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我们的国家正在政府的带领下进行着轰轰烈烈的土地改革之时，在遥远的布达拉宫之上还保留着这一种古老而又传统的制度就是——农奴制。这种制度主要在西藏地区，而西藏地区跟中原地区的渊源颇为深远。
在公元6世纪时，藏族先民的部落群经过数千年的迁徙、发展和分化组合，形成大大小小的数十个部落联盟。其中分布在西藏地区的有所谓“四十小邦”，由四十小邦又合并为“十二小邦”。公元7世纪初，强大的唐朝在中原地区建立。与此同时，崛起于今西藏山南市雅隆的悉勃野部渐次征服各地部族，建立了有史以来首次统一青藏高原各部族的政权——吐蕃王朝。吐蕃赞普松赞干布仰慕中原文明，几次向唐求婚。唐贞观十五年（公元641年），唐太宗把文成公主嫁给松赞干布。文成公主入吐蕃，密切了唐蕃经济文化交流，增进了汉藏之间的友好关系。
8世纪初，唐朝又将金城公主嫁到吐蕃。吐蕃和唐朝“和同为一家”，伴随着吐蕃王朝与唐朝两次联姻，双方往来频繁，政治、经济、文化交流广泛而深入，民间往来全面发展，藏族与中国其他民族之间的关系达到前所未有的密切程度。唐蕃双方曾八次会盟，至今仍屹立于拉萨大昭寺正门前的“唐蕃会盟碑”（也叫“长庆会盟碑”、“甥舅会盟碑”，就是第八次会盟后所立）。此后的三、四百年间，藏族与北宋、南宋、西夏、辽、金等政权都有着密切联系。但是吐蕃王朝的统治集团的混乱在869年引起平民百姓的反上之乱（或称奴隶平民大起义），877年起义军发掘赞普王陵，逐杀王室和贵族，吐蕃王朝彻底崩溃。吐蕃王朝崩溃后，从869年到1239年的370年中，青藏高原上一直未能建立起大的统一政权，所以史称分裂割据时期。
1271年蒙古大汗忽必烈定国号为元，乌思藏、朵甘等地成为统一的多民族的大元帝国的一部分，西藏地方从此正式纳入中国中央政府的直接管辖之下。元朝统一中国后，根据藏族地区的实际情况，采取了一系列影响深远的施政措施：“首次设置中央机构总制院（1288年改称宣政院），掌管全国佛教事务及西藏等地的军政事务。宣政院使（主管官员）一般由丞相兼任，副使由帝师举荐的僧人担任。在西藏清查民户、设置驿站、征收赋税、驻扎军队、任命官员，并将元朝刑法、历法在西藏颁行。任用藏族僧俗担当从中央到地方高级官吏。乌思藏、朵甘等地行政机构之设裁及官员的任免、升降、赏罚，皆听命于中央。划分西藏地方行政区域。元朝中央在藏族地区设了三个不相统属的宣慰使司，均直属宣政院管理，这就是藏文史书中所说的“三区喀”。就今西藏自治区的地域而言，当时分归其中两个宣慰使司全归乌斯藏宣慰司管辖；今昌都东部归朵甘宣慰司管辖。元朝在乌思藏等地清查户口，确立差役，征收赋税，建立驿站，派驻军队，镇守边疆。乌思藏宣慰司设在萨斯迦，下设13个万户府和若干个千户所，并征收赋税。
其中，元代对于行政区域的划置，成为此后西藏行政区划沿革的基础。其中，元代对于行政区域的划置，成为此后西藏行政区划沿革的基础。
1368年，明朝取代元朝，采用收缴元朝旧敕旧印，换发明朝新敕新印的形式和平过渡，继承了对西藏地方的国家主权。明朝没有沿用元朝的职官制度，而是建立了一套别具特色的僧官封授制度。各地有代表性的政教首领人物，明朝均赐封以不同的名号，颁给他们印章和封号，命其管理各自的地方，其职位的承袭须经皇帝批准，皆可直通名号于天子。在行政区划与军政机构设置上，明朝在西藏基本上承袭了元朝的划置方式。在元代乌思藏宣慰司、朵甘宣慰司故地，明朝设立乌思藏、朵甘两个卫指挥使司和俄力思军民元帅府。后来，又将乌思藏、朵甘两个卫指挥使司升格为行都指挥使司，其下设指挥使司、宣慰司、招讨司、万户府、千户所等机构。各级军政机构的官员，均封委当地的僧俗首领出任。各级官员之任免、升迁，概由明朝中央直接决定，并颁授印诰等。
