察被鉴定人的认知、思维、情感、行为、综合分析能力、自我控制能力以及辨认能力等。
专家会故意抓住案中的某个无关紧要的细节或场景，反复询问罪犯，如果罪犯在叙述中，露出一点作案过程中有意识的马脚，那即会被宣布无梦游病史。
伪装精神病难的多，但若要伪装梦游真的很简单。常规情况下，被鉴定人只要一问三不知，说当时我梦游，什么都不记得，专家会一点办法没有。
但我不一样，我不能一问三不知，因为我在案发时声称自己知道这是梦，这涉及到清明梦这个新兴的很多人不理解的东西。
我略带挑衅的道：“王医生，我们都是同行，你觉得问话测试对我有用吗？”
我的意思很明确，你就不必再浪费时间了，我对你们的鉴定过程了如指掌，我要伪装成精神病或梦游患者比别人容易多了。
“你这什么话？藐视法律法规么？”王福全给我扣上了个大帽子。
“不敢，没这意思。警察叔叔别听他挑拨，我可不想整个寻衅滋事罪。我意思是说机器不会撒谎，我的毛病已是板上钉钉了，就别浪费时间了。”
王福全闷哼了一声，不再理我。
外面又走进来一个医生模样的人，拿着笔和本子，他俩还真的一板一眼的开始对我进行测试。
我记得有关法律规定做这种精神病鉴定的活，必须有两个以上的鉴定人员。
我见招拆招，什么该说，什么不该说，心里自然有数。
测试完了，王福全将鉴定报告交给警察，瞪了我一眼，气呼呼的小声嘀咕：“你这样一个精神病加罪犯有什么资格谈恋爱？祸害人家姑娘！”
王福全就是个普通上班的精神科医生，完全不知道也没参与伊藤他们的阴谋。换了个老板之后，他还是做他的医生，丝毫不受影响。
他似乎也不知道悦儿是卧底，李嫣只是化名这一回事，要是知道悦儿在进院之前就与我有深厚感情基础，可能对我这个情敌的痛恨也少些。
我回到看守所呆了几天后，又换了一拨医生对我再次做精神鉴定，前前后后共做了三次。
约一个半月后，我的案子再次开庭，因为有严谨的精神鉴定报告，审判长综合各方意见，最终认定我当时确实是在梦游，当场宣判我无罪释放。
我听到这个审判结果丝毫也不惊喜，因为就算我被判有罪，估计也是快刑满当庭释放了。因为这种致人轻伤罪判个一年也就差不多了，我其实已经在看守所蹲了快一年了。
大概是近期国内伤医事件太多，使得我这件案子颇为典型，再加上梦游伤人是极为罕见的案例，因此吸引了全国各地大批媒体对此穷追猛打。后来，因关注此案的人数太多，审判过程决定全程直播。
一般也只有高官和影响特别恶劣的超大案件才会有全程直播的待遇，我也不知是倒了什么血霉，竟然莫名其妙享受到了这个待遇。
我想随着这一轮直播下来，我的名声应该是臭满神州大地，甚至一直臭到九霄云外。
多家电视台都完整忠实的记录了法庭上的一切，尤其是审判长最后的宣判词更是响彻全国：“被告人崔冕经确认，有精神病前科，有梦游病史，犯案时无民事责任能力，本庭宣布无罪释放。”
也就是说，这个市乃至全国很多人几乎都将知道，曾经治好无数转世人的心理医生崔冕现在自己有毛病了，他连自己都治不好，他还能治好谁？
虽然目前并没有相关部门宣布吊销我的行医执照，但实际上，舆论已经对我的职业生涯判了死刑。
其实就别说当什么心理医生了，我现在无论到哪里求职，无论做什么行业，可能都比正常人艰难的多。
因为大多数用人单位都知道我有精神病史，我还有二进宫的“辉煌”历史。
法律虽规定用人单位不得歧视吸毒人员，刑满释放人员之类，但规定是规定，又没明文规定人家单位不愿用这样的人会受到什么样惩罚。
再说就算有明文规定也没用，人家单位拒绝你的求职可以找出千百个不重样的理由，他绝不会承认是因你劳改犯身份才不用你。
所以一些从监狱里出来的人，在生活中总是处处碰壁，做什么都没人要。有时为了有口饭吃，他还是得去铤而走险的犯罪，因为好像只有犯罪这事不看学历，不看你过往有无劣迹。
就算再失手关进监狱那些老犯人也不见得怕，因为他们觉得这残酷的社会比监狱还要冰冷，还要无人情味。
监狱肯定能起到惩戒和震撼犯罪作用，但是不是真的能把犯人改造好？对此，我开始存疑。
除了做心理医生外，我并没有其他技能，我真不知道我还能干什么。
出狱后，我发现自己不敢路过聚龙大厦，每次走过那里，泪水就会充满眼眶，模糊视线。
至少在半个月内，电视媒体和报纸媒体铺天盖地都是关于我的负面新闻，所用的照片也全部都是我穿着囚衣精神萎靡的站在法庭上的情景。
我一出门，就有无数人对我指指点点：就是他，一个有精神病的心理医生，砍伤了一名外科医生，很凶残，离他远点。精神病杀人都不犯法的哩。对了，据说他第一次进监狱是强奸人呢，真把坏事都做尽了。
媒体就是这么可恶，它们不知道我第一次入狱是被冤枉，似乎也不想知道。它们基本都用了这样的字句来描述：据悉，崔冕已是二进宫，第一次入狱是被一位女士控告强奸。
我确实是曾被人控告强奸，这没错。可媒体并没有在后面补充最终审判结果是什么样，媒体只需要关注新闻能不能吸引眼球，不需要过多关注我这样一个劳改犯的感受。
这一切导致强奸子妍这件过去很久的事，又被很多人惦记起来。
人在被法律惩戒完并不算结束，还得受道德和舆论的谴责，人们的歧视可能会伴随一个劳改犯终生。这就是犯罪所要付出的代价，非常残忍。
我总是缩头缩脑的不敢与议论我的人群对视。
换别人早就跑远远的与我撇开关系说不认识我了。
但在我身旁的悦儿一步也不后退，勇敢的回视那些目光，并安慰我，说别在意这些，走自己的路，让他们说去吧。
万幸在全世界都抛弃我时，谴责我时，还有她无怨无悔的站我身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