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人是世界上最具有政治意识的民族。同时，中国人也是世界上最热爱学习的民族。”
——《大中国志》曾德昭·著
“像所有其他的传教士一样，我刚到达中国不长的时间里就发现，中国对于我们这些人来说，即是天堂，也是地狱。”
“物质丰富，民众富足的中国，是全世界范围内最为美好的国家。完善的市政设施，系统的公共管理体系，充分的社会福利制度，再加上富有而又有教养的中国民众。这一切，既让我们这些异乡人刚到惊讶，也让我们感到敬仰。”
“要知道，在这个时代，欧洲绝大多数的人，无论是贵族还是奴隶，都是难以置信的粗鲁和愚蠢。即使在巴黎这样的大城市里，城市的状况也是相当糟糕的。粪便、污水、各种疾病和瘟疫，才是这个时代欧洲城镇的主人。”
“从个人经历的角度而言，我在被明王朝政府驱逐后，经常接触到南中国的普通中国人的生活。我发现，即使是处于社会最底层的中国人，虽然他们在生活上相对艰苦，可是，他们也能够常常到酒馆和茶社里享受生活。在城外的乡野茶社中，我就经常遇到在那里吃饭喝茶的普通中国农人。”
“他们的生活当然没有中国的绅士们那么悠然和具有艺术性。可是，比起处于污泥和草棚中，像猪猡一样生活的欧洲农夫来说，很明显，他们处于天堂般的生活中。虽然比起普遍可以媲美欧洲的艺术家和哲学家一样的，那些中国绅士来说，底层中国人对于我们这些外国人的歧视和嫌弃更加直接和明显，但是，上帝不允许我对他们的实际情况说谎。”
“不过，正是这种歧视和嫌弃，才让我发现，想要在中国传播天主的荣光，简直是一个像拯救地狱中的堕天使一样困难的工作。”
“孔夫子这个上帝之前的哲人，像八爪鱼一样统治着东方世界。无论是在中国，还是在中国的附属国安南、朝鲜等等几十十几个国家里，孔夫子在所有的东方文明国家里，都是无冕之王。这个异教教主对所有的东方人，无论是生活习惯上，还是日常礼节上，都做到了毫无遗漏的渗透。”
“更主要的是，孔夫子和他的信徒们，把他的学说与东方帝国的政权捆绑在了一起。就我接触到的中国绅士而言，他们对于我们的兴趣，更多的集中在技术和科学知识上。哪怕是那些接受了上帝信仰的中国绅士，在他们的礼节和伦理意识上，也完全是孔夫子式的。就单从一点上说，信仰上帝的中国绅士没有一个放弃自己对祖先的祭祀和崇拜的。”
“王丰肃（意大利传教士）兄弟和北京的庞迪我（西班牙传教士）兄弟、熊三拔（意大利传教士）兄弟，之所以急切的推动激进的传教策略，导致了‘南京教难’的爆发，正是在这种情况下的一种焦虑情绪的反应。在我们看来，利玛窦兄弟的传教策略固然有效的推动了天主的荣光在中国的播撒，可是，我们也看到了神圣的宗教正在被中国文化同化的危机。”
“因为我本人就在中国的史书上看到了我们可能的下场。根据中国历史的明确记载，在一千年前，聂斯脱利派传教士，就已经在中国活动了。他们虽然取得了伟大的成就，甚至让几位唐王朝的大皇帝陛下皈依了天主。可是，他们的下场也给我们上了生动的一课。被一千年前的中国人称为景教的东罗马基督教，最后被中国人同化后消失在了历史的长河中。”
“在我第二次面见大皇帝陛下的时候，当时的王书辉阁下（‘天主的荣光在他脚下，阿门’），才把我当成一个可以交流的对象。不过，他才一开口，我当时就陷入到一种危机感中。我清楚的记得，他用一种发音清晰的北方汉语对我说，‘你们景教的传教士……。’听了这话我头脑一空，以至于我根本就不记得大皇帝陛下后面的话了。”
“当时，我的心里在想，‘上帝啊，这是完全的误解。’可是，就在我开口为大皇帝陛下解释了几句之后。当时负责押解的，后来曾经担任过东华（北美洲）总督的贾三强侯爵阁下，就用一根黑色的钢棍，提醒我遵守面见贵人的礼节。要知道，在东方，特别是在后来的中华帝国时代，打断上位者的谈话，这个最底层的普通中国人都具有的权力，只有少数获得中国国籍的外国人才能享有。”
“很明显，当时，大皇帝陛下不喜欢自己的话被打断。我看到他用一种不耐烦的表情命令士兵把我押回监狱。从此，我开始常年的监禁生活。在之后很长一段时间里，我都没有获得大皇帝陛下的接见。”