到了1644年，顺治皇帝于紫禁城登基开始掌管中国大地。我们尊循历史定例在西藏行使主权，只要前朝所封官员进送旧朝印信，即改授新朝印信，其原有地位不变。1652年，藏传佛教格鲁派五世达赖喇嘛应召到北京觐见清世祖顺治皇帝，次年受到顺治帝的正式册封；后来，五世班禅又受到康熙皇帝的册封。达赖喇嘛和班禅额尔德尼的封号和他们在西藏的政治宗教地位由此被正式确立，此后历世达赖、班禅须经中央政府册封遂成定制。1727年，雍正皇帝正式设立驻藏大臣处理西藏事务我们对于西藏的改革也是比较彻底的。清朝对西藏的施政管理，在总结元明两朝治藏经验的基础上，根据实际情况和形势变化作了重大而全面的调整，例如：设置驻藏大臣总揽全藏；调整西藏地方的政教管理体制；赐封达赖喇嘛、班禅额尔德尼名号，并确定了金瓶掣签制度；确立西藏地方涉外事务、边境国防的决定权归中央等原则；勘定今西藏与青海、四川、云南间的界线；规定达赖喇嘛、班禅额尔德尼的辖区及权限，划分了驻藏大臣直辖区。
但是越到了后面，农奴制色弊端就慢慢显现出来了。因为我们对于西藏就是让他们自己管理管理自己仅仅只需要服从中央政府即可，不发动大规模的叛乱和民族分裂其他的想干什么都可以。不仅如此，我们还对于西藏的喇嘛教和藏传佛教是很尊重的。而且西藏是一个政教合一的地区，农奴制就在西藏地区实行了整整一千余年之久，那些农奴主对于农奴的管理是野蛮残暴的。对农奴根本就是不把他们当人看，把他们的头颅割下来装满美酒进行宴饮。把他们的人皮剥下来做成唐卡，并且还用天祭。就是把一个人绑起来，然后用力的向天空抛去，这是就会有一只鹰把那个人叼走，其实也就是吃了。所以，西藏的农奴不仅要承受宗教上的洗礼，还要高强度的工作来维持农奴主的穷奢极欲，和自己的温饱问题。
而可能有人会问了，那这个农奴制究竟是一种什么制度，对于藏族人民这么残忍。农奴制是封建社会中封建领主在其领地上建立起来的剥削奴役农奴的经济制度。由于被剥削的主要对象是农奴，故名又称封建领主制。在这种制度下，封建领主或农奴主占有土地、山林、草原和河流等绝大部分生产资源，并部分占有农奴；农奴从农奴主手中分得一块份地，作为代价他们必须无偿耕种领主土地，服各种劳役，并上缴大部分劳动产品。农奴制的基本特征是农奴被束缚在土地上，不得不依附于农奴主。而农奴主则利用这种人身依附关系，对农奴实行超经济的强制剥削。农奴制的地租形式主要是劳役地租，辅以少量的实物地租和货币地租。这就是农奴制，而在嘉庆朝时，我们为了不让西藏被英国人所分离，派遣福康安三次进入西藏与英国人进行抗争，才把英国人赶回去。赢得了主权领土的完整，不仅如此，在我登基以来，维护西藏领土完整，收复克什米尔地区以及建立锡克戍卫府，统统划归西藏统一管辖。
对于农奴制的废与立的这个问题，朝廷之上也讨论了半天。由西藏总督赵尔丰认为，西藏的农奴制度必须更改和废除，因为农奴制极大的束缚了西藏全境的经济发展和工业化建设，把西藏民众的经济往深渊里面带。而且由于中央政府的管理不到位，致使西藏的农奴主无法无天，毫不尊重农奴，所以赵尔丰认为应该要废除农奴制，还西藏百姓一个安稳太平的生活。朝中的其他大臣也认为西藏的农奴制积弊太多对于整个国家的经济发展都会有很大的阻碍，而且民族认同感会直线下降，如果再加上境外反动势力的煽动下，西藏独立也不是不可能的事情。尤其是英国人和俄国人两个大国，巴不得西藏和新疆全部独立出去，让他们好好的掌握。
而且，在西藏的农奴制下，有四百万农奴终身生活在农奴主的脚下，世世代代都要给农奴主当牛做马，永世不得脱离农奴的范围，干什么事情都要在心灵上受到神明的谴责，尤其做了什么对不起农奴主的事情，他们就要不停的去忏悔来取得奴隶主的原谅，所以农奴是很卑微的。我听到了西藏的农奴主干了这么多罊竹难书的罪行和惨无人道的宗教惩罚以后，下定决心西藏的农奴制改革拖不得也慢不得，必须加快民主的改革步伐。而且，在没有西藏的农奴改革之前，农奴本代和他的出生后代可以被农奴主肆无忌惮的贩卖和虐杀都不犯法，而且他们以杀人为乐。这种落后的奴隶制制度必须瓦解，为了全西藏的四百万农奴，必须这么干。
