而这个时候的西南战争为什么会打起来，还是要上溯到明治天皇执政初期的时候，政治上面的漏洞百出，并且政策布置的有弊端。并且就是跟我们的唐朝一个问题，唐朝不是有节度使和藩镇割据嘛，但东瀛上面就有地方势力过于庞大从而垄断整个地区的贸易和经济税收，是不是很熟悉。没错，那就是跟我们的西汉初年差不多，实行分封加郡县制度，导致了汉高祖刘邦过后，汉文帝、汉景帝时期的八王之乱加上盐铁私营、拉帮结派、党派林立，所以使得汉武帝时期不得不使用推恩令和建立刺史制度以及盐铁官营，才使得大汉可以雄立于世界前端，差不多东瀛也是这个样子。
明治初年，东瀛虽然成立了以天皇为最高权力中心的政府，但东瀛尚未完成中央集权体制，从旧代延续下来的274个藩仍然保持着独立的军队、财政和领国内的统治权，明治政府对国内的控制力极为薄弱，当时的明治政府面临着三方面的压力，那么，是哪三大方面的压力呢？
第一，首先明治政府本身并无直辖武装力量，仅仅靠萨摩藩、长州藩为首的倒幕各藩藩兵，假如萨长联盟与明治政府的利益点不合，政府将无兵可依，势必垮台，第二，其次明治政府在财政上仅能征收和调配全国资源的30-40%，却要负担作为中央政府的全部支出，因而捉襟见肘，支付能力十分脆弱。且此时东瀛仍在欧美列强的干涉和不平等条约压迫下，明治政府继承了幕府的对外债务和各项赔款，无疑进一步加重了财政负担，第三就是维新之后东瀛整体政治气氛仍然停留于幕府时期，只不过效忠对象由幕府转为天皇政府而已。且各藩以维新功臣自居，在新政府中争权夺利，像极了改革开放的前期，官僚体系膨胀加上经济通胀兼经济危机，导致了严打四次的出现。
政府中以木户孝允为首的开明派认识到欲在内消除割据分裂的隐患，对外摆脱列强压迫的危机，必须构建与幕府时代不同，能“与万国相对峙”的新东瀛，对于这个新帝国的构架，伊藤博文明确指出：必须建立绝对主义的中央集权体制，“一切政令法度皆出自朝廷”，而其关键在于废除各藩，清除构成“小权”的基础。在具体实施上，采取先改革藩政，再“奉还版籍”（即各藩将土地和人民献给朝廷，不再为自己所私有），最终废除各藩的渐进式政策，明治元年十月二十八日，明治政府下达“藩治职令”（统一各藩官制，强化政府对藩的监督控制；不受门第和旧习限制，提拔人才；藩政与藩主的家政分离），接着又在木户孝允和大久保利通一起推行“奉还版籍”；同时要求萨摩、长州、土佐、肥前四藩向朝廷贡献兵力，设立御亲兵；后又实施“废藩置县”。在这一系列处理过程中，社会矛盾不断积累，从总体上看，主要有以下2点矛盾：“在倒幕运动时期，维新派以“尊王攘夷”为纲领，斥责幕府的开国行为是违背天皇意志的悖逆行为。然而在明治政府提出的维新政策中，第三条明文规定“求知识于世界，大振皇基”。在攘夷派看来，开国政策背叛了以往道路，不止要讨伐夷狄，更要追究政府的责任。他们采取暗杀来清除政府内的开国派，与此同时，开国与对外贸易，不平等交换造成了贵金属短缺，而贵金属短缺又引起物价上涨，使得民众生活水平下降。这使得从武士、农民到市民，整个社会都蔓延着仇视外国人和开国政策的不满情绪。在后来的叛乱过程中，也多有攘夷派参与。
如果说开国只是在精神层面上刺激了士族，那么征兵制和秩禄处分则从物质方面使士族的生存发生了严重危机。这也是西南战争的主因之一，在废藩置县后，明治政府即开始兵权归一、军务归一的改革，组建镇台，重新编制政府常备军，解散各藩藩兵，完成军队国家化。大量的藩兵在此过程中被迫退伍回家，从军士族大大减少，士族的出路越来越窄，要知道，无论是古代的中国还是世界上其他的亚洲国家想要光宗耀祖、光耀门楣，就只有两条路：“一条考科举，另外一条武举的票就行了。可是明治天皇的这一举动缩减了各族的教育开支和成本，加上东瀛来的数百个留学生以外要接待，还有自己的贵宾，所以请阁下请坐。
