伍崇曜是商人，在商言商，对于高价出售开山炮并不觉得有什么不妥。倒是李秀成颇感心痛，他的近卫师是革命军精锐，总共才装备了两门开山炮。
韦志先一下子就买走两门开山炮。太平军有了这种重炮，日后攻坚略地岂不更加方便？
杨烜不便向李秀成详细解释，只是说道：“重型火炮需要特制的炮弹，太平军无法生产这种特制炮弹。我们只要控制住炮弹的供应，就能防止太平军滥用重炮。
“最重要的是，我们将借机向太平军派驻一支炮兵教官，扩大革命军在太平军中的影响力。日后天京有事，这支炮兵教官说不定也能发挥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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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谓“天京有事”，只是一个模糊笼统的说法。只有极少数的军政大员，才知道“天京有事”指的是洪杨内讧。
伍崇曜和李秀成都不知道，情报局已经预测洪杨之间必将内讧。越国对服从纪律看得很重，杨烜既已决定卖炮，伍崇曜和李秀成也只好作罢。
趁李寿春、韦志先正在订议合同，杨烜则趁此机会了解起怡和公司军工厂的事。
华夏近代工业，肇始于晚清洋务运动中的军工业。最早的军工厂，当属曾国藩于1861年创办的安庆内军械所，又称“安庆军械所”。这是满清政府最早创办的新式兵工厂，堪称是中国近代机械工业的开端。
相比于日本的明治维新，晚清洋务运动明显早于日本，却最终落后日本。晚清洋务运动中创办的近代工业企业，尤其是兵工厂，大多管理落后，连年亏损，不仅不是洋人的对手，就连日本都比不上。
最直观的，就是晚清军工产品价高质劣。其成本之高，简直到了骇人听闻的地步。
恭亲王曾经评价福建船政局，说朝廷在上面投入了巨款，结果造出来的军舰价格高、质量差，南北洋都不愿购买福建船政局的产品。
他的原话是：“我们的赫德（海关总税务司）拿了大清的银子外购军舰，拿足了回扣，给足了家乡兵工厂（英国造船厂）的利润，购买的装备11寸火炮的蚊炮船造价英镑（法郎）。
“这种蚊炮船不远万里出口至中国，运费、保险、折旧又是一笔费用。到达中国后，其价格比福建自造的舰船还要便宜一半。”
左宗棠、沈葆祯都是晚清名臣，在福建船政局上倾注了无数心血。福建船政局尚且如此不堪用，更别提其他军工企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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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鸿章主持的江南制造总局，同样不遑多让。江南制造总局每年从江海关收入中提取四十万两白银做经费，又大量承揽北洋、两江的业务。
但江南制造总局步枪年产量最多时也只有4000多只，平均每只步枪造价近百两银子。
李鸿章从美国订购林明敦枪，连运费、保险等费用在内，每支才12两白银。英国施耐德步枪更便宜，才需银10两。洋枪外购成本仅仅是自造的十分之一，性能上还远远超出。
因此，淮军自己都不愿使用江南制造局制造的步枪，尽管江南制造总局正是淮军领袖李鸿章一手筹建的。
造不如买的局面继续在民国延续下来。民国时期烂大街的汉阳造步枪，1915年时售价是20元现大洋，北伐战争时是30块现大洋；而进口步枪在1911年时平均售价不过是10元多一些。
之所以形成这种局面，很有一个原因在于，晚清兵工厂是官办的。官办企业效率很低，浪费很大。
譬如江南制造总局，是李鸿章一手创办的。那时候，李鸿章是两江总督兼南洋通商大臣。江南制造总局设在上海，李鸿章可以光明正大地管理江南制造总局。
李鸿章调任直隶总督兼北洋通商大臣时，不愿把江南制造总局这块肥肉让给他人。一番利益博弈之后，朝廷下旨，江南制造总局由南洋大臣、北洋大臣共管，经费来自江海关收入。