后来，我们几个朝中对于西藏比较了解的老臣们一天天的就趴在西藏的地形区域图上看了半天，又比划了半天，一直从日落时分谈到了日上三竿，并且根据西藏旧有的土地制度也进行了商讨：“在农奴制条件下，地方政府占实耕土地的31%，贵族占30%，寺院占39%。“政教合一”的西藏地方封建政府，对贵族和寺院领主有封赐、没收和调整土地的权力，有对非耕地开荒的批准权及对土地纠纷的裁决权，还有对所有耕地摊派或增减差役的权力。”所以，农奴制的改革也是需要一步步进行的。随后我们拟定了几条规定：“第一，西藏各地军民以及农奴要团结起来不要搞分散，不搞民族独立。第二废除一切剥削人的农奴制度，废除农奴主一切特权。第三让四百万农奴都有自己的土地和生产工具，从此以后，西藏的农奴可以做自己的主人，不用再给农奴主做牛做马，他们也可以展开自己新的生活。第四尊重西藏的民族民俗和民风，不改变西藏的政教合一的制度，对于西藏民族表示最大的尊重。以及对西藏的文化表示赞同和认可，也会进行保护。第五不变更达赖喇嘛的固有地位及职权，各级官员照常供职；班禅额尔德尼的固有地位及职权，应予维持；达赖喇嘛和班禅额尔德尼的固有地位及职权。第六派遣兵马驻守于西藏边境，进行土地改革。废除一切苛捐杂税，摊丁入亩，实行不加赋的政策，农奴的后代可以进入义务教育进行读书和劳动。第七宣布西藏是中国自古以来固有的领土，任何国家都不能分割和占领西藏的一草一木，不得煽动民族独立者进行地区独立，这是完全不被允许的。”
这七条规定可以说是让农奴改天换地，做了自己的主人。当他们听到了自己再也不用为那些该死的农奴主所劳作的消息而感到十分兴奋，有的农奴兴奋的哭了出来，数十年甚至数百年的伤痛终于在这一刻得到了释放，西藏各地开始了敲锣打鼓，进行土地改革。丈量田亩，兴修水利，广种稻田，鼓励耕织，发展教育事业，进行铁路修建。西藏的经济呈现出了一个新的局面。西藏可以自己管理自己，有一定的自治权和自治权利，中央政府无权干涉。
这是西藏历史上具有划时代意义的转折点，也是中国人民解放事业和祖国统一事业的一件大事。西藏和平解放，不仅粉碎了外部势力妄想把西藏从中国分裂出去的图谋，扞卫了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维护了祖国统一和民族团结，而且开辟了百万农奴翻身解放的道路，开启了西藏走向繁荣进步的光明前程。极大解放和发展了社会生产力，极大改善了西藏各族人民生产生活条件。西藏各族人民欢欣鼓舞，跟着清国一起喜迎新时代的到来。
而且，西藏的农奴制彻底改革之后。远在圣彼得堡的亚历山大二世气的要死，因为西藏的农奴制改革彻底以后，在西伯利亚的农奴开始了自己的自治，并且有一大帮俄国农奴翻山越岭来到了西藏，横穿大漠、戈壁和雪山，就为了向往西藏的自由。我们也不客气，照单全收，而对于边境的少数民族我们都是采用爱之如一的国家民族政策。
在西藏进行的民主改革，废除了腐朽、黑暗的封建农奴制，百万农奴和奴隶翻身得解放，不再被作为农奴主的个人财产加以买卖、转让、交换、抵债，不再被农奴主强迫劳动，获得了人身自由等一系列人权。这是划时代的伟大变革，西藏从此开始了从黑暗走向光明、从落后走向进步、从贫穷走向富裕、从专制走向民主、从封闭走向开放的光辉历程。从这一天起，雪域高原才有了欢歌笑语，才有了美好的憧憬。我们已经制定了60余项符合西藏实际情况、维护西藏人民利益的地方性法规、条例、决定和决议，内容涉及政治、经济、文化、教育等各个方面。这些地方性法规的制定和实施，为西藏人民各项民主权利的实现和地方社会经济文化事业的发展，提供了重要的法律保障。
西藏的农奴制改革彻底以后，我们的目光又投向了工业上的改革，工业化势在必行，当然改革也不能忘记。因为第一产业是农业，我们的现在要求是农业全面实现机械化，工业现代化，国防科技化，交通事业现代化，为了这四个现代化，我们必须在工业上下一番苦功夫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