以鹿儿岛县（原萨摩藩）为例，原藩常备军共计步兵人，炮兵511人，其他（辎重、骑兵）1190人。而取代旧藩兵的熊本镇台鹿儿岛分营，共计常备军四个大队，兵员不超过4620人，规模大大缩小，明治五年十一月，政府下达的《征兵诏书》和《征兵谕告》剥夺了士族引以为荣的当兵特权，虽然退伍回乡军士可拿到一笔遣散费，但仍然引起了士族不满，明治六年的福冈士族叛乱就是一例，世代继承的家禄是士族的根本特权之一，明治政府在成立之初虽有想法，但由于涉及到士族根本的生计问题不得不谨慎处理。在旧幕府时代，家禄与“奉公”联系在一起，奉公是履行对领主的封建义务，承担一定的工作，而家禄则是领主对此给予的权利，两者互相依存。家禄世代继承，工作职务也世代继承。但在废藩置县后，旧的藩政不复存在，士族们自然丧失了奉公的对象，而此时就形成了单方面领取家禄却不承担义务的局面，另外，虽然士族的俸禄已被削减，但仍占政府年度支出的20-30%（明治六年，政府的地租收入6000万日元，而家禄支出达1804万日元），是政府支出中最大的一块，使政府运转明显不灵。政府内部对一年白白支出近2000万日元的家禄意见极大，从四民平等和改善财政的角度要求处分家禄，明治九年八月，政府断然实行“金禄银债”制度，彻底废除士族家禄。虽然士族们得到了一笔抵偿金，但大多数人特别是下层士族，都因不善经营而破产，最终沦为劳动力市场上待价而沽的赤贫者。士族们丧失了一切物质上的特权，他们急需维持生计的出路，而他们当中有一部分人不甘与平民为伍出卖劳动力，那么剩下的途径只有将危机向海外转移，加强军备，进行军事扩张，将士族们的愤懑和不满引向海外，“征韩论”在东瀛由来已久，早在江户时期，部分东瀛学者就开始歪曲历史，声称朝鲜历来是臣服于日本的，因此日本可以予取予夺。到了幕末，日本就有人提出向海外用兵，获得与列强对峙的资本，而朝鲜自然而然成为首当其冲的目标。
而在政府内部，形成了以西乡隆盛为首的征韩派和以大久保利通为首的内治派，其实对于征韩问题，两派并不二致，都认为必须对朝鲜发动战争。而不同点在于：西乡派要求立刻遣使，以获得开战的借口；而大久保认为遣使就是立即开战，而日本实力尚且虚弱，维新成果还未巩固，当下不是开战的时机。西乡派其主要着眼于当前的士族问题，要利用对外战争转移国内矛盾；而大久保派则从长远考虑，谋求渐进式扩张，避免第三国干涉，明治六年，天皇以敕书形式宣布采纳代理太政大臣岩仓具视的意见，推翻了西乡征韩一事。同日，以西乡为首的“征韩五参议”下野，明治政府逐步废除士族特权，本就引发了士族的不满，而对外战争暂时被否决，向海外转嫁危机的途径也被堵死，士族宣泄不满的途径就剩下反对明治政府一条路了。而西乡和近卫军官们的下野，使不满的士族们有了精神领袖和实战指挥官，让不平士族们的基层和高层得以结合，时局发展到这一步，西南战争已是不可避免了。
还有就是在当时的东瀛大地上有私人承包办的私立军校。明治六年，西乡隆盛因为“征韩论”不被接纳而且和右大臣岩仓具视等政府要员不和，愤而辞官回乡。当时出身自萨摩藩的新政府军官及士兵们也追随西乡隆盛相继辞官返回鹿儿岛，例如陆军少将桐野利秋、筱原国干等，表面上回到鹿儿岛的西乡隆盛已不理政事，过着耕种、捕鱼、打猎的乡间生活，实际在西乡隆盛心中仍然记挂着国家，他极为不满明治政府的种种政策，一直认为政府必须进行改革，明治七年一月，岩仓具视在赤违被一班不满士族袭击受伤。二月，第一次大规模不满士族举兵发生，旧佐贺藩藩士江藤新平发动反政府叛乱，他也是因为“征韩论”失败后辞官返回佐贺的。同时明治政府开始进行“台湾征讨”计划，自西乡隆盛离开政府后，国内外出现了那么多重大问题，国家开始走入混乱时期，六月，西乡隆盛为了追随他而回乡的一班青年建立教育机关，于是在萨摩藩的旧居城、鹤丸城设立私立军校包括炮队学校，枪队学校等，一般认为，设立私立军校的目是为了防范欧美列强的入侵，西乡隆盛最担心的就是俄国的野心。其次，西乡隆盛眼见明治政府日渐腐败又不肯改革，心想各地的不满士族必会发起叛乱，到时必须要有一支强而有力的军队再次进行革新。