“因为当时还处于王书辉阁下（‘天主的荣光在他脚下，阿门’）建立中华帝国事业的初期，我见到了很多在后来取得了伟大成就的伟人们。在我回到监狱之后，后来担任过中华帝国的首相之一的陈封阁下，来到监狱，向我宣读了人民委员会下属的一个叫做法务中心的审判机构对我的审判。”
“因为陈封阁下的口音问题，我是在后来，才在中华帝国供公众查询的公共资料里，查到了我当时被判处的罪名的。那个罪名叫做‘危害国家安全罪’。因为我是外国人，没有任何在中国的政治权利可供剥夺，所以，我被剥夺了一切人权。”
“这个罪名，在四十年后看来是相当的可怕的。这项罪名的惩罚，无限期监禁和剥夺一切人权，在后中华帝国时代的人们看来，也是非常的恐怖的。可是在当时，对还完全掌握着国家权力的明王朝来说，还是个相当莫名其妙的惩罚。”
“对于明王朝时代的人来说，没有被判处流放和死刑，就是轻微的惩罚了。明王朝根本就没有无限期监禁一说。无论是中国人还是外国人，在当时的中国，也没有任何的人权可言。”
“在我后来，接触到复兴党的资料之后才发现，人权也不过是复兴党对外的意识形态推广的一种说辞罢了。现在，在所有的欧洲国家里到处兴风作浪的人权主义者，其实大部分都是领取华元补助的家伙们。
大皇帝陛下保佑，现在我有了中国国籍，可以享受中华帝国保证的言论自由。要知道，说这种话的人，如果没有中华帝国国籍的话，会是一种什么样的下场。”
——《我是中华帝国公民》曾德昭·著
王书辉发现，这个时代的中国人在对外国人的态度上，和王书辉所处的时代很相像。在现代社会里，王书辉这个年龄段的人的父辈和祖父辈，在对待外国人方面，呈现出一种民族主义的倾向。只要是涉及外国人的一切，他们都会表现出警惕和敌视来。
王书辉这个年龄段的人，在对外国人的态度上则表现的和他们的父辈和祖父辈有明显不同。
他们这个年龄段的人虽然也对近代史上中国受到的屈辱感到愤怒和慨然，不过，在他们生长的时代，中国处于重回世界第一宝座的阶段里。在面对外国人的时候，他们表现出的，更多的是一种超然的自信和从容。除了美国之外，世界上没有能够媲美中国的国家，即使美国也马上将会被中国赶超。这是王书辉那个时代的年轻人的一种共识。
在面对欧洲人的时候，因为经济危机导致的欧洲国家的普遍衰落，让王书辉这个年龄段的人比较看不起欧洲人。在他们眼中，自己都处于严重的经济和社会衰退中，却把环保和人权宣传当成是唯一输出手段的欧洲国家，非常的猥琐和可笑。
就王书辉本人来说，他就认为，欧洲人正在重新适应他们本来天生的位置——落后和衰退的二流国家。
王书辉瞧不起正在处于彻底没落阶段的现代欧洲人。现在正处于社会上升阶段的欧洲人，也普遍的被大明王朝时代的中国人所瞧不起。没见过红毛夷人的王书辉的老婆朱微妏的几个年纪相对比较轻的舅舅，还专门到监狱里看了看那个传教士。
王书辉是听过他们的观后感的。大略都是些“蛮夷”、“生番”，“尚未开化”，“需要教化”之类的老生常谈。
王书辉也问过他身边的几个值班的警卫人员和行政人员。他们对于传教士曾德昭的看法也比较统一。大部分人认为，曾德昭是个很无所谓的，像个野猫野狗之类的东西。很明显，他们觉得，既然曾德昭先生窥探了复兴团，犯了实实在在的罪行。那么，把他随手砍掉也就是了。
王书辉不能说他们是错的。如果他们没处于复兴会这个团体的话（复兴会大考核于九月中旬结束，四百多人通过考核加入复兴会）；如果他们还处于明王朝，甚至是之后的清王朝的那种固步自封的思想状况中的话，王书辉都会说些要有警惕思想，要学习西方之类的话。
可是，处于复兴会这个目前世界上，甚至可以说在今后的两三百年里，都会是最先进的组织之中，学习和实践着超越这个时代两三百年的文化知识和思想理论的复兴会成员们，说出鄙夷和歧视欧洲人的话，王书辉觉得理所当然。
自然，在王书辉这种思想下，曾德昭传教士的下场就比较凄惨。他被人民委员会的法务中心，判处了和张天禄的锦衣卫探子，以及几个枝江县外的几个大股土匪的探子一样的刑罚：剥夺一切权利，在王书辉名下的煤矿中接受劳动改造。
曾德昭就是在劳改的过程中发现，在王书辉的治下，无论是多大的年纪，从事什么样的工作的人，都很明显的非常热爱学习。就连他们这些罪犯，也被命令必须在每天的繁重劳动之余，接受教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