意识形态这种东西，它是要分成科学的和非科学的，正确的和错误的，有效的和无效的，可以实践和无法实践的这几种情况的。
说起意识形态来，儒家的意识形态或者说被封建统治者不断的与自身统治的合理性和合法性相结合的儒家意识形态。这个东西实际上是一种纯粹的没有任何的科学成分的，错误的，无效的，无法实践的意识形态。
用比较通俗的话来说，孔老夫子这个奴隶社会贵族出身的，在社会转型期间的吊丝政客，实际上他的那套政治理念是非常草根，立场是非常模糊的。
他老人家在论述理念的时候，时不时的会表现出一定的精分特征来。有的时候他站在统治阶级的立场上（这是他的贵族出身决定的），有时他会站在被统治阶级的立场上（有教无类和周游列国的实践让他接触了不少底层人民）。
他之后的儒家学说继承人孟子也显现了这种精分特征。不过，不像孔老夫子这个多多少少还能沾上点祖宗贵族荣光的末代贵族。孟子是彻彻底底的从贵族变成了平民的纯草根。所以，孟子的吊丝气质比起孔子要浓厚的多。
而且，不像孔夫子还能够凭着关系混上个一官半职，当上个省级政权的司法首长。孟子一辈子也没混上官儿当。所以，孟子的学说变得对统治阶级的意见非常之大，以至于让他说出了“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这种彻底的自暴自弃的话来。
不是儒家思想造就了中国封建社会的意识形态，而是中国的封建统治阶级从现实出发，在充分的实践了法家、道家的意识形态之后，发现了儒家思想经过改造后最有利于维护封建统治阶级的利益。
所以，在秦始皇之后，在刘邦之后，在文帝景帝之后，汉武帝慧眼识人的提拔了董仲舒，把整个儒家思想进行了全方位的改造，使之成为了后世中国封建社会的意识形态了。
可是呢，吊丝他就是吊丝。草根他就是草根。无论怎么改造，无论怎么掩饰，那些直直白白白纸黑字的落在材料上的话，后世的那些封建文人们也是没办法回避的。
我们可以这么说，就是单单的从改造后的迎合封建制度的儒家思想上讲。在理论上这个意识形态都没办法自洽。
一方面讲究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封建等级制度，一方面又大谈“民贵君轻”和“造反有理”（“贼仁者，谓之贼；贼义者，谓之残。残贼之人，谓之一夫。闻诛一夫纣矣，未闻弑君也。”《梁惠王》下）。
以至于大明王朝的开国皇帝朱元璋，这个放牛娃和尚出身的人都觉得儒家的这种精分是要不得的，所以把孟子给清出孔庙了。
所以说，越是尊崇儒家的意识形态，越是用儒家的意识形态为封建统治阶级辩护的人，他们就越怕被封建知识分子们尊成亚圣的孟子的话。用今天的网络词语来形容的话，孟夫子他老人家不太像儒家的粉丝，倒是有点高级黑的味道。
就比如马祥麟问自己的母亲秦良玉，“民贵君轻”这套话说的对不对，是不是真的。书香世家出身，本身又是封建统治阶级一员的秦良玉就没办法实实在在的告诉自己的儿子说：“呆瓜，那都是拿来蒙那帮老百姓的。你作为我儿子，作为石柱之主，是不能信这一套的。”
即使秦良玉就是这么想的，但是她也没法直白的把这话说出来。
说实话，那些最开始接触诗书背着四书五经一心科考的书生们，倒不见得真的不相信儒家的那一套。最开始的时候，他们肯定是相信的。比如要仁义爱民啊。比如要克己复礼啊，比如要敬天法祖啊。
但是，随着他们参加了科举，成为了秀才、举人和进士，开始参与真正的政治生活，开始作为封建王朝统治阶级的一份子，开始享受起封建统治者的既得利益之后，他们就不再会想着怎么贯彻伟大的仁爱思想，怎么落实大同世界，怎么去克己复礼了。
取得代之的是怎样才能让自己升官更快，怎样才能让自己的土地更多，怎样才能从泥腿子们身上炸出更多的油水来。
统治阶级、既得利益集团真正的意识形态也是从他们自身的实践中逐渐的产生的。到了那个时候，那些读者四书五经圣人之言的封建读书人，就明白了那些四书五经圣人之言是谎话。他们开始讲究变通，强调君子要“相时而动”，“尽信书不如无书”了。
有人说清王朝的统治，两百多年一直只是在干“维稳”这件事情。实际上，一切封建社会的统治都是在“维稳”。
封建统治者干维稳这件事情，对外，对老百姓必须得有一整套说辞。儒家的那一套，实际上就是这种说辞。
在封建统治者内部，对于这个问题大家都是心照不宣的。都是一个“你懂的”的态度。偶尔有一两个打破潜规则的人（如明代思想家李贽）吆喝一阵，但是这些声音不大，影响全无。
说一套做一套，对于这个问题，马祥麟早就已经厌烦腻歪了。在复兴会，马祥麟看到是说什么做什么。复兴会对于社会，对于政治，对于军事，无论是在哪个方面，复兴会都在用自己的理论最清楚最明白的向所有的人解释和宣传。
本来马祥麟还觉得有些不适应，但是，他最终通过学习搞清楚了自己不适营的原因。那是因为自己被假话蒙蔽的时间太久了，以至于自己看不起原本就清清楚楚的事实和道理了。
马祥麟如果是在其他场合突然提起这样的问题，秦良玉可能会推心置腹的对自己的儿子说一说怎么当好一个合格的统治者的真道理。可是，在讨论王书辉，讨论复兴会的这个场合里，马祥麟突然说这种话，秦良玉知道儿子肯定是有他的目的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