这样一来，两江总督可以从江南制造总局中分得好处。李鸿章担任直隶总督后，仍然继续遥控江南制造总局。
不难想象，江南制造总局成了李鸿章的禁脔，既是他的提款机，也是他安置淮系亲信的机构。满清费资千万投资的江南制造总局，从一开始便是官僚主义横行，受到官府的严密控制。
官办行不通，便有官督民办、官民合办，总归离不开一个官字同，始终困难重重。
隔壁日本在明治维新时，一开始也面临着同样的问题。但他们反应很快，干脆把官办的军工厂私有化，扶植财阀，闯出了一条工业化的路子。
日本的工业化同样存在极为严重的社会问题。财阀控制经济，社会贫富差距加大，底层百姓在贫困线上挣扎。就连日本引以为傲的皇军，下级官兵都穷得无法养家。
为了维持国家经济的持续发展，日本只剩一条路可走：对外扩张，军事冒险。此举更把日本百姓带入了万劫不复的深渊。
在儒家文化伦理下，一旦商人控制国家经济，就会形成财阀，对政治经济社会的方方面面形成极为恶劣的影响。
杨烜的思路是，由国家强力干预经济，但并不直接控制经济。在表现形式上，经济仍是以私营为主，却受到国家政策的强烈影响。
譬如怡和公司，便由伍崇曜家族控股，算是一家私有公司。怡和公司与英商怡和洋行合并后，又增加了外资股份，私有化色彩更浓。
怡和公司这两年来发展迅猛，有两大关键因素：
一是接收了广西新宁公司的技术转让，而广西新宁公司是由军政府控股的企业。作为交换，新宁公司获得了怡和公司的股份，并在怡和公司董事会中占有一席之地。
二是怡和公司在改制过程中，得到了军政府的注资。军政府的注资额度不大，却能在土地、政策、客户等方面给怡和公司带来便利，也获得了董事会席位。
因而，军政府在怡和公司董事会里有两个席位，虽不至于控制董事会，却能起到监督、指导、促进的作用。
军政府对于经济发展的思路，主要就体现在这六个字：监督、指导、促进。
怡和公司仍以伍氏家族为主，却吸收了外资、政府投资，既能获得外资的客户和销售网络，又能得到军政府的政策指导。
这次军政府牵头，为怡和公司带来四十多万白银的订单，也至少带来三十万两白银的利润。
但杨烜并不关心这些，反而对降低枪炮成本、改善企业经营水平非常关心，便问伍崇曜道：
“听说广州洋行出售的洋枪售价在14法币至20法币不等。现在1852式步枪的成本多少，能与洋枪竞争吗？还能继续往下降吗？”
接连三个提问，杨烜的关切之情溢于言表。伍崇曜不敢怠慢，说道：
“现在我司生产的1852式步枪，其出厂价格在20法币左右。我们对外出售的1852式步枪为外贸版本，性能有所阉割，价格仍高于洋枪，但其射程、射速、精度、威力都优于洋枪，很有竞争力。
“降低成本的关键在于提高产量。只要产量提高了，成本就能拉低。前期我们采购了机器生产线，扩建了厂房，组织了工厂培训班，投资很大。后面，等产量提高了，销路打开了，价格就会降下来。”
以购买力讲，广州市新入职的公务员，其月薪为五元法币，约合3.5两白银。这在广州属于中等偏上的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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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支1852式步枪的价格，将近科员工资的四倍。这在杨烜看来，显然是过高了。
不过，联想到晚清江南制造总局生产步枪成本价高近百两银子，杨烜还是释怀不少，说道：
“这次事出仓促，我们直接把这笔订单指派给了怡和公司。以后，还是要鼓励自由竞争，怡和公司要与新宁公司、外国洋行同台竞技。你们必须继续降低成本，继续提高枪支性能。
“下一步，革命军采购军火，将不再指定工厂，可自主从怡和公司、新宁公司、外国洋行中采购。怡和公司是军政府重点扶持的企业，你们要不辱使命，争取走在全国前列。”