紧接着就发生了大规模的叛乱，明治九年，因为废刀令、停止家禄等政策，各地不断发生不满士族的叛乱，十月二十四日，熊本县士族太田黑伴雄发起的“神风连之乱”，二十七日，有福冈县的“秋月之乱”，二十八日，又有山口县前原一诚发起的“萩之乱”，反政府运动频频发生，西乡隆盛并没有因此而乘时举兵，但明治政府担心这支由讨幕时最强战力的旧萨摩藩士族所组成的军队，于是大久保利通派遣鹿儿岛出身的中原尚雄等23名密探到鹿儿岛，侦查私立军校的情况及西乡隆盛等人的意图，并计划暗杀西乡隆盛，为了削弱萨摩藩士族的军力，明治政府打算把鹿儿岛的陆军火药库里储存的武器、弹药运送到大阪，但是这些举动被一批激进的私立军校学生得知，明治十年一月三十一日夜，军校学生袭击鹿儿岛草牟田陆军火药库，不久矶集成馆、上之原等的火药库也遭到袭击，鹿儿岛市内亦有多处被放火，骚乱一发不可收拾，当时西乡隆盛正在大隈半岛的小根占打猎，得知此事后，虽然明白不是举兵的时刻，但是眼见那班年轻学生被捕，政府的行动，西乡隆盛只好乘势举兵反抗政府，当时萨摩军有人，还有来自九州各地的不满士族合计4万多人。
那么有的读者对于东瀛的近代史不怎么了解，所以这三场叛乱不知道也是可以理解的。比如神风连之乱：10月24日深夜，敬神党分为数队，分别袭击熊本镇台司令官种田政明宅、熊本县令安冈良亮宅，种田政明、安冈良亮及其他4名县厅官员被杀。之后，敬神党全员袭击政府军所在的熊本镇台（位于熊本城内），将城内的兵士们依次杀害后，控制了炮兵营，但是到了第二天早上，政府军一方的儿玉源太郎等将校赶至熊本城。在儿玉源太郎的指挥下，政府军重整军容，开始了真正意义上的反攻。加屋霁坚、斋藤求三郎等中弹身亡。首谋者太田黑伴雄也中弹，身负重伤，躲至附近的民家，不久自尽。失去了指导者的敬神党开始败退，其中大部分人自尽，未自杀的残余敬神党约50人被捕，其中一部分被斩首。
而后就是秋月之乱，神风连之乱爆发3日后的10月27日，以今村百八郎为队长的“秋月党”举兵，首先在明元寺杀害了福冈县警官穗波半太郎（日本最早的警官殉职记录）。由于旧秋月藩的士族已经联络好了旧丰津藩的士族杉生十郎等人同时起事，于是“秋月党”动身前往丰津，并于10月29日到达。但是此时旧丰津藩士族确定了不参与起事，倾向于起事的杉生十郎等人都被监禁。秋月、丰津两方谈判过程中，收到丰津一方通风报信的乃木希典率小仓镇台军进攻秋月党。秋月党死17人，政府军死2人。秋月党向江川村栗河内方向退却。10月31日，秋月党宣布解散，宫崎车之助、矶淳、土岐清等七武士剖腹自杀。秋月党中的抗战派今村百八郎及其他26人回到秋月。有两名福冈县高官袭击位于秋月小学的秋月党总部，被今村百八郎等人杀害。今村百八郎等人还将拘留反乱士族的酒屋仓库付之一炬，之后分散逃亡。但在11月24日，全部被捕，益田静方在举兵之前10月26日请求联络旧佐贺藩士族同时举兵，前往佐贺，在归来的途中被捕，12月3日，福冈临时法院宣布叛乱参与者的判决，首谋者今村百八郎、益田静方即日斩首，其余共有150名被判不同程度的有期徒刑或除去士族身份，秋月藩的士族们在叛乱失败后终于认识到这个时代已经不再需要过去的武士了，他们中有些离开秋月出外去另谋生路，另一些则留下来融入了秋月地区新时代的建设中。
还有就是前原一诚的“萩之乱”，前参议前原一诚辞职后在故乡联络各地的不平士族，听闻了熊本城下神风连举兵的事件后，以旧藩校明伦馆为据点召集同志。因计划10月26日夹击山口县厅，所以派出使者鼓动德山的同志一同举兵。10月28日，以前原一诚为领袖的殉国军举兵，但因为袭击县厅的计划被政府一方事前察觉，欲向天皇直诉己见的前原一诚改计划为东上山阴道。但由于恶劣的天候，不得不返回萩市，在萩市殉国军与政府军发生巷战，使山口县县令关口隆吉败走。在巷战中松下村塾的塾长玉木文之进（吉田松阴之叔）的养子玉木正谊（乃木希典之弟）战死，之后，前原一诚将军队委托给小仓信一，自己与奥平谦辅等7名殉国军干部单独行动。小仓信一等人在萩市遭到三浦梧楼少将率领广岛镇台军和军舰孟春号的攻击，至11月6日被政府军彻底镇压。而前原一诚与奥平谦辅等7名干部在登上了前往东京的船舶，从萩港出港，但因为恶劣的天候，不得不停泊在宇龙港，11月5日被岛根县县令佐藤信宽等人逮捕，另外，前原一诚举兵之前曾经联络了自己的好友原会津藩士永冈久茂。永冈久茂在10月29日袭击千叶县厅未遂（即思桉桥事件），随后，12月3日，宣布了萩之乱参与者的判决，首谋者前原一诚、奥平谦辅即日被斩首。
随后让作者来完完全全介绍一遍西南战争